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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百年 | 追问“我们是谁”前，先追问“我是谁”

澎湃新闻记者张博

2015-05-25 16:48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新文化运动至今百年了。这场运动，也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然而，百年之后，何为启蒙，何为文化自觉，依然悬而未决，争议颇多。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启蒙，它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有何异同？五四所产生的思想觉悟，究竟是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在新文化运动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何在，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何在？这些在百年中国思想史中反复回荡的时代主题，依然摆在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前。

5月16日，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了以“何为启蒙、何为文化自觉”为主题的研讨会，邀请具有不同思想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展开自由的、多元的对话。

本次研讨会共分三个单元，分别由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姚中秋和中国人民大学周濂作主讲报告，与会并参与讨论的有（按音序排名）：复旦大学白彤东，华东师范大学陈赟、崇明、方旭东、高瑞泉、顾红亮、李永晶、刘擎、邱立波、宋宏、唐小兵、吴冠军、周保巍、周林刚，上海交通大学杨帆，上海师范大学郭美华等。

会议第三单元由许纪霖主持，周濂作题为《文化“主体性”：一个虚假的焦虑？》的主讲报告，白彤东作评论。以下为澎湃新闻整理的本单元会议纪要，分上下两篇，此为上篇。因篇幅所限，精彩发言无法一一呈现，望读者谅解。内容已经讲者审定。

本单元主持人许纪霖（左），主讲人周濂（右）

周濂：在座的学者彼此都是好朋友，也是老朋友，过去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是短兵相接近身肉搏，对彼此的身法、招数甚至语气都很熟悉。来参会之前我就预计会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结果到了现场发现，状况更加惨烈，多人已经被“炮决”、“犬决”好几回了。

干春松曾经在朋友圈给我留言，他说：“把某种焦虑判定为虚假，是治不了焦虑的。陈独秀他们判过一次，后来他们焦虑了。我估计你也快焦虑了。”我回复他说：我作为个体，其实一直都很焦虑，比如说前几天通宵写这个会议的发言稿，写不出来，我特别焦虑；每周疲于奔命地上课，我也很焦虑；我女儿一天一天地长大，我没时间陪她，我也很焦虑。

然后，看到许老师发送的会议通知我就更焦虑了,因为他把我的标题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号。当我说“文化主体性：一个虚构的焦虑？”时，我的本意并不是斩钉截铁地判定这就是一个虚假的焦虑，而是很真诚地提出一个问题。

说来有趣，某种意义上，新文化运动就是从标点符号的引入开始的。1915年，胡适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的文章，大谈引入西方标点符号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掀开了新文化运动之白话文运动的序幕。

“文化主体性”在语义上是个毫无意义的超级概念

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知道“主体性”是一个舶来词，英文是subjectivity。狭义的subjectivity是指拥有意识经验的个体。这个“意识”包括perspective（视角），sensation（感觉），belief（信念）或者desire（欲望）。广义的subjectivity是指有行动性的entity（实体）。“有行动性”英文是agency，也就是说它能够对其他的对象或实体有所行动或施加某种power（权力或影响）。

我刚才说，作为个体我很焦虑，我相信你们一定理解我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正在焦虑的这个主体是一个个体意义上或行动意义上的主体。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些焦虑，都是很具体、很真实的焦虑：我作为作者我焦虑论文，作为老师焦虑课程，作为父亲焦虑我女儿的成长。其中最关键的是，作为焦虑的主体，这个主体是有意识、有视角、有感觉、有信念、有欲望的，会反思、能行动并且能为行动后果负责任的人，他是一个agency，是一个entity。

