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从动物保护走向“动物保护恐怖主义”？

        虐待猫狗者遭到动物保护人士人肉搜索、抗议、威胁已不算什么新鲜事，在网上检索虐猫就可以找到好几位有名有姓的当事人，有些人的家庭住址和身份证号至今还留在网上。与以前那些故意虐待猫狗的人引起网民公愤和谴责不同，因为护子心切打伤流浪狗而被人肉、公开道歉又遭围攻的王建先生则得到许多人的同情。那些热爱猫狗而不惜损害他人权益的人常被称作“猫狗党”，他们辱骂、威胁他人和侵犯隐私的行为已让人觉得是一种“动物保护恐怖主义”。

        在西方，也存在与动物相关的恐怖主义，不过与中国的猫狗党不同，这些所谓的恐怖主义组织有更明确的主张、目标和行动策略。他们属于广义的环保恐怖主义的一部分，比较知名的有“动物解放阵线”，他们曾在奥地利发起一系列针对皮毛交易商的财物毁坏行动，以及“地球解放阵线”，他们在2001年放走了明尼苏达大学阿兹海默症和癌症研究中心里所有的实验动物。这些组织的影响日益广泛，以至于FBI和美国国土安全局将他们视为严重的本土恐怖主义威胁。1992年美国联邦政府针对动物解放运动颁布了《动物制品企业保护法案》，以保护各种用动物作原材料的生产企业，2006年该法案被更为明确的《动物制品企业恐怖主义法案》取代。

        这些组织和中国猫狗党更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后者是出于对宠物的喜爱保护流浪动物，前者则明确反对传统的动物保护和家养宠物，主张动物权利，因为动物保护和家养宠物也不过是将动物看作可被人类利用的工具。极端的动物权利主张者虽然会侵犯动物制品企业和相关个人的财产权，但动物权利运动诞生之初曾自觉地将自己视为民权运动的一部分。

        最早的动物权利运动可追溯至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当时建立了“人道联盟”的社会主义者Henry Stephens Salt就认为，人从暴力、恐怖、迫害中的解放和动物同样的解放是不可分割的整体。1907年发起的针对街头流浪动物迫害的抗议公开喊出，“妇女和工人在对动物的迫害中看到了自身被压迫的象征”。20世纪初的许多动物权利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也多有重叠。德国在一战前后建立的“激进伦理联盟”和“国际社会主义斗争联盟”等组织则将动物权利运动和阶级斗争以及反法西斯和平运动联合在一起。可以说，动物权利运动一开始就是左翼民权运动的一部分。二战后的动物权利运动就更深入地和各类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呼吁素食，反对捕猎，反对迫害动物，反对大规模工业化动物圈养。

        激进的动物解放运动无疑引起极大争议，但动物权利在今日之西方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毕竟，要赢得社会主流的认同不能只凭借少数激进分子的抗议，而要通过理性的公共辩论。Henry Stephens Salt也是第一个出版动物权利理论著作的人，他反对传统西方哲学和宗教将人视为万物灵长的观点，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主张人和动物之间没有天壤之别。法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Clara Wichmann在1920年出版的《宠物的法律地位》中和约翰·密尔一样，把对动物的奴役与奴隶制做了类比。当代动物权利理论的奠基者则属英国学者Peter Singer，他1975年出版了《动物的解放》一书，为动物权利观念做了系统论证。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权的基础似乎是人拥有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理性思考等等能力，但并非所有人都拥有这些能力，幼儿、精神疾病患者都缺少这样或那样的能力，但他们并未因此被剥夺免于奴役和迫害的权利，所以也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动物的这些权利。Singer还提出一个著名的概念——物种主义（Speciesism），意思是人类觉得自己比动物高等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一样，都是认为自己所属的种群优于其他种群。

        西方学者在Singer的基础上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动物权利理论。哈佛法学教授、当代动物权利运动的先锋Steven M. Wise主张，一切生物都拥有实践的自由，应当被赋予基本的自由权利，只要它能够欲求，能有意图地满足自己的欲求，能够感知到自身的满足，并使得它能够理解自己是一个想获得某物并试图得到它的存在者。Wise根据认知动物行为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指出，生物的智能、自我欲求和意识能力可以在0到1之间有不同的测度水平，处于不同水平的动物可以获得不同的权利。他因此呼吁，司法实践中应当赋予处于第一层级的黑猩猩等动物和人一样的基本权利。另一套代表性的动物权利理论是当代著名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Martha Nussbaum的基本能力论，她扩展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著名观点：所有存在者都应该使自身的能力获得最充分的发展。她据此罗列了人和动物共有的十种基本能力：生命，身体健康，身体完整，感知、想象力和思考，情感，实践理性，社群联系，与其他物种共存，游戏，拥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她进而提出，动物权利的确立应该以包括上述十种在内的各种能力的发展为基础。

        不用说，这些理论遭到各种质疑和挑战，大法官波斯纳是其中一个。他驳斥了各种观点：在他看来，按照Wise的理论，是否也应该赋予计算机基本权利；按照Singer的功利主义论证，动物有感知快乐与痛苦的能力，为了所有生物的福利最大化不能虐待和杀死动物，那样的话，如果人吃肉能获得很大快乐，那么只要让动物无痛地死去，就可以既增加动物的福利，也增加肉食者的福利；如果Nussbaum是对的，就不能给城市里的流浪猫狗结扎，我们最终不得不再次面对人和动物争夺领地的状况。波斯纳干脆否认了可以从哲学上提出一套自洽的动物权利理论，他觉得，只要基于一般的人道主义善待动物即可。

        不管面对动物权利有多少分歧，西方社会还是取得了一些共识。大多数社会公众都同意不能虐待动物，越来越多人反对大型工业化养殖场对动物的非人道圈养。这些共识还上升到了法律层面。2002年德国第一个公投修改基本法，将“国家当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一款改为“国家当尊重和保护人和动物的尊严”。而美国许多州都有禁止残害和遗弃动物的法条。

        许多关于动物权利的讨论会让人觉得是无稽之谈，然而就像奴隶、妇女、同性恋的权利也都曾经在保守人士看来是无稽之谈、却最终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一部分一样，人类社会可能也必须越来越严肃地对待动物权利议题。Nussbaum的一个观点是值得思考的：一种真正的全球正义不仅要求我们关心少数族裔和亚文化群体获得适宜的生活，也要求我们关心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的生活。

        回看中国的猫狗党和虐待动物的人士，我们既无视动物权利也无视人权。和护子心切毒打违规女司机的路怒者一样，我们中的不少人都认为暴力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手段。显然，我们还处于和19世纪末的英国一样既要反对残害动物也要争取人权的时代。尽管动物权利在今日之中国显得有些像天方夜谭，但想必不会有多少人反对：国家和个人都不得对人和动物施与不必要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