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国军参谋长忆抗战百态：公职人员清苦，驾驶兵最吃香

        【编者按】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赢得了伟大但艰难的胜利。一位全程参与对日作战的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在晚年回顾作战经历、钻研军事战略，留下40余万字文字史料，记录了他对前线与后方的观察和反思，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抗战细节。

        这批未公开的文稿定名为《战争之经纬（上下卷）》、《国粹用兵手册》，作者金式。

        据《浦江百年人物》（张解民、江东放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9月）记载：金式（1904-1994），浙江兰溪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五军参谋长、第六战区补充第五旅旅长、第十一 预备师副师长、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少将师长等职。抗日战争中，金式随汤恩伯军团对日作战，相继参加南口、徐州、随枣、豫中、桂柳诸战役，曾于台儿庄一役负 伤，因作战有功，获颁“指挥有方”嘉奖令。

        抗战结束后，金式于1946年2月退役回籍，与妻曹秀珊致力农耕，淡泊 度日。1948年汤恩伯为阻人民解放军南下，重召金式归队，任第一六四旅旅长，后令准改称第二〇三师，任师长。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席卷 江南。金式经内弟曹艺策反，萌起义之意，并主动与中共地方武装金萧支队联系。因军统特务作梗，未能按金萧支队指令集结待命，起义与投诚良机骤失，大部武装 被人民解放军击溃。1949年后旅居香港、澳门，改名赵秉富，以劳力谋生。1993年由其长子接至河南许昌定居，1994年病逝。

        经家属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将陆续刊发部分文稿，以飨读者。本文为“抗日战役总动员之检讨”系列第二篇，反思战争中的物资动员为何没做到位。

        “抗日战役总动员工作，在事变前政府没有发过全套计划，只在二十七年（1938年）首都迁到武汉后，由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份抗战建国纲领作为总动员的法案；也只是在文上与口头上大动其员外，事实上距总的尺度很大。”

        战争是最富有破坏性与消耗性的行动，任何国家，其工商再如何发达，一到战时，都会感觉物资缺乏。一方面是敌我两方的大量消耗与破坏，一方由于壮丁抽调入伍，工农生产力减少了。故在战时必须统制物资，其目的不使物资外流资敌，不使奸商囤积居奇。能保持充裕物资，既能保持国家战斗力，也可以稳定物价，维持民心与士气之安定。

        吾国当年由于工业落后，很多物资与日用品，都靠外输入的。七七事变后，海口被封锁，物资接济中断，若能及早统制起来，仍感一切物资之缺乏，何况到三十二年一月，才开始管制物价，又是情重于法，对囤积者既未能依法严办，加以经手人营私舞弊，更予奸商操纵机会。于是洋货飞涨 ，农产品跟着涨价，而且一日数涨，无形中贬低了法币的价值，终于也迫得政府不得不把法币贬值。法币愈贬值，物价愈高涨，跟着公营事业相继加价与公务人员之加薪，次次都刺激物价高涨了。在如此物价高涨与法币贬值的赛跑过程中，老百姓改为以货易货，吃亏还少，却苦死了军人与公职人员！不但影响前方军人的杀敌士气，也影响了后方工作人员的工作情绪：一个月的薪水，想吃饭就无钱付房租，付了房租就不要吃饭了。那时的文武公职人员，真是苦不堪言！其起因就是统制物资太晚了，又统制得不彻底之所致。二十九年夏季，我去重庆出席全国第一次幕僚长会议时，曾听到以下两个新闻：

        当时中央对于公职人员已经加过几次薪，大家还是叫苦连天，委座于心不安。有一次，他曾化装减从去街市私查物价，先到百货公司买一顶礼帽，用去五元，旋又去小食馆便饭，两菜一汤，用了三元数角。他觉得很满意，边走边想：物价并没有涨很多，何以公务员老是叫苦呢？其实当他出巡私访前，早已有人通知卫戍总部，再转告各店家规定只许比战前稍贵一点云。这是官官相印，事前打个招呼，怕他知道实在物价而大发脾气！其实当时的市价比战前涨十倍多了。

        抗战开始后，军中最行鸿运的，莫过于汽车兵团的驾驶兵，由于他们出差机会多，大走其私，也是沿途逃难的人以及行商们不惜用金钱行贿，只要驾驶兵肯搭他们，代价多一点也无所谓。于是驾驶兵的钞票，远远滚进，袋袋平安，用之不尽，反正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他不到。逃难中也有由各方来的女学生，由于军情恐怖，既早与父母离散，茫茫前程，何处栖身？为了想早点脱离虎口，往大后方栖身计，只要驾驶员肯搭她去后方，就下嫁于又臭又脏的他也无所谓了！