所以，当我们谈论“主体性”的时候，我们首先谈论的是这样一个主体/行动者。而“文化”本身，它不是一个行动者。它没有人格、意识、信念、欲望，它无法行动也无法为行动的后果负责，当然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主动反思性的主体。所以，虽然我们大概知道“文化”是什么意思（其实它也非常含混和复杂），也知道“主体性”是什么意思，但是把“文化”和“主体性”放在一块儿，到底什么意思呢？它是个nonsense（废话，垃圾）。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文化讨论、社会讨论制造了太多这种nonsense。用“主体性”去形容文化，其实就是一种错误的、拟人化的、原始的思维方式。在文化场域，焦虑的主体从来不是文化本身，而是生活在文化当中的、相互分离又彼此关联的、各个不同的个体。是我们这些个体，在反思、在焦虑我所从属的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而文化本身既不反思也不焦虑。

所以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意思：“文化主体性”这一表述，不止是一个范畴错误，而且是一个毫无意义的nonsense。

主体哲学的思想资源之一是“主体思想”

有人也许会说，所谓的文化主体性，并不是要把抽象的、非人格化的“文化”视为行动者。文化主体性，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就是强调文化的独立性，特别是相对异质文化挑战时的独立性。比方说北京大学的楼宇烈先生在《中国的品格》一书中说：“现在的挑战是：我们怎样在与强势文化的交流中，保持一种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既汲取对方的营养，又不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维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立性？”这么一来，“文化主体性”其实就是一种修辞性的说法。背后真正的意思是想讲文化独立性的问题。这样理解的“主体性”更接近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实体”，substance或entity，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而不依附于其他事物而存在的事物。这种主体哲学或实体哲学，我们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或《形而上学》。但是亚里士多德离我们太远了，而且太形而上学，我所能想到的最直接的思想资源也许来自于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的近邻——朝鲜。

1955年，金日成第一次提出了“主体性思想”。1982年3月31日，金正日在纪念金日成七十寿辰的全国主体思想讨论会上发表过一篇很长的论文，题目叫做《关于主体思想》，其中有两句话值得一提。第一句是：“开辟了主体时代的朝鲜革命一开始就必须自主地创造性地进行，否则就无法前进一步。朝鲜革命是以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为斗争对象，并把反帝民族解放革命的任务和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执行的艰巨而复杂的革命，是要开拓前人未走过的道路而前进的艰苦的革命。”第二句话是：“民族主义者和赶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袭了过去导致国家灭亡的事大主义和派别斗争的恶习，不想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却妄想依赖外来势力来实现独立。当时，说是在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各自都搞个党派，为了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而奔走……”

我给这两句话做了总结。所谓的“主体思想”，前一句告诉我们，它对外是要强调排他性的，这种排他性不仅仅是通过区分“我的”和“你的”来确立我的主体性，而是要强调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来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或者独立性。后一句则说，它对内强调通过反对一切宗派意识和个人主义来实现高度同质化的所谓主体性。

所以分析到现在，我想提出两点。首先，从语义学角度来说，“文化主体性”这个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它是典型的毫无意义的超级概念，是对语言的败坏。其次，从政治的效果来说，如果是为了独立性而讲独立性，对外很有可能导致孤立主义和排他主义，对内很有可能导致压制性，这种斗争哲学是对心灵的败坏。无论是哪个意义上的“文化主体性”，我觉得都不值得推崇。

文化自觉意味着“自知之明”，而不应等同于文化自信

与文化主体性相似，“文化自觉”这一表述，我觉得也是一个nonsense。文化自觉同样有把文化拟人化的趋势。当我们说“文化自觉”的时候，我们要问是谁的“自觉”，谁有能力“自觉”？很显然是身处在文化中的每一个真实的个体或某些群体，从各自的perspective出发，从各自的生存处境出发，去有意识地反思文化。那个抽象的、无人格的、无反思的文化本身是没有可能自觉的。

我刚才说，费孝通也是在滥用“文化主体性”、“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概念，但他有一个问题意识是特别清晰和明确的。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这一自知之明尤其表现在“明白这一文化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它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而搞清楚了各个民族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等等，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适应现代世界和现代社会。

