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洲：还是让中国外交话语保持合理的“难懂”吧

        日前，澎湃新闻发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张锋博士的文章《为什么中国的外交话语这么难懂？》，继而三位学者就中国外交话语“难懂”问题进行了一场小小的辩论。在拜读这些文章之后，我亦有所感想，但并非“选边站”。

        关于中国外交话语在别国、尤其是西方看来“难懂”的问题，虽然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者早有谈及，但正式成文提出来讨论，将问题摆上台面，仍然是有意义的。

        不过，张锋的文章看起来是一篇随感，而非深思熟虑之作。他指出中国外交话语的宏大叙事和整体综合思维的特点给“外界”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与疑惑。这一点不难理解，但这“外界”到底是指谁，并不明确。由于他举的都是与西方学者接触的有限案例而非基于统计学分析，论证的“科学性”自然不足，而且即使把“外界”缩小到西方，那到底是指西方的政治人物、普通大众、一般的国际关系学者还是研究中国外交的专业学者，并没有说明。

        他引述澳大利亚外交部政策研究室朋友的话，将“合作共赢”认为是中国外交话语模糊、“大而空”的“极好的例子”，多少显得矫情。在一个有标榜有“win-win”传统的西方文化中，“合作共赢”的话语非要明确为“在什么方面进行合作将获得怎样的共赢”吗？

        “新型大国关系”也在文中“中枪”了，这个连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都采用的词，如果中美之间有分歧，难道不是因为大国互信的千古难题与利益的纠结，而是由于该词本身或中国政策的模糊性？

        此外，他自问自答、自我解套式的写作，也模糊了他想要说明的问题。当然，许多有活力的问题都来自于随感式的写作，而且大量像我这样的读者也没有“科学癖”。他指出的中国外交话语不要只顾宏大叙事而要更多地细化和具体化，确实切中了中国外交话语的一大要害，也几乎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共识。因为毕竟，外交话语只有被“外界”理解了，才能获得认同度，甚至转化为外交政策软实力。中国外交话语不缺宏大的叙事和原则性声明，缺的正是分众化和精细化传播。

        徐进博士从张锋的文章中敏感地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实际上抱怨中国外交话语难懂的总是西方人，二是话语背后是权力和利益之争，西方人抱怨中国外交话语难懂实质上是西方主导的话语权向中国的转移。

        对于第一点，由于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形成的“中－西”二元思维，我们将西方人当作“外界”也算是个习惯。非西方国家的抱怨当然不是没有，但至少并不突出，相反，恰如徐博士所举出的一些例子可说明的，非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外交话语的接受程度更高，更少有鸡蛋里挑骨头的。

        对于第二点，张锋博士觉得将来自法国社会学家福柯的“话语即权力”与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权力概念相替换是令人惊讶的，理由是福柯乃“后现代主义”大师，而徐进博士是在典型的“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意义上使用权力概念，两者在理论上并不相容。

        我想指出的是，第一，福柯所说的“话语即权力”与现实中的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线，话语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虽与国际关系中原先认知的物质性权力、精神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组织性权力不同，但都具有“权力”的通约性，话语权只是扩展了原来国际关系学者对于权力的理解，且作用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第二，应从现实国际关系中话语作为一种权力形式的实际影响来考察其权力属性，不宜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出发，进行人为的切割，况且通常被为是“后现代主义”大师的福柯，也明显具有反“后现代主义”色彩；而话语作为权力则早在“前现代”就一直发挥着作用，福柯只是发现了这一命题而非创造了这一权力关系。

        我们今天的世界本来就是一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混杂的世界，具有后现代意味的“话语即权力”命题，在现代性社会一样有它巨大的解释力。所以，虽然张锋博士觉得徐进博士对他的批评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即中国外交话语的某些部分存在模糊与含蓄的特点，但在笔者看来，徐进博士的认知也属于对张锋博士文章的合理推演。

        中国外交话语“难懂”的问题，本来是“外界”的一种感知与意见，不是我们国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能否认的。同时，在国际体系中日益崛起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利害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中国外交政策要被外界更好地理解，就应该使中国的外交话语更好地“融通中外”，而非自说自话。

        若外交话语不被他国理解，那么再漂亮的调子，做得再好的政策行为，其影响力都将大打折扣，甚至外交政策行为的合法性在“外界”的误解中消失殆尽。这些都说明，中国外交话语的“难懂”问题需要我们正视。然而，中国外交话语“难懂”的问题，也并不是按照西方思维强调个体明晰性与使用它们听得懂的利益话语去解释就能解决的。事实上，中国外交话语的“难懂”问题，涵盖更多需要分析与辨别的因素，在此就以下四个方面加以简要探讨。

        其一，中国外交有一套话语体系，宏大叙事与综合整体性话语是其一大特点，但也只是中国外交整个话语体系的一个部分。

        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数十年来不断变化，如反殖、反帝、反霸的革命话语逐渐淡化，而采用西方的话语逐渐增多，但在构成结构上既有原则、路线、方针、政策的宏大叙事与综合性整体性话语，也有具体的针对国别、地区与领域的话语，所以宏大叙事不是全部。

        其实，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的外交话语都会有宏大叙事与综合性整体性的部分。由这一部分中国外交话语引起的“难懂”问题，既有中西在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上的不对应性原因，也有言行脱节的原因。

