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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图书馆长达恩顿荣休,“全球数字图书馆”馆长达恩顿进击
近日,《哈佛公报》刊出消息,今年6月30日,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将从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职位上荣休。在普林斯顿执教39年后,于2007年返回哈佛到现在,达恩顿教授已经执掌哈佛大学图书馆8年。不过,76岁高龄达恩顿终于退休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让他工作的另一个面向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看到老爷子在70岁高龄干的那些事,也真是惊呆了。
作为欧洲文化史专家的罗伯特·达恩顿,是国内学界广泛熟知的学者,他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屠猫记》等著作,在国内喧嚣的图书市场上,多年来已经沉淀为经典。达恩顿的学术成就自不待言,俗一点说,除了“罗氏奖学金”、“麦克阿瑟天才奖”,他还获得过包括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在内的多种奖项。
但是,在哈佛,让罗伯特·达恩顿享有盛誉的并不是杰出学者的身份,而是他所推动的一项更为远大的事业——最大限度开放可共享的文化遗产。作为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是一位文献数字化的实干家,一位将学院中的知识从商业开发的威胁下拯救出来的勇士。在卸任之际,达恩顿说:“如果用一个词概括从2007年到现在我干了什么,这个词会是‘开放’——将哈佛开放给世界。知识应该被看做一种自然资源。”
这绝非一句空话。美国最大的线上文献资源整合平台——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DPLA,域名为http://dp.la/),正是达恩顿自2010年亲自打造的项目。2010年10月1日,他曾召集40位专家学者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人士来到哈佛,讨论如何利用互联网创造一座数字图书馆,以便免费让“任何人都能获取我们的文化遗产”。
达恩顿这个大胆的提议,从乌托邦变成了现实只用了三年时间,2013年4月上线的DPLA,目前整合了美国超过1200座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资料中心的资源,其中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史密森博物馆三家著名机构,现在提供的资源达1000万种之多。然而事实上,DPLA的目标不仅是将美国所有文化遗产集中到一起,免费提供给所有人,它还有雄心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教育平台,目前,欧洲和澳大利亚的资源也已经被链接进来。达恩顿说,五年之内,DPLA将成长为“全球数字图书馆”。
光听起来就如此庞大、复杂的项目,在短短三年时间就从无到有地成为互联网上每个用户都可以免费获取大量信息的资源库,与达恩顿对知识作为资源应该共享的执念和激情分不开。在2010年10月的《纽约书评》上,刊发了达恩顿在上述哈佛大会上的发言,名为“我们能够创造国家数字图书馆吗?”(Can We Create a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这篇慷慨激昂的发言,结合了理想主义的憧憬和根植于现实的依据,达恩顿说,我们要向实现的目标,正是启蒙哲人们的梦想。“这个项目背后的野心要回溯到这个国家的建国之时。托马斯·杰弗逊曾言简意赅地说:‘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他是对的——在原则上。但是在现实中,对于时代所积累的智慧,大多数人都被挡在门外。在杰弗逊的年代,只有一小撮精英能够进入学习的世界。今天,感谢互联网,我们能向我们时代的所有同胞敞开那个学习的世界。我们已经拥有了让杰弗逊的梦想成为现实的技术手段,那么,我们有这个决心么?……国父们的话并不仅只是被我们引用的言辞,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他们是认真的,而且,他们所说的在今天仍然有效——除非你认为互联网已经让《美国宪法》过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制背后,是另一个共和国,正是这个共和国让《美国宪法》成为可能。它就是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一个以笔和出版物为动力的信息系统,一个对所有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开放的知识王国,一个由作者和读者组成的共同体,除了才华,没有任何界限、监察和不平等。像启蒙运动中的其他人一样,我们的国父们相信,自由获取知识是共和国繁荣的决定性条件,而且,如果公民们可以在文人共和国中练习他们的公民身份,美利坚合众国也必将繁荣。……通过创造国家数字图书馆,我们能让我们的同胞成为国际文人共和国的积极成员,在国内,我们能够增强公民的凝聚力。钱和技术,我们可以找,但是我们能找到决心吗?这正是在这个会上我想要提出的问题,我也希望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能够得到答案。”
事实上,在DPLA项目之前,罗伯特·达恩顿已经做成了两件事,来实现他对知识共享的坚持。2007年刚到哈佛大学图书馆任职的时候,达恩顿就参与进了包括哈佛在内的美国高校和谷歌之间的斗争。谷歌想要将这些高校仍在版权期的图书数字化,纳入他们的商业项目。对此达恩顿说:“商业化的危险是个自始至终都存在的危险。谷歌想要贩卖图书使用权,但是最终它也并不可能在我们图书馆的四周筑起高墙来收取入场费。”在与谷歌的抗衡中,哈佛最终同意让谷歌将85万种进入公共领域的图书数字化,而试图将版权期图书数字化的想法最终被反垄断法驳回。
2008年,达恩顿在哈佛艺术与科学学院建立了哈佛学术数字通道(Digital Access to Scholarship at Harvard,DASH,网址为https://osc.hul.harvard.edu/dash/),达恩顿说,在这个平台上,“学者的研究能够抵达超过100个国家,远远多于仅在期刊上发表”。目前,DASH的下载量总计已经超过530万次。达恩顿认为,当下的纸质期刊出版体系仍是非常不合理且相当昂贵的,他相信,“在10年之内,网络开放获取(open-access)的期刊,将完全成为主流。”
DPLA上线之后,达恩顿又忙起了新项目。2013年,他领衔了“北美殖民史”(Colonial North America)项目的开发,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将从马萨诸塞州、纽约州、魁北克等地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扫描,从而建立一个数据库,用以解释“新世界”的起源。达恩顿认为,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数据库,“将改变我们对于这个国家起源的认识。”项目的效果立竿见影,在霍顿图书馆发现的一份1767年波士顿请愿书,其中包含了超过650个名字,很多妇女也在其中,这是几年后美国革命核心人物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虽然达恩顿对纸书仍有十足的信心(参见他接手《哈佛公报》的采访《为书辩护》(In defense of books)以及2011年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信息时代的五个迷思》(5 Myths About the‘Information Age’)),认为不可抗拒的数字化并不意味着印刷资源不再重要,而从古登堡之后手抄本在三个世纪后仍然存在的事实来看,纸质书仍将在很长时间内不会被取代。但是对于多媒体,达恩顿自己也十分热衷,在他撰写《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将那时流行且鼓动了法国政治危机的街头歌曲,根据对十几首歌曲乐谱的研究,请人将这些歌谱谱写出来,这样读者在研读的过程中,就能配合着收听这些歌曲,获得更实在的感受(点击打开链接)。
退休之后,达恩顿仍将继续做研究,他的新项目是研究波旁王朝,“虽然我从这件办公室搬出来了,但是我也不用再开会了,不用再做会议记录,可以好好做历史了。”在达恩顿的网站上,我们能够看到他的第一个完全在线的出版物,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图书出版情况。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想对这位老爷子喊一句“bravo”了呢?反正在下已然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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