        当驾驶兵回到大后方，自然要带漂亮的新夫人去公共场所游吃一番。当年重庆冠生园的湖蟹，索价五百元一只，除驾驶兵外很少人敢吃，于是轰动了整个陪都，谁都知道驾驶兵的钱多与用钱之阔绰呢！

        在开会期间，曾由成都方面传来一个新闻：有某甲至亲之女公子，肄业于西南联大，未婚。某甲想介绍一位在军中当团长乡亲给她做男朋友，该小姐说：“驾驶兵我都不愿嫁他，还同团长结婚吗！”

        以上是有关物价飞涨、公务员生活清苦的一段插曲，兹仍回本题，续谈物资之统制。关于物资的统制，负责统制的机构与人员，如果没有大力量支持他们，所谓有势有钱的豪门，不会接受法律约束的，那正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再统制也无补于事的。故当年统制之结果，豪门以及有靠山的工商界大发其国难财，只是穷煞政府与公务员而已！

        由于统制不彻底，就有黑市的大买卖，因为有钱佬平时吃惯用惯了，一旦受统制，极感痛苦，故千方百计不惜重价购买，于是黑市生意大行其道，结果只有统制之名而少有统制之实，害得安分守己的市民，有钱买不到东西哩！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统制的出发点，由于统制不彻底，变成既寡而又不均，那时大混乱的开始，影响前后方人心之不安定者很大！

财力动员

        财为购物媒介，是囤积者必须的条件；何况财能通神，为万恶之源！战时如仅统制物资，不约束财源，无异扬汤止沸！

        当年政府对财的动员工作，事前很少准备，只叫四行多印纸币；至民国二十七年春，始在汉口召开货币会议，设立外汇管制委员会，原定百元法币可换美元三十元，改为美元十六元，已将法币价值贬低了百分之四十了。

        开战后，由于物价大涨之故，战前所印法币不够应用，临时向美国添印纸币，当新币运回香港途中，被日机炸沉了。民国二十八年夏季，中央已无法币可发军费，各军师曾一度向就地县政府借用度日，迫得财政部只好将早已印好以备胜利后改换纸币用的关金券提前出笼以为救急，这是主持财政者未能未雨绸缪之所致，也是主事人对动员工作欠内行之后果哩！

        财之范围包括纸币、金、银等；金银在战争时应禁止买卖，不应为顾虑妇女们之首饰而准轻量使用于市场。那时凡机关、工厂发薪之日，就是金饰店生意最旺盛的时候，这是贬低法币之信用，积少成多，贻害不浅。此外通用之币值，已存入银行的，要限制其提取量，以防囤积物资或物资金外流；同时还要提供存款利息，奖励国民存款。外国纸币，绝对禁止在国内通行。财是战争持久的命脉，不因少数特殊人之反对而马虎了事。吾人八年抗战之所见，黄金、美钞、港币在国内通行无阻，甚至到抗战末期，各种交易在城市均以黄金、美钞为标准，农村以谷物为对象，对还粮纳税等，连政府自己也拒收法币了。此种反常的恶风气，简直是拆政府的台与拖抗战的后脚，根本谈不上总动员了！

        “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故财力动员除统制财力外，还要广开财源，使全国财力，包括政府于国民私人之财力，都要动员起来。而八年来的事实，政府只知道多印纸币，多加票上的圈子，致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加速物价的飞涨，对于国民的私有财力，并没有征收的打算；对于贪官污吏以及豪门的财产，虽经参议会通过没收的提案，政府也未使照办哩！此次抗战，谁都知道是吾国空前的一次抵御外辱的大战争，国民中想来不无玄高卜式的有识之士，由于政府的高级人员，未能以身作则，为政府倡导踊跃捐输、为民表率，老百姓当然也不愿捐献了！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以吾国人口之多，每人捐献一元计算，四五亿人口，也可以得到很大一笔财源呀，然而当年政府并没有做呢！

交通动员

        有关军队远距离的调动运输，以铁路为最快；由于军情的千变万化、转瞬即逝，能及时增援，始能捕捉战机，故在战时一切交通列车，都应该让军车先开的。记得在内战时，不管军情紧急否，军车总是押在客车之后；虽经军队一再交涉，都是相应不理的！非到老总们枪口迫着他们，休想先开。抗战时，各线铁路起终点、以及交通中心点如徐州、郑州等地，均有运输司令长驻车站办公，直接指挥各站长、控置军运事宜，凡有军车开往前方增援时，总算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大前提下，让军车先开出、先通过，什么特快车、飞快车、蓝钢车、绿钢皮等特别快车、都押在兵车之后了，这算符合了总动员之要求。

