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让我们来务实地谈谈如何提升中国外交话语能力

【编者按】

        澎湃新闻5月15日刊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张锋《为什么中国的外交话语这么难懂》后，引发外交学者热议。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中国惯用比较宏大的外交话语，比如“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等等，到底是谁在觉得这些表述难懂？如何提高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能力？

        继中国社科院学者徐进的《为什么抱怨中国外交难懂的总是西方人》和张锋的回应《中国外交难道不需要国际说服力吗》之后，复旦大学学者苏长和也加入了讨论。他认为，为了实现概念和理论在外国的当地化，有时投其所好是对的，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学会变其所好。

        在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中，时常听到一种观点，就是中国的学术话语在自说自话，别人听不懂。还有一种外来的观点认为，不只是学术话语，中国官方政治话语和外交话语别人也听不懂，影响了外宣质量。有人指出，“亲、诚、惠、容”周边国家听不懂，“合作共赢”“和谐”等概念太空，等等。于是有人建议要改造我们的政治和外交话语，用“国际主流社会”能听得懂的语言表达自己。对这种现象我们到底怎么看，以及怎么办？

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政治

        概念、术语、名及其构成的话语系统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思想的载体，往大的方面讲，它们是一个国家文化主权的组成部分。

        世界上几千种语言，唯独没有通行的世界语，有些特定的语言在某个特定阶段影响范围较大，但是其也不构成世界通用语。在东亚，曾经存在一个汉语文化圈，随着一些国家的“去中国化”，汉语退出了这些国家的日常生活；在欧洲，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在各自国家称雄的时候，都曾是较为广泛使用的外交语言，如今在独联体国家，还存在一个俄语区；英语得益于英国的不懈努力以及美国的崛起，目前在世界上影响范围较大。

        从世界语言区来看，存在英语区、法语区、俄语区、西班牙语区、葡语区、阿拉伯语区等语言版图。一国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会为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由此甚至诞生语言经济学这门分支。

        语言的不同，必然带来各种思想表达系统在沟通中存在的困难，在一开始的交流过程中出现相互听不懂是常态，这就需要借助文化交流来尽力克服这些困难。

        但是文化交流往往存在强弱问题。以政治和外交话语来说，西方特色的政治和外交话语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士”的阶层也抱怨听不懂，三四百年前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候，当时中西力量格局是中强西弱，这些传教士为了顺利在中国传教，采取的战略是遵从中国文化，用中国文化中的词汇转换其词语，也即“以儒释耶”“以中释西”的战略，以进入中国体系再求改造中国，但不是很成功，后来随着中西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西方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起来后，就不再按照中国文化标准来解释自己，而是直接强攻，转为“以耶释儒”“以西释中”战略，以我为主来改造中国话语，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解释中国。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中西文化格局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听得懂英语特色的概念、术语、名及其话语系统，但这不能证明别人语言和话语体系就更好、更易沟通、更易为人懂；反过来，由于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不对称，外人自然很难懂得中国丰富的治国理政词汇、政治话语以及外交话语。

        这种听不懂不是说我们的政治话语和外交话语存在沟通障碍，而是别人不懂汉语或者中国政治和外交文化造成的。因此，我们不要误以为，外人听不懂中国政治话语和外交话语，是因为中国政治话语和外交话语存在根本的沟通缺陷，因为大而空、逻辑不当等等。进一步设想，当外部一个国家竭力用汉语来表达其政治和外交问题时，中国人也会生出“听不懂”这个问题。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更多的外国人在学习汉语中理解中国，懂汉语的人多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其实，就我本人所知，有些搞中国政治外交研究且懂汉语的外国人，以及在华做生意的人，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的公报以及《人民日报》文章的理解能力，丝毫不输给国人，这些人对中国政治话语和外交话语不是不懂，而是懂得很。

话语能力提升的几种办法及其效果

        话语有时会上升为一种文化外交战略，利用自己的话语系统去覆盖、遮蔽、替换对方的话语体系，达到同化、规训或者孤立对方的目标。比如，话语孤立的一个办法，就是强势话语体系经常说别人说的东西不专业、听不懂、不知道在说什么、与国际主流不接轨，以此达到规训和教化的目标。

        十年前中国在国际上提出“和谐世界”这个概念的时候，西方舆论普遍的反应就是这个概念又大又空，是中国特色，听不懂。纯粹从学术研究来说，“和谐”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如果说“和谐”概念很空很大，那么西方几个世纪精心打造的西式“自由”“民主”概念则更空更大，歧义纷繁。

        读者会有规律地发现，我们现在提“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命运共同体”等，英语学术界和舆论界往往也会说很空很大、没有操作性，而且还通过五花八门的解释将这些核心概念的含义稀释掉，有的时候甚至对其进行污名化。总之，你的概念、术语表达再好，就是不规范、听不懂。这种话语肢解战略是有规律的，对此学者必须要有基本的学术和文化鉴别能力。话语政治还有很多种操作和规训手法，限于篇幅，在此不表。此外，关于话语学，在福柯之前，中国古代的名学其实早就探讨了这个问题。

        在话语竞争格局下，往往有不同的应对办法，效果会不一样。

        第一种办法是投其所好，遵从强势话语一方，按照符合强势话语一方的习惯和标准来表达自己。这个时候，在强势话语评价体系的塑造下，弱势话语中的一方往往马上会收到表扬，但是在不知不觉中被规训和同化了。

