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渭滨：从钟情美术到钻研历史，突破革命史研究范式

        沈渭滨先生一生跌宕起伏、丰富多彩，当过兵，务过农，绘过画，也编过话剧；在荒唐岁月中被批斗，被殴打，被关禁闭，也被劳动改造，但他终在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园地辛勤耕耘，不断开拓，意气风发，老而弥坚，突破革命史研究范式，成就“近代化”研究范式志业。

沈渭滨先生

起步辛亥革命史研究

        先生出身小商人家庭，家有“宏兴馆”饭店，在七宝镇上颇有些名气，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被公私合营。父亲读过私塾，从小督练习字，成就先生书法。母亲不识字，严格礼仪，养成先生谦谦君子风度。先生从小爱读书，流连于隔壁杂货铺包东西的旧书报中，十岁前后，四大名著都已看过。先生更喜好绘画，理想是成为美术家。

        先生七岁入读上海市立明强国民学校，1950年毕业考取七宝农校初中部，1953年毕业报考中等美术学校未取。同年11月参军，先后任福建军区干部学校、福州军区工程兵司令部国防工程建筑设计科教员、档案员、绘图员等。仍不能忘情于绘画，业余时间外出写生，喜欢速写、素描、水彩、水粉、油画等。其间展露才华，1956年7月在《福建日报》发表《民间艺术的广阔前途》，曾任福州军区报社驻军区首届体育文化大会特约记者。听闻初中同学高中毕业纷纷考上大学，十分羡慕，希望复员。两次打报告后，1957年终得成行。

        先生回到家乡参加高考。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体检结果色弱，理想彻底破灭。不能专业绘画，可以研究美术史吧。料想历史系应该有美术史专业，于是填报历史系，第一志愿考取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当然，历史系没有美术史专业，要求转系转学校，自然没有可能，只得安心于历史系。慢慢地，先生发现了历史的魅力，产生了兴趣，并决心走历史研究的学术道路，一旦确定就“紧咬不放”。

年青时的沈渭滨先生

        最初，先生立志研究唐史，后来又喜欢近代史。他以为近代史更接近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可以从中探寻到源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深受列强侵伐的屈辱史，也是中华民族的抗争史、从王朝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奋进史，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折的关键起步时期。因此，先生这种选择与转变，除寻找现实的历史之因外，还有从近代纷繁复杂的历史演化中寻找“治世良方”，显示了先生“以史经史”的关怀。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魏建猷先生对他影响甚大，并建议他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因为“近代史上所有发生的大事都可以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体现和引申”。从学术研究起步，先生就得到名师指导，选定了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且可上溯和下延的研究领域，为他后来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奠定了基础。

        先生学习刻苦，勤于思考，成绩非常优秀。三年级被派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实习，随汤志钧先生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很快就有成果，四年级在《学术月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试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夏东元先生商榷》。《学术月刊》是当时除《历史研究》外全国最好的刊载历史论文刊物，对一个在校学生而言，在上面发表文章的难度可想而知。几十年后，先生回忆起仍有些激动：“当自己手写的字变成铅字的时候，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论文的发表，更坚定了先生从事历史研究的决心。

        大学毕业后，先生任上海市七宝中学政治老师。教学之余，仍致力于学术研究，下“狠功夫”，每天看书做笔记到晚上十二点。1963年发表《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指出同盟会中部总会虽然是一个革命性组织，对革命有客观的促进作用，但不可否认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创设该会主观上有对抗孙中山的意图，是“分裂同盟会的一种恶劣行为”。这一观点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影响甚大。显露出先生注重思辨的史学研究特色。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当年先生曾报考陈旭麓先生的研究生，惜乎未能录取。但从此与陈先生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并不断向陈先生请教学习与研究中的问题。其后，先生还与同学、同事合作，在《历史研究》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出版独幕话剧《补课》等，充分展示了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横溢才华。

        不想，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被深深地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劫难之中，作为“保皇派”被造反派批斗、殴打，有家不能回，严重地影响了家庭生活，极大地损伤了孩子的心灵。1971年以“炮打林副统帅的5•16反革命分子”罪名，被非法隔离审查，关入禁闭室。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下，先生仍不放弃学术追求。在被关禁闭的九个月期间，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躲避监视，凭借记忆在香烟盒大小的草纸上，写就五万余字的《七宝沧桑》两卷和十万余字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章。前者被誉为1949年后七宝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七宝镇志，后者也为先生后来的辛亥革命研究奠定了基础。