        除火车外，余如公私交通工具为汽车、大小运货板车、骡马及船舶等，似乎没有动员、也没有统制。军行所至，要想利用地方上的交通工具，其困难程度还是同内战时差不多。

        国军骡马，本来都没有照编制数配足，抗战爆发后，各部队补足了很多弹药、器材、工具等，更感输力不够。于是很多军师长愿意提节余项下的钱向民间购买骡马，谁也不肯卖！有时迫于紧急的军情上之需要，不得不强向民间牵马拉夫了！民间若能多预备民夫协助军队运输，也很方便的，但不少乡保长未能切实负起责来。也有狡猾的乡保长，根本避不见面，各部队对于民夫雇佣，不得不失信民间，叫原夫继续挑运，于是军民愈起隔阂，终至大路边乡民，一闻军队将至，早已逃避一空，不要说大批夫子雇不到，有时想雇一向导带路也不可能，这是县以下的地方政府，没有做好交通动员工作之所致。二十六年冬季，太原告急时，汤军团未能及时赶上救援的任务，由于晋省也未能搞好交通动员工作，专用官兵两只脚，要从太行山区去救援，那是用远水救近火，十分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哩！

        兵站汽车部队由前方送伤兵至后方，或由后方送辎重至前方，多半空车回往，听由驾驶兵之走私舞弊；一个有证件的军官反而很难搭上这些运输车，只有照样多出钱是例外，普通民客肯多出钱，即使非空车也能乘坐，能够来时运辎重至前方，返时送伤病兵至后方之密切配合者殊不多见！如第七节（见上期“史料”）所说的驾驶兵舞弊事实，都是交通工具没有统制与执行上欠彻底之所致。

        三十年十二月初，日寇南进时，我在报上看到以下一则新闻：

        “日寇攻略香港的前几天，吾财政部曾派了两架飞机至港九，回航时因无资源内运，只带回孔公馆两只狗。事后参政会曾向孔部长提出质问：何以不把滞留港九的重要官员及内地流亡来港的大学教授带回来……云云。”这也是未能彻底实施交通管制所造成之丑闻，中央自己尚如此不联系，自难希望地方上的彻底统制了！

工业动员

        工业动员之范围通常包括下列四项：

        甲、国内公私营工厂之统制，视军事上的需要，酌将私营工厂可供军用者改为军用物资之生产。

        乙、非军事安全地带之公私营工厂，一律向后方安全区期限迁移。

        丙、原有工厂原料之统制与分配。

        丁、舶来工业原料之储藏。

        有关工厂之迁移与原料之储藏等，最好在动员准备期间，最迟在动员前都要完成的。

        当年抗日时，自九一八事变后，政府既决心先安内后攘外，就该将华北的工业先迁移到陕甘一带才对。日本鬼子的野心勃勃，明眼人谁个不知道中日之战，无法避免！而中日首要之冲，自东北沦陷后，其次是华北首当其冲。由于国人安土重迁的习性，以及华北各省执政者之自私、固执，要想把他们的工业西迁，本来是很苦难的；为了整个国家与民族之存亡着想，也只好尽量说服华北负责诸公以及工业界向西北大迁移的，中央若真能开诚布公，（有）大公无私的风度与委婉求全的耐心，也并非全不可能的事！

        长江以南的工业，首推上海，次为无锡、南通、广州等，杭州虽然只有几家绸缎厂，一样也可以改成织布厂。九一八后，中央如果决心要长期抗日，上列工厂早应该向西南大后方迁移；事实上在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才仓皇内迁，又加敌机轰炸，受很多无谓的损失。据统计先后迁往川、黔、湘、贵者，不到千家工厂、十余万吨物资、以及一万余人的技术员而已！还有很多工厂及大量物资，都送给敌伪了，也只有上海一处而已，其他各地根本无人过问；所谓总动员委员会，只是一个空机关，职责不分，事权不集中，早已是三个和尚无水喝的疏落局面，发生不了总动员的成效的。由于内未安之故，攘外问题尚徘徊在和与战的叉路时，七七事变已先爆发了，重蹈和战未定而金兵已渡的悲剧呢！

        本来总动员令既下后，工业与农业都要加工生产才对。而抗战时的生产情形，即军用工业的步机枪以及枪炮弹药等产量，距前线所需用的相差很大，以致作战部队的武器，只有损耗，没有补充的，弹药虽略有补充，也少得可怜！其他如轻重炮的补充，自己既不能造，更谈不上了！

        如上所说，足以证实工业动员工作也没有做好呀！总之，此次抗日的总动员工作，除在动员两字上加一总字外，与以往内战时的单方面的军队动员相比，看不出有多大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