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谁的大学，谁的城：大学如何参与城市公共治理

【编者按】

        高等教育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但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却并不是其科研专利、大学在校生数量等指标所能涵盖的。城市如何更好地利用大学的资源，大学如何才能放开自己的围墙？在“创新”的命题下，这些自然是需要重视的。

        “University and City”是两年一度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世界各高校的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从跨学科语境出发，探索高等教育机构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2014年度第三次会议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会议记录报告于2015年4月发布，由德国歌德法兰克福大学出版，题为Publication on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conference。

        下文节译自该会议报告。

        随着高等教育迅速市场化，众多高校都在提升竞争力、创造收益与参与城市公共建设之间寻找着平衡。依据美国国家协调中心社会参与研究部（National Coordinating Centre for Public Engagement，简称NCCPE）的定义，所谓“社会参与”（public engagement），即高等教育界从社会共同利益出发，与大众分享高校福利，开展各项活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Rogers Smith指出，美国高校正处于转型关键期，他们不确定广泛参加社会活动是否合理，而加强大学对城市社会治理的参与，可能会提供一种重新定义合理性的方式。高校与社会的互动，在教职工、学生和高校本身看来是有利的，因为这会提供更宽广的发展机遇；然而，对当下大部分高校而言，其融入当地社区产生的效益，缺少经验性的证据，特别是其产生影响的方式。

        关于高等教育界进行城市社会参与的话题，高校内部也传来了批评声音：与其说是大学内部在为追求社会公正而努力，大学对城市事务的涉足更像是为教育机构牟取利益的大规模管理实践。此外，只针对单个社区进行参与的观点也遭遇了指责：现代城市在社会经济学层面的多样性越发显著，全球化背景下，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口使城市的多样性更强。那么，高校到底应参与城市的哪些部分？这种参与是否为高校机构及其成员的义务？这两个问题在歌德法兰克福大学举办的世纪会议中被抛了出来。立陶宛的维尔纽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英国的伯明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是四座在公众、地理位置、城建传统等方面迥异的城市，从这四座城市著名高校的实践出发，本文对高校参与城市公共建设的可能方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估。

        布莱顿大学研究学者Angie Hart和Simon Northmore在文章《评估大学与社区的互动：来自英国的案例》（Auditing and Evaluating University–Community Engagement: Lessons from a UK Case Study）中认为，大学应当主要在7个领域进行参与，在加强工作关联性和整体性的同时，为当地居民、商业和各类机构带来切实利益。这些领域包括——

        公众准入：高校的基础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运动设施等）向公众开放。

        知识获取：高校作为知识储备库，参与到社会治理的研究中去。

        学生参与：高校课程应当设置相应的志愿者实践学分。此领域也包括由高校学生发起的社会实践与实习。

        教职工参与：高校教师可以作为志愿者或顾问，对公共治理提供专业意见。

        扩大性参与项目：这是目前大学参与城市公共治理最广为人知的做法，旨在提升具有不受传统观念欢迎的背景的学生在社会上的就业和成功概率。

        与当地企业合作：高校在企业的研究、发展，特别是在技术转移、商业咨询等环节与企业展开合作。

        制度性伙伴关系：高校开发旨在满足社区需求的合作研究项目，与社区建立制度性的伙伴关系。

        在维尔纽斯大学学者Juras Banys看来，“公共准入”极其重要，即高校设施向社会开放。Juras将维尔纽斯大学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视为“通往维尔纽斯这个城市与立陶宛这个国家的大门”。该大学的校园欢迎本地市民，也欢迎世界各地的游览者前来参观，大学本身也经常为城市、国家举办重要活动。未来，维尔纽斯大学将着手实施一个颇具雄心的发展项目，即建立一个“高度专注于研究者、学生和商业”的新校园，而这“毫无疑问会增强大学对城市的整体影响”。

        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者Rogers Smith和Mary Summers指出，宾大的师生与当地居民建立了深入联系。宾大参与社会的努力，包括开展跨学科的、问题指向明确的课程教授，进行“严格的、高水平的、创新的、关切人类发展”的研究，等等。此外，其社会参与项目也多种多样，例如，教师同公立学校的老师合作，制定更合理的教学课程；增设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社区服务课程，“在鼓励学生思考制度、政治、公共政策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师生围绕食品匮乏问题进行研究，宾大学生同当地人紧密合作，测评粮食合格度，并帮助贫困者完成食品券计划的申请，迄今为止，此工作已产生了许多切实效益。

        伯明翰大学的“A2B机会计划”成功提升了大学在城市公共治理中的参与度。该计划提升了少数族群的就业率，使之比当地少数民族社区所预计的数据更高。此外，伯明翰大学在社会参与方面，还有很多其它独创性的活动，如建立“公务学院”（Public Service Academy，简称PSA），为设置公共服务集中提供专业意见，并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保持沟通。近期，PSA支持了一项城市政策出台，其旨在平息因政府节缩政策造成的预算削减所带来的影响。事实上，伯明翰市的许多社会运动都是个人牵头、由大学提供资源的。例如，“超多样性研究机构”（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to Super-diversity，简称IRiS）的工作人员，为社区领袖提供相关训练指导，使之开发出能够系统记录突发社会问题的研究项目。而研究结果则将被应用在社区资金的应用和政策工作中。

        鉴于由市政厅分部发展而来的特殊历史，特拉维夫大学自视其最初“起源于城市”。来自该大学的学者Yoav Henis称，特拉维夫大学的关键优势之一，在于其与企业的合作。“特拉维夫大学在‘全球城市’项目中的活跃表现，使得特拉维夫市成了世界级的创新与企业家中心。”作为“加速器计划”的一部分，特拉维夫大学为市民创办新兴公司提供了场地与专业意见。与此同时，该大学也成功吸引了本地居民和游客使用其基础设施，并通过每周一次的免费活动“周四校园讲坛”传播知识，此活动涵盖了从课堂演讲到旅行展览的诸多内容，并会在学校和城市的官方网站上贴出公告。

        尽管以上这些大学的社会参与方式不尽相同（包括在各自的城市中提供基础设施、传播知识、投入时间、建立知识人脉网络等），但共识是，这些参与都还有进一步有效深入的可能性。宾大学者Smith和Summers认为，改良教育系统和解决地方社区的现实问题，在当下的大环境下，实际上不谋而合。许多学者也发现，现在他们“写作的首要目的就是为其在另一领域工作的同事们提供建议”。

        当下，社会越来越多地由独立的学术机构引领而非政府策略驱使，维尔纽斯、宾夕法尼亚、伯明翰、特拉维夫这四所大学的经验提供了大学在城市中进行社会参与的可能范本。显然，加强大学与当地社区的联系，还需在个人和制度层面深入下去，这些努力也必须通过多重方式实现，唯有如此，大学对城市社会治理的参与才能真正既“为了城市”，也“为了大学”。

        

        （本文作者Jenny Phillimore系英国伯明翰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机构教授，朱今朝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