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十二怒汉”，中美俄的“梗”完全不同

        一个少年被控杀死自己的父亲，12位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普通公民组成陪审团对此展开讨论。最开始，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一个简单直观的案子，但有一位提出异议，并促使其他的陪审团成员认真地重审案件。最终，陪审团对少年做出无罪判决。

        最先讲述这个故事的是编剧雷金纳德·罗斯，他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次真实案件创作了1954年美国电视剧《第一工作室：十二怒汉》的第七集；然而让这个故事名闻遐迩的无疑是由西德尼·鲁美特执导、亨利·方达主演的美国电影《十二怒汉》（1957）。

        这部黑白电影之所以能成为经典、至今雄踞IMDB影史排名的第七位，首先得益于影片本身的“好看”。全片96分钟，正是好莱坞商业剧情片的黄金片长；虽然绝大多数时间只有一个场景，且仅通过对话推动剧情，却通过思辨与逻辑、辩证与多数、悬念与反转，构建出紧张的节奏与十足的张力。

        更重要的是，该片的社会意义要远大于艺术价值：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碗民主的鸡汤，一场“路西法效应”的路演，抑或是关于美国司法制度中“合理怀疑”“疑罪从无”等概念的科普课。

        很少有一个国家的公民像美国人那样热爱与信仰自己国家的政体与法制，何况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二战”后坐稳全球第一宝座的美国。

        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十二怒汉》（1957）所折射出的当时的美国社会远非完美：陪审团由清一色的白人男性组成，有色人种和女性被彻底排除在外，而陪审团成员在讨论中质疑的两位证人分别是一位耄耋老人和一位女性——这样的设定可以让人轻易解读出与种族、性别、年龄相关的种种歧视。然而全片洋溢着的是对美国政法体制的一种毫无保留的拥护，以及对美国作为“天佑之国”的无边确信。

        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十二怒汉”被不断翻拍。比如1991年，日本编剧三谷幸喜所创作的《12个温柔的日本人》对这个故事进行了脱力系喜剧风格的解构；1997年，由威廉·弗莱德金执导的同名电影则是对原剧忠实的重拍……

        这其中，最精彩、最有影响力的翻拍版本，当属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执导的电影《十二怒汉：大审判》（2007）。可以说，米哈尔科夫的“翻拍”是一次艺术家的创造，让一个美国司法陪审团制度的经典故事，有了一枚俄罗斯民族的灵魂。

        美版的“十二怒汉”，关键词是“法律”：陪审团意见从1:11到12:0的逆转胜利，展现出的是司法程序表象下的法理公义。俄版的“十二怒汉”，关键词是“民族”：整个故事被置放于车臣战争的大背景下；片中不断闪回的战争画面——布满污泥的尸体、战火中烧毁的钢琴、被狗叼着戴着钻戒的断手——营造出深沉凝重的气氛，隐喻着现代俄罗斯的民族之殇。

        美版的“十二怒汉”，所有的陪审团成员都追求理性，他们西装笔挺、举止文明、每个人都善于摆事实讲道理；逻辑是他们展开讨论的前提，推理是他们追求真相的倚仗。

        俄版的“十二怒汉”，所有的陪审团成员都有些疯狂、至少是神经质，他们时不时会来一段诗意的独白（比如，“不要去寻找生活的真相，试着感受生活的真谛吧！ ”），甚至吸一点轻毒品，用夸张的肢体动作搅动四周黑暗的空气——难怪有人评论，如果说美版是“十二怒汉”，那俄版其实是“十二疯汉”。

        《十二怒汉》（1957）的最后，黑白分明，善恶有报，正义得到伸张，法律得到维护，陪审团成员走出法院罗马式的宏伟建筑，回归他们作为美国普通公民的幸福生活。而《十二怒汉：大审判》（2007），最精彩的部分无疑是影片将近结尾处的剧情反转：

        一位陪审员明知男孩无罪、却依然想判他有罪，理由是“他在监狱里更安全”；而全片最后的字幕更是直接质疑法律本身：“法律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但万一仁慈高于法律呢？”

        当鲁美特将《十二怒汉》的电影场景牢牢地锁定在一个封闭的空间，米哈尔科夫却见缝插针地为影片加入许多艺术的画面、元素与意象：被锁住的钢琴、困于体育馆的小鸟、少年因为怕冷在牢房中旋转起舞……也许，美国人对于法律的执念，只有俄罗斯人对艺术的执念可比吧。