费孝通的这一表述，是相当中道和不偏不倚的表述。他并不是说，我们有了文化自觉就一定有了文化自信，或者一旦有了文化主体性我们就有了文化自信。我觉得很多人在谈文化主体性、文化自觉的时候，其实就等同于文化自信。但费孝通讲的，只是“自知之明”——我知道我在什么位置，仅此而已。那么由此延伸而出的是自信、自卑还是不卑不亢，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应是一个事实性判断，而非价值性判断。

所以费孝通说：“文化自觉的提出，有助于回答怎样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一个接榫之处，不仅仅是除旧开新，也是推陈出新，或者温故知新”，其基本的功能或目标是“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我觉得，以这种价值中立的方式去理解文化自觉，要比那种充满了斗争性的、敌我之分的、为了独立而独立、为了自信而自信的强调文化主体性，更加符合我们学者的本分——即，你要面向事实本身，要先搞清楚其来龙去脉，然后才能作出判断。

本单元主讲人周濂。

在追问“我们是谁”之前，应该先追问“我是谁”

但是，我个人觉得费孝通先生在讲“文化自觉”、“文化认同”这些表述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大的问题。他后来在很多次的学术反思中也对此作过自我批评，他说他在过去的研究中，存在着“只见社会不见人”，会更多偏重社会结构的分析和描述，最大的缺点是“只见社区不见人”。我个人觉得，今天的讨论从上午到现在，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我们只谈文化不谈人！从来没有一个讲者谈过具体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感知、有反思的人，这些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究竟是什么？用“文化”这个高度抽象的、同质的、给定的概念，去遮蔽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上的千千万万个具体的个人的个体自觉和身份认同，这是今天整个讨论最大的问题。

“只见文化不见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将文化做拟人化的理解，这会导致对知识的分立性与人的分立性的忽视。所谓人的“分立性”，我认为完全无需从“原子主义”乃至“单子主义”的角度去夸大，只要每个人意识到自我的同一性以及与他人的差异性，“分立性”这个事实就已经确立。

所以我的观点是：与其说“文化主体性”，不如说“文化认同”；与其说“文化自觉”，不如说“个体自觉”或者“个体认同”。“文化认同”是一个有意义的表述，因为它蕴含着具体的个人与抽象的文化之间的同一性（认同）关系。而要想有意义地谈论“文化认同”，就必须首先谈论“个体自觉”和“个体认同”。在追问“我们是谁”之前，我们应该先追问“我是谁”，把“我是谁”的优先性放在“我们是谁”的前面，是对个体的分离性事实的充分尊重。这样去思考的“文化”才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事实上，中国的文化从来都是异质的、流变的、处于历史中的、开放的。大一统的一元文化只存在于文人的想象之中。

文化认同对个体的存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只是个体主体性的一个构成性部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政治认同、经济地位的自觉，等等。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现代社会是一个分立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分离了。个体的认同也是分离的，是不同的身份认同的拼接物。所以老丹尼尔·贝尔有个说法，说自己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一个人的identity（身份）是多个面相的组合和拼贴。

文化主体性是“虚假”的焦虑，个体主体性才是“真实”的焦虑

谈到个体的身份认同，我刚才引金正日的那一段话，最后一句话说的是，要确立朝鲜的主体思想，就要“放弃为了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而奔走”。这一表述让人想起了黑格尔那句著名的“为承认而斗争”。从最粗略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为承认而斗争”。一种是对外的，作为整体的文化、民族或者国家的“为承认而斗争”；还有一种是向内的，作为民族国家内部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为承认而斗争”。

借用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的说法，作为整体的文化、民族或者国家在“为承认而斗争”的过程中，会让个体放弃对“消极自由”的追求，而“更紧密地与团结友爱、相互理解、平等结合的需要”相关联，这些需要被称作“社会自由”，它这要求个体放弃消极自由以及个体的独立性和分离性，强调个体和个体融为一体的感觉。由此会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作为整体面目出现的个体，会宁愿忍受本族的野蛮统治，也不愿接受外族的开明的统治。所以伯林说，此时个人独立和自由（liberty），就被群体和社会的整体独立和解放(liberation)而取代。这样会造成一个非常奇特的结果：一方面，人们屈从于国内的寡头或独裁统治；另一方面，又声称这种状况是对自己的一种解放。这样一种作为整体的民族、国家或人民对外的“为承认而斗争”很有可能会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