        1972年4月，先生调至上海县华漕中学。离开是非之地后，先生仍被时代大潮所裹挟，将才华与大好的青春年华浪费在撰写法家人物小故事等上面，但他深知学术研究的生命意义，继续撰写《辛亥革命史稿》，完成了第一卷，并请陈旭麓先生批评指教。适逢陈先生借调复旦大学领衔主编中国近代史，因金冲及、胡绳武已调北京，编写人员不够。陈先生深知先生才华，借调先生到复旦试用三个月，期满于1975年12月正式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由此，先生从一个中学政治课教员成为著名高等学府一名大学教师，不能不说，这是先生学术生涯中的关键性转折点。

《七宝沧桑》       

突破革命史研究范式

        进入复旦以后，先生以为作为某个研究领域的精深专家自然非常可贵，而且也很必要，但作为一名大学教师，需要面对学生的各种疑问，知识自然不能局限于一个专业领域，于是他给自己设定了成为一个“会通型”史家的道路。在不断拓展研究领域的同时，先生也积极思考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并突破已有藩篱，寻找新的研究范式。先生接受教育与从事历史研究初期，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正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的“毛泽东－范文澜”近代史体系笼罩近代史研究时期。先生自然不满意这种简单化的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革命史研究范式，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成为“近代化”研究范式的拥护者与实践者。这种研究范式把近代中国置于中国近代化历程来观察，研究中国如何、怎样从传统走向近代，探寻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在《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导读》中，先生已有陈说；2001年，更将出版的精选论文集径直命名为《困厄中的近代化》，鲜明地亮出其姿态。

《困厄中的近代化》

        因此，先生不断开拓研究领域并不仅仅是为了扩展而扩展，而是将他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探寻这一历史关怀贯穿其中。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先生首先突破过去仅仅关注革命党的藩篱，注意到资产阶级和立宪派在革命中的作用。先后发表《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略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论资产阶级立宪派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论文，从个案分析上海商团在辛亥革命中的进步作用出发，进而指出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这个上升时期革命性是其主要方面，重新评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由此他上溯资产阶级的诞生，下延资产阶级的发展演化，先后发表《论五四运动前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论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再论近代中国的时代》等论文，提出并严密论证了“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的看法。先生这一石破天惊的论点给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极高的历史地位，引发了学界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研究的新热潮，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方向。

        秘密会社是维系中国社会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在历次运动与革命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先生也注意到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发表论文《论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认为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是革命派联系下层社会的纽带。由此开始关注会党史研究，先后发表《国内有关天地会起源与性质研究述评》《会党与政党》等论文，辩证地指出会党与政党虽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但近代中国的政党中有会党的因素与影子，会党与政党也会相互利用以达到各自目标。

        同时，先生还发表《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新资料》《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政治觉醒》等论文，探讨了孙中山和近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性转变。在全面研究了辛亥革命的各种力量之后，先生对已几易其稿、超过六十万字的《辛亥革命史稿》进行全面整理，并聚焦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这一主题，于1993年推出三十六万言的专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以传记史与事件史相结合，从上下、左右、前后寻求社会历史的变动与孙中山思想发展的纷繁复杂的互动关系，通过孙中山反映一个时代，通过一个时代来观照一个人的成长。正如杨国强先生所说，全书以叙事、说理、辨疑、讨论汇贯圆融见风格，并在许多地方表现出其富有个性的思考和见解。

        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近代史上比较正规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若在研究辛亥革命的同时，在太平天国史上下点功夫，不就可以把近代史贯穿起来吗？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实习时，深为罗尔纲先生《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所吸引。1965年，与同学合作在《历史研究》发表《论“防鬼反为先”——驳李秀成问题讨论中的几种论调》，开始涉足太平天国史研究。调到复旦后，先生看到太平天国研究起点虽然高，但军事史研究薄弱，特别是对太平军的研究几乎没有。于是，先生独辟蹊径，开始研究太平军水营，撰写《太平军水营述论》一文，详细研究水营建立、编制、职能，确切论证水营的作战得失，被誉为“研究太平天国水师得力之作”。起步就得到学界肯定，坚定了先生研究太平天国军事问题的决心。此后相继发表《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战役研究》《太平军水营“岳州成立说”质疑》《1853年太平军南京战役研究》等，从军事史角度对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先生勇于创新，也勇于对已有定论做出颠覆。1982年出版的《洪仁玕》一书，虽仅有八万余字，却是当时最详尽的洪仁玕传记，书中对《资政新篇》的评述有独到见解，认为其仅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逐步的阶梯，构成了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主张的中间环节。对洪秀全创办“上帝教”这一陈说先生也提出了疑问，先后发表《洪秀全创立“上帝教”质疑》《洪秀全与基督教论纲》等，认为洪秀全虽利用宗教组织发动起义，但并未创立“拜上帝教”。洪秀全起义后仍不能“忘情于宗教救世的大业”。