        上述这些差异，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必然。很长时间以来，尤其在崇尚西化的彼得大帝逝世之后，“冰雪中的俄罗斯人”对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总保持着一种警惕，并在以西方为参照系的前提下完成对俄罗斯民族身份的确认（或者说是对俄罗斯民族独特性的追求）；在像伊万基列耶夫斯基那样“斯拉夫派”的思想家看来，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片面的理性主义，而“俄罗斯原则”则是对完整知识和聚合性的追求。

        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艺术家对于《十二怒汉》的改编，符合以赛亚·柏林在《俄国思想家》中的描述：西方文化在传出西方时，是“非宗教的、理论性的、抽象的学说”，然而在进入俄国后，接触了“无穷无尽的俄国想象力”，于是成为了“炽热的、偏执的、类似宗教的信念”。

        而现在，正在内地院线上映的、话剧导演徐昂的电影处女作《十二公民》，让“十二怒汉”有了中国版。从表象来看，中国版与美、俄版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它比较“温暖”。

        不同于美版的幽闭与紧张，更不同于俄版的沉重与悲壮，《十二公民》的整个色调都趋于暖色，而无论是场景设置还是人物语言都透出市井化的生活气息。在电影的前二十分钟，十二位“陪审员”之间的寒暄交口简直像是群口相声；即使在他们彼此交锋达到白热化的紧张时刻、导演为烘托气氛而刻意制造出电闪雷鸣，却也只能给观众一种黑色幽默的感觉。

        这样一种温暖感的产生，源于编导对于原剧本设定的一个重要改编。众所周知，中国并没有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于是那一场决定一个人生死的严肃讨论，被改写为一群中国家长为孩子顺利通过大学考试而参与的虚拟辩论。

        在许多影评人看来，这一从“正式”到“模拟”的跌落，造就了中国版“十二怒汉”的先天不足；但笔者倒认为，虚不虚拟的问题并不大，关键还在于编导能否像米哈尔科夫那样，将这个原本属于美国的故事成功地“本土化”；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暖点、轻松点绝非不可行，甚至可以大做文章，因为它们与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特质——“人情”——息息相关。

        可惜的是，《十二公民》并没有展现出多少“本土化”方面的创作努力。

        在剧情发展上，它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美国版，在结构上没有进行任何的改进与新编；而在场景设置与角色塑造上，又完全仿效俄版，让每个“陪审员”以独白方式讲述一下自己的人生故事，甚至让他们在一个会漏雨的破旧体育馆里完成讨论（根据影片几个模糊的镜头，这些家长的孩子所在的大学无疑有着华丽的校舍，辟出一个会议室来应该不成问题）。

        这种内“美”外“俄”、也许可以称之为“致敬”的翻拍，多少透露出编导在原创能力以及对中国本土文化把握能力上的不足。

        当然，中国版中的“陪审员”角色是中国化的，包括了北京的哥、小店店主、保险推销员、高校保安、城乡结合部的包租公、“包养”女大学生的房地产商、等等；然而在对美版剧情的忠诚执行中，这些人物角色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表现空间，很多时候只能通过几句刻板化的台词，来确保某种符号性的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十二公民》最为出彩的地方，在于演员的表演；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十有八九是话剧爱好者。

        话剧导演徐昂很是聪明，拉了一群人艺的戏骨来演这个电影；于是观众得以欣赏这些演员，如何在极为有限的表演空间和颇为贫乏的人物设定内，释放演技，塑造人物，真是“陪审如戏，互拼演技”。

        这其中，有的真秀出了“神演技”（比如韩童生），有的略显浮夸，但总的来说没有大问题（比如那位4号陪审员）。许是人艺那独树一帜的表演范儿，许是那一口口京片子，也许还因为镜头中不时出现的饮水机、保温杯和矿泉水瓶，片中群雄飚戏的场景，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茶馆》即视感”。虽然它可能只有《茶馆》的三分好，也难比《十二怒汉》（1957）、《十二怒汉：大审判》（2007），甚至《12个温柔的日本人》（1991），但放在今天中国国产电影中，也已经算是很值得一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