第二种“为承认而斗争”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的个体和个体之间，或者群体和群体之间。这就要谈到福山那本被很多人批评为“末世论的”以及“浅薄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福山在这本书中借用了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来阐释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是由人们寻求承认的需要所推动的。当然，生存或利益的需要很重要，但“为承认而斗争”的需要也非常重要，可能更重要。而且这种对承认的需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历史上的各种制度，比如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共产主义制度、法西斯制度等，它们也包含某种意义上的承认的形式，但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造成了推动历史演变的各种矛盾，进而推动了制度的更新、变迁和发展。福山作为一个所谓“历史终结论”者，他会认为只有自由民主制度在平等的、相互性的基础之上，才真正地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

为什么自由民主制之前的所有制度下的承认都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奴隶主对奴隶、君主对臣民所需要的承认，要远远大于后者所需要的承认。这种不均衡性导致了社会矛盾。只有在理性的、平等的、互惠的个体之间所达成的承认，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有生命力的承认。这种承认首先要求每一个个体有充分的自觉，对自己的身份有明晰的反思和认同。我不知道历史是否真的会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但是自由民主制度所设想这种基于自由平等的个体之间的相互承认，是非常值得向往的一种理想。

回到“文化认同”这个主题，我当然认为这是有意义的说法，因为“文化认同”是构成“个体认同”的诸多面相之一。但是光讲“文化认同”是不够的，我们首先要确认什么是“个体认同”。个体认同的构建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但无论其答案是什么，相比所谓的“文化主体性”以及“文化自觉”这些“虚假”的焦虑，个体认同或者个体主体性毫无疑问才是“真实”的焦虑。

“永远都有别的办法！”

最后我想讲个例子。David Schmidtz在他的书The Elements of Justice中说，他曾经和前苏联的学者讨论“电车案例”（一辆电车行驶途中失控，前方有两条轨道，一条上面有一个人在走，另一条有五个人在走，电车应该选择哪条轨道？）。然后就发生了非常有趣的对话。当Schmidtz介绍了这个案例的情节之后，前苏联的学者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一定会有别的解决方案。”Schmidtz就说，请关注案例背后要讨论的观点，而不要想着去修改案例情节，在这一案例设定中你别无选择。前苏联的学者们又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我们理解，我们以前也听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被告知，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没有别的方法可行。但我们被告知的这些都是谎言。There has to be another way!（永远都有别的办法）！”

谢谢大家。

本单元评论人白彤东。

白彤东：周濂你开始讲“文化主体性”是个无意义的提法，我是很同意的。现在的很多文化之争、中西之争，背后的立论都是很虚的。一般有人开始笼统粗疏地谈“中国文化怎样怎样”、“中国人怎样怎样”、“中国哲学怎样怎样”，我就会开始回回微信，干点儿别的事情。

周濂讲的文化上为了独立而独立，导致对内压制、对外排外的结果，我也很赞同。这一点上，毫不客气地讲，现在很多做儒学的人，像蒋庆，确实有这样一个倾向：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要有一套自己的东西，西方人的那套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适用的，我们要以我们的文化建立起自己的制度。这种倾向背后的排斥情绪很强烈。