        对太平天国军事史的研究引发了先生对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的巨大兴趣与热情。他在历史系本科生中组织军事史研究兴趣小组，指导他们分别从事海军史、军制史、兵器史、后勤史等研究。组织复旦历史系与空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三室相关同仁编写《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索引》一书。自己则在总结以往研究得失的基础上，力图从总体上把握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向，相继发表《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述评》《论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对象与分期》《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概论》等论文，从宏观上对中国近代军事史的未来发展方向做出前瞻，在军事史学界激起强烈反响。三篇论文相继被《新华文摘》转载，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的新局面。先生认为近代中国新出现的各种观念形态中，军事思想的近代化是萌发最早而又发育得极不充分的一个领域。近代中国没有形成完备的军事思想体系，没有一部系统的军事学术著作，甚至没有一个代表性的军事思想家。他也有撰写《中国近代军事通史》的宏伟规划，但因近代军事史的整个学术构架还没有完全厘清，许多专题性研究有待深入，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鸦片战争是中西之间第一次正面冲突，历来是史家研讨近代中国命运的起点。先生并不专长这一领域，但因上课的关系，在其中耗费不少精力，而且几乎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自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生主要从思想文化与知识分子角度切入研究，先后发表《论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的经世思想》《睡眼方开与昏昏睡去——鸦片战争与中国士大夫散论》《〈南京条约〉与中国士大夫散论》等，对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中国士大夫对西方势力与西方文化的认识态度做了极为精当与细密的分析，指出在鸦片战争中官僚士大夫多经历了由自大转为自卑的过程，尚未入仕的读书人和虽入仕但尚未沾染官场积习的中小官僚，多战前倡导禁烟，战时积极参战，战后则开眼看世界。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积极向上还是因循消极的各个层面，都在不尽相同的士大夫身上表现其深沉的影响。后尝试以年代学的方法，遵照陈旭麓先生1839年与1840年是“头发与头”的关系的教诲，专注于以往语焉不详的鸦片战争前中外关系及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这一“头发”研究，最终成果就是2014年8月出版的《道光十九年》。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先生开始关注区域文化史研究，主要研究海派文化。1990年发表《“海派”文化散论》，对海派文化的渊源、特征、内涵等做出了条分缕析的论述，并指出“不同的区域文化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需要取长补短”。其后，又相继发表《海派文化生成的社会环境论纲》《重视海派文化研究》等，剖析了海派文化产生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机制，并与学生姜鸣合作，撰著《阿拉上海人——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察》。先生曾计划由海派文化出发，转入上海文化史研究，并以上海文化史为基础，进而进行区域文化史的比较研究，特别是海派、京派、岭南和湖湘四个文化圈的比较，找出各自特有的内在属性。显示了先生治学视野的宽广与雄心。

        先生总是不满足于已有研究领域，不断地开拓进取。他认为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中的作用被历史学界所忽视，因此组织周围学人，编撰《近代中国科学家》一书，更指导学生专门从事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研究。

        人物研究在先生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就。“作为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评价一个人与事件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判断、思考，要有一种知人论世的态度。”先生常常这样说，也这样做。他总是能抓住人物的独特个性及人物在历史变动中改变的社会历史因素，并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的命运。无论是《洪仁玕》《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还是《晚清女主——细说慈禧》都在在体现了这一特质。他既反对神化孙中山，也不同意某些作者恣意贬低孙中山，而为世人正确理解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完整而丰满的形象。他以为慈禧太后“做了许多误国害民乃至妥协卖国的勾当，但也做了不少顺应潮流、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好事。尽管主观上是为了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但客观上确实有利于中国走出中古状态，面向近代化”。超过四万言的《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导读》，在详细分析“蒋廷黻其人”、“蒋廷黻其书”后，研讨中国近代通史写作系统的新陈代谢，已经成为“人物与作品”研究典范。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生命不息，思考不止

        1997年6月，先生从复旦大学退休。退休后先生学术热情更为发抒，笔耕不辍。思想更为成熟，并不断突破以往陈说，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学术新观点。