        前者典型地体现在一些中国词语与概念在西文中找不到对应的词可翻译上，后者是由于一些本来大而化之的概念与话语因缺乏相应的政策行为做“解释”，或缺乏细致的引导与解读，而在异文化背景下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在这一方面，中国外交话语既需要进一步完善，也需要与政策行为更好地协调一致，还应该更多地发挥公共外交等说服手段的作用。

        其二，中西外交话语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背后是中国与西方在整个文明冲突与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别。但这不是中国外交话语“难懂”的充分理由。

        实际上，西方政要越来越地喜欢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名言警句，而这些话语所具有的典型中国思维方式，绝不比原则性的、具有宏大叙事特点的中国外交话语易于理解。

        就拿美国政要来说，尼克松1972年访华与周恩来会见后认识到周是绝不“伤人情面”的人，在与毛泽东见面时他则引用了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里根在1984年访华时的祝酒词用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则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卡特卸任后在1981年8月访华时引用了中国古诗“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老布什总统在1989年访华时引用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谚语；克林顿在1998年访华时引用了孟子的话“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2009年中美首轮经济与战略对话开幕式上，美国奥巴马总统也引用孟子的话“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同时国务卿希拉里引用了“人心齐，泰山移”的谚语，财政部长盖特纳引用了“风雨同舟”这一成语；同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引用了“温故知新”的成语。另外，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引用“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成语，澳大利亚前总理更曾说希望成为中国的“诤友”。前不久，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对于南海问题更是讲起了“风水”。

        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国文化传统思维并不构成西方人理解上的障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基础上的中国外交话语，西方人也并非不能理解，只是对于非专门研究中国文化或外交政策的人来说，要理解就需要下些功夫。不过，西方人抱怨中国外交话语“难懂”，往往超过了文化差异的范畴，而猜测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与意图。这就不能怪罪到中国文化思维的模糊性、综合性与整体性及宏大叙事等特点上来。

        其三，在习惯于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视角下，崛起的中国需要对自己的外交政策进行合法性自证。

        外交话语的模糊性或非明晰性，既有文化思维上的原因，也有政策灵活性与比变动空间的考虑，含蓄、委婉甚至“打太极”都属于常态，是各国外交话语的共性，不唯中国如此。

        例如，美国对于“在钓鱼岛问题上如果中日发生战争它是否选边协助日本”的表态就很模糊，它“重返亚太”的意图与“再平衡”的政策底线也令人费思量。如果说近年来中美之间存在互信不足的问题，那么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对华外交在政策表态与政策行为上常常自相矛盾，其外交意图也很“难懂”。但是中国学者不是去抱怨它的对华外交话语“难懂”，而是一直在努力地、细致地去理解，生怕漏掉任何有用的信息。

        显然，美国外交话语的不管是直白的还是模糊的表述，我们都习惯性地认为是常态，它也不需要合法性自证。回过头来看，西方人抱怨中国外交话语的意图不明，生怕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利益构成挑战或威胁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所以希望中国“坦白”，这背后的思维就是崛起的中国积极有为外交政策有“原罪”。

        由于西方人已经习惯于他们对世界秩序的主导，或习惯于美国霸权，而对中国的崛起与积极有为的外交，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希望中国外交亮明底线、一览无余。可见，西方学者对中国外交话语 “难懂”的抱怨，根本上说是在一个仍然由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意图让崛起的中国对自己的外交政策进行合法性自证。

        其四，中国外交话语还需更多反映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思维。

        外交话语的影响因素包括：显而易见的利益考量、必不可少的政策合法性认知以及潜移默化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等，其中，利益常常被认为是核心要素。其实，利益不仅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观念，一定程度上是由合法性认知、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所“建构”的，因此希望仅仅以明确利益关系来化解外交话语“难懂”的困境，只是一厢情愿，把问题简单化了。

        最近20多年来，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中已经采用了越来越多的西方概念、范畴与表述，尤其是美国学者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方式、思想观念、思维逻辑和是非观念，如其反对恐怖主义的话语，国家利益的话语、软实力的话语、全球化的话语等等，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话语表达。这种影响有其积极的一面，也包含着西方话语的陷阱，别的且不论，至少包含着国际关系思维单一化的陷阱。

        如果分析一下美国霸权的构成，其话语权占有重要的份量，若没有话语权的支撑，物质力量增长不会自然地成为霸权的基础。可以说，美国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话语霸权。美国的话语当然可以借鉴甚至借用，但如果毫不反思地去追随美国的话语，那么中国实际上也就参与了美国持续性话语霸权的构建。

        然而，不管是美国的话语，还是更宽泛而言的西方的话语，都是它们的利益、文化与思维的表达，而与中国有显然的差异。中国要成为世界性大国，利益的表达要有更多的自主性，外交政策的合法性要依据自己认定的是否曲直，文化与思维方式上要更多地植根于五千年文明的积淀，概言之，中国的外交话语还需更多地反映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思维，而非“外界”一嚷嚷中国外交话语难懂，我们就急不可耐地以它们所习惯的利益话语、文化话语与思维方式反复加以“坦白式”解释，却置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思维于不顾。

        外交思维的美国化对于中国是一种伤害，对于世界也是一种伤害，还是让中国外交话语保持合理的“难懂”吧。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