把儒家理解成一小撮人的信仰体系，恰恰是“五四”以来反传统的结果

但是，我想讲两点。第一点，以我个人经历来讲，在中国号称是自由派而对儒家缺乏基本理解的人，远远超过儒家里对自由宪政排斥的人。儒家里面我认识的多数人是拥抱自由宪政的，而我认识的自由派中多数人是对中国传统持极端拒斥态度的。那么，我们可以问，所谓文化自觉导致排外，从哪儿来的？这可以一直往前追到“五四”，要打倒“孔家店”的那个“五四”。为什么要打倒“孔家店”？背后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搞不成，有人一看为什么日本搞成了？因为日本脱亚入欧了。所以我们也要把自己的“孔家店”都给掘掉。在他们眼里，中国的一套东西是特殊的文化，更是特殊的坏文化。只有把这套坏文化去掉以后，才能拥抱西方的先进文化，在此基础上接受民主和科学。而后来对这种极端的反传统的一种反动，即辩护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坏文化是好文化。因此，这种中国文化或者儒家的“原教旨主义”背后的根本出发点，恰恰是新文化以来反传统者对儒家的矮化（将其矮化成中国特殊文化）。

与此不同，港台新儒家倒是有把儒家当成普适性的。但是，他们的主流的背后是一种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五四”的主流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坏文化，去掉传统文化才能有民主科学。牟宗三就说，不是，我们儒家的“老内圣”（即儒家的心性之学）是好的，因为它能开出“新外王”，即民主和科学。所以，我认为将中国文化当成中国人的特殊文化，或是号称儒家可以开出民主与科学，这两种立场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主体性”，是被“五四”对中国文化的批判逼出的反应。

第二点是说，你提到文化自觉是要了解我是谁。刚才有位老师提到熊十力能打动他的内心，诸如此类都是自由派里对儒家比较温和的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儒家对有些人的身心还是有点儿好处的，儒家作为一套特殊的安顿身心、安身立命的东西，可以保留下来。言下之意，你们儒家自己玩自己的，但是不要玩我们。也就是说儒家在现代这个多元体系里只是其中一元。这是现在很多声称同情儒家的自由主义者对儒家的理解。

但这种把儒家理解成一小撮人的信仰体系的看法，恰恰也是“五四”以来反传统的结果。因为“五四”以前，儒家一直以为自己是普适的，有一套全面的政治制度安排。你可以说这套安排不好，你不接受，但不能说我这套安排只能限制于一个特定的人群。孔子、孟子谁也没有说过他的那套儒家思想只适用于鲁国人或邹国人。恰恰相反，孔子说要搬到九夷去住，虽然这是蛮夷之地，但是“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也就是说，他认为他的那套东西连蛮夷这样没有文明的人也可以接受。所以本来儒家的这套东西，就有很强的普适性、政治性层面，但“五四”以来自我矮化成一套有文化特殊性的东西。对这种倾向我是非常不接受的。

个体的解放与自由真的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吗？

至于周濂刚才提到的个体解放、自我认同，都很激动人心，但关键在于：这种“解放”的观念是真的每个人都需要的吗？尼采就讲过这种观点，这种个性的解放可能对上等人来讲是可欲、可追求的东西，对一般人来讲它是个负担。真正的个人自由是真的每个人都要去追求的价值，还是少数的精英、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接受的价值？并且，哪怕是个人的一种觉醒，也需要他者的引导和社会的影响。在我看来，“五四”表面上要讲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但事实上却做了很多最伤害个人自由的事。因为对个体的消极自由的保护，需要一个社会的安排。像英国革命获得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彻底跟传统决裂的革命，它保留了很多封建贵族的东西，让封建贵族和王权去斗争。

我觉得中国近代以来，对传统做得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1905年废除科举。把士绅的上升渠道给压制住了，这帮读书人没事干就天天瞎编理论去闹事。如果你给他一个上升渠道，有一个温和改革的话，也许中国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先是废科举，然后“五四”打倒孔家店，使得中国历史上士权对皇权的限制、对皇太子的教育、整个官僚体制的安排、县以下的乡村自治，所有这些对专制的制衡手段一一失效，于是只剩下专制。1949年以后搞土改，更是把最后的乡绅都杀光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五四”想要让人个性解放，这一说法很好听，但它通过种种反传统的做法达到的恰恰是最专制、最奴役的社会。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保留传统中那些，看似让个体没有那么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制度，反而我们能够保证更多的个体的消极自由。这是我为传统辩护的原因之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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