        他将辛亥革命史与区域社会史结合起来，2002年发表《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一文，指出辛亥革命为晚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东南地区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构架、政治规范和政治运作程序在这一地区的转型；传统的士农工商群体分野被冲破，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产生；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变化和城乡经济的联动。因此，他联系此前对中国近代史发展演化的总体性把握，提出了辛亥革命是近代史开端的重要观点。他认为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不具备界标意义，因此后的中国政治上仍是王朝统治，经济上依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社会心态上向西方学习社会影响也极小。而辛亥革命促成了中国政治结构的真正转型，冲破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和尊卑有序观念，促使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产生转变。因此，辛亥革命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

        他深入思考，认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作为一个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社会的理论体系，其内部存在自我矛盾之处，2005年发表《论“三民主义”理论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指出民生主义的目标和民权主义的政府建构，是自相矛盾的两极：民生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以培育中产阶级为目标的社会改造方案；民权主义设计的却是个“大政府小社会”模式，为国家权力挤压社会自治空间留下隐患。此后，他继续思考，先后发表《“民生主义”研究的历史回顾——孙中山“民生主义”再研究之一》、《平均地权本议的由来与演变——“民生主义”再研究之二》，对“民生主义”做出了非常翔实与严密研究与阐述。他还将“三民主义”理论置于中华文化演化的历史进程中思考，以为孙中山“三民主义”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提出“孙中山是推进中华文化转型的第一人”。2011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应出版社邀请，先生以四个月时间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进行增订，增加字数超过十五万字。与以往以政治派别作为观察革命的唯一动力不同，鲜明地提出了社会合力是促成辛亥革命爆发的全新观点，被林家有先生誉为一部“跨世纪的、意蕴常新的著作”。

沈渭滨先生在书房

        在太平天国研究领域，发表《上海城市民众与上海小刀会起义》，指出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在近代上海社会转型初期由秘密结社领导的城市反清武装起义，上海各阶层在其间有不同表现。作为城市反清起义，有着不同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诸多特点，并对上海城市近代化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先生晚年发表《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十大问题》《“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说质疑》等，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农民战争性质提出质疑：太平天国和太平军基本成员不是农民，其斗争目标和宗旨是反清复汉，并没有反映和表达农民的利益，因此难以定性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如称之为“太平天国反清战争”更为妥切。

        晚年，先生对家乡七宝古镇的修复和修建也建言不少，为蒲汇塘桥和老街修复撰写碑文，并撰有《七宝古镇巨变》《重刊〈蒲溪小志〉前言》《保护古镇就是保护历史文脉》等，提出古镇是中国历史文脉的聚合地，保护古镇就是保护文脉，保护历史遗产。由此，他深入地方史志研究，先后发表《乡镇志是研究上海人文历史的重要文献——〈蒲溪小志〉为例》《晚清村镇志纂修的成熟及其人文历史价值——以江南名镇志〈诸翟村志〉为中心的分析》等论文，提出晚清村镇志的修撰深受章学诚志学理论影响，已经越过明末清初村镇志纂修的草创阶段而趋于成熟。

        先生晚年对历史学科面临的问题也有思考。发表《历史学科必需面对现实拓展研究领域》，指出历史学家应该而且必须对现实深切关怀，注意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并不断从现实的挑战中发现新的研究课题，形成新的学科理论生长点，以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并提出历史学应拓展研究的三个方向，一是大力加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尽快推进这一新兴学科分支的形成和发展；二是利用历史学的优长，整合城市规划、城市功能、城市管理、市政建设、城市生态等诸多学科，形成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机结合、理论与应用兼而有之的城市史研究新学科；三是引进社会史研究方法，加强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等研究。撰写《史学三议》对史学界“通识、通才之难见”、“‘纪念史学’之误导”、“史学研究辅助学科之缺乏”做出反思。

        先生一生将学术视为生命，对他而言，没有思考与写作的生存毫无意义。先生在这样永不停息的思考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先生为学术的一生，也留有不少遗憾。正如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提起自己一样，人也不能脱离他生活的时代。先生到复旦以后，立志作为一个“会通型”史家，他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整体与总体性把握，撰写一部充分反映自己思考、有自己思想理路和架构体系，像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一样的中国近代史。随着他对近代史诸方面研究的深入，有了自己独到见解与理解后，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也撰有厚厚两大本《中国近代史通论》。显然，他对自己的作品并不满意，但他更深知这个任务的难度，他晚年常常说他的话语体系已经固化，无论是思考与写作都不能突破这个体系，要更新中国近代史撰述体系，需要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他虽然突破了革命史的近代史研究范式，但仍受制于时代局限，未能完成一生最大的愿望，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