        例如，为了让别人懂中国政治，如果我们放弃“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央地关系”等西方读者不太接受的概念，用“国家资本主义”“威权”“联邦制”等概念研究中国，这个时候别人确实是懂了，但是自己政治概念体系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肢解掉了，将自己研究成了“四不象”。

        第二种办法，是有一定文化志气的国家，试图进入别人体系，然后再去争夺话语权。这种办法初始时有一定的效果，但长远来说则很难说。事实证明，在你还没有学会用别人的表达提高自己话语权之前，自己价值体系和概念体系可能在不自觉中丢掉了，慢慢成了别人体系的一部分。

        古代中国为此提供了经典的案例，也就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候，在汉化过程中被同化了，没有改变中原，反而被中原所改变。假设现在世界有一个大国，其试图以进入英语表达体系中再去改变对方，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其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与上述例子一样。也就是等你觉得自己似乎有话语权的时候，你已经成为别人的一部分，不是你自己了。

        第三种办法是坚持以我为主，用自己的核心话语把自己解释清楚，同时在不伤害别人文化尊严的前提下做到解释别人。唯有文明自成体系的国家才有这样的抱负，也必须要有这样的抱负。这需要坚持不懈地通过教育教化，来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概念和术语。

        例如，汉语学术成果的外译战略应该资助他国懂汉语的人来翻译，这些学者在翻译过程中通过查字典等方式，会逐步理解汉语学术圈中的独特的概念和表述方式，从而带动这些概念和表述方式的走出去。大家反过来想想，西方社会科学概念无不是中国人自己翻译过来的，本人很少读到西方人自己花宝贵的精力将自己的东西翻译成中文再在中国出版的书。当然，这种状况与我们主动向外部学习的过程有关，所谓欲求会通，必先超越，欲求超越，必先翻译。但是，从国家文化战略来说，这只是一个过程，最终目标是培养海外帮我们传播概念和话语的人。

        据统计，现在海外有7000万人在学习汉语，假设这些人能够从基本的汉字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他们对我们外交话语中所说的“亲、诚、惠、容”“和谐”“义利观”等价值理念，就容易产生共鸣和亲近，不存在听不懂或者曲解的问题。

为世界提供来自中国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

        有人说，中国的整体主义、阴阳组合思维别人不懂，应该用西方个体主义、利益思维来阐述外交话语。其实，为了实现概念和理论在外国的当地化，有时投其所好是对的，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学会变其所好。

        为什么我们就不反过来想想，中国整体主义思维恰恰是一个优点，构建和谐共生的世界就需要整体主义思维而不是个体主义思维呢？人类政治文明是不是被个体主义思维所折磨，恰恰需要整体主义思维来弥补个体主义所造成的缺陷呢？我们现在是不是存在个体主义思维太盛而整体主义思维缺位带来的消极现象？政治学和外交学著作如果多一点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受此教育下人是不是更倾向于用和谐共生视角来看世界，从而有利于世界和平？

        对此，倒是美国的一位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叫安乐哲，撰文指出关系思维和整体思维对弥补西方对抗式二元思维的积极作用。话语政治经常有一个尴尬现象，就是当你放弃和丢掉了自己的优秀和核心价值理念，完全跟着别人说而不是自己如何说，忘了自己的根和本的时候，别人有一天很可能把你丢掉的好东西捡起来，说你的东西才是好的。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这段话？就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这段话的核心是为世界提供来自中国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而不是针对不同国家形成不同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

        假设为了让自己的政治话语和外交话语分别为了让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等地区的人懂，符合各自表达习惯，从而形成不同的概念表述体系，那最后翻译出去的政治和外交话语岂不是支离破碎？大国的政治话语和外交话语有严肃、严密、严谨、权威、准确、连贯特点，它只能在自己政治和外交标准下去阐释和解释，不可能为了满足各种不同口味的外部受众，进行过多的调整和变化。

        实际上，在中国政治和外交话语体系中，已经为世界政治和外交提供了许多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带一路”、协商民主、和平发展、韬光养晦、关系、结伴不结盟、新型义利观、命运共同体，外人离开这些概念，恐怕很难理解中国政治和外交，外人通过领会这些概念，其实也是在习惯中国智慧和中国思维。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上升，中国更需要以我为主，用自己鲜活的语言来表述世界。最近，有学者就用中国外交话语系统中的“韬光养晦”，以中释西，说美国现在开始“韬光养晦”了。过去不少美国学者总是抱怨这个词不准确、传递信息不明确，或者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卧薪尝胆”角度曲解这个词，也许当我们用这个词定义美国外交的时候，或许他们在使用过程中就慢慢懂了。世界上用“韬光养晦”一词的人多了，“韬光养晦”就不是一个中式概念，而是一个普遍概念，完成从专有名词向普通名词的转变，也就不存在自说自话的问题。类似这样的话语传播技巧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有人说天底下最难的两件事情，一是将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大脑中，二是将别人口袋中的钱赚到自己口袋中来。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传教的目的是为了把自己的信仰装到别人大脑中，经商的目的是为了将别人口袋中的钱赚到自己口袋中；教没传成却信了别人的仰，钱没赚成自己的钱反而进入别人的口袋，可谓败笔。所以宗教界和商界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成套的思想营销和商品营销的手法，形成了不被人重视的国际通用规则。当然，我们政治话语和外交话语的对外表达和对外传播不是搞营销，更不是像个别国家那样目的是为了改造别人，但是上述两个领域积累的成套经验或者国际通用规则，倒是我们需要好好学学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