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日︱日本人如何看待“最后的圣人”陶行知

        看了这个标题，您也许会觉得奇怪：有没有弄错，陶行知跟日本有一毛钱的关系吗？是否笔者老昏眼花，把美国写成了其盟国日本了？此前笔者对对陶行知跟日本的关系也是了无所知，直到几个月前读了日本学者牧野笃的《中国近代教育的思想展开与特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之研究》(日本图书中心1993年版，838页)。

        正业之余断断续续读了半个多月，才了解了东瀛学界很久以前就有人对陶行知感兴趣，不但老一辈学者研究，中坚如牧野笃成果可喜，在二十多年前就出了大书。在笔者所知的范围内，虽然德国出版过貌似由中国留德学者写的对比陶行知和德国教育改革家Adolf Reichwein的著作，但两个人加起来才三百多页。评价学术著作固然不是论斤称两的，但日本学者的诚意和热心就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吧。更何况作者论述的角度跟历来的研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对当今我们面临的教育问题，可以借鉴之处着实不少。

        牧野笃，生于1960年，大学三年级就开始对陶行知感兴趣，师从过日本以研究陶行知著称的学者、已故专修大学名誉教授斋藤秋男（著有《陶行知评传：政治抒情诗人的生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牧野八十年代中期到南京大学留学，完成学业后曾任教于名古屋大学，现任东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大学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写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在南大留学期间他广泛收集材料，采访了很多陶行知的门生故旧，对陶行知的一生和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完成博士论文并出版成书。对一个课题的执着不可谓不深，付出的心血不可谓不多。

        客观地说，在大师辈出的民国时代，比陶行知影响力大的知识人可以数出不少。日本研究中国思想的学者大多着眼于那些更才华卓著的人物，比如周氏兄弟，比如章太炎等等。牧野为何甘愿付出那么多努力呢？这就要谈到他的研究目的。

牧野笃为何长期研究陶行知

        在本书的自序里，牧野说他在阅读了陶行知的文章后，发觉用原先自己拼命吸收的知识无法理解陶的思想，感到陶的语言跟他自己接受的那一套思想理论的脉络是完全不一样的，自己接受的那一套知识是由特定的历史观、世界观以及支撑它们的认识论决定的，是一种代表特定价值观的知识。虽然这套知识标榜价值中立，具有普遍性，实际上是由上述特定的历史观、价值观和认识论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教育当然也非例外。阅读陶行知这个异国的教育家的著作后，牧野发现自己跟本国的教育思想体系开始格格不入了，从而形成了他的研究的出发点。那么在他看来研究陶行知究竟有何意义？

        在序章里，牧野说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都是以现代欧洲为他者而认识自己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通过把自己变成另一个“欧洲”而成功地实现了西式现代化，并与中国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实力逆转。可实现了西化转型后的日本，却对其他亚洲国家开始了西式殖民，用同一把价值观的尺子来衡量亚洲近邻，最终走到极端。二战时期日本部分学人提倡“近代的超克”，也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但吊诡的是带来的却是复古，回归到日本的以天皇制为核心的传统。这种论调自然随着日本的战败而云消雾散。

        在牧野看来，战后日本曾有很好的再出发的机会，可以找出一条既符合普世价值，又能创造民族价值的新路，但是随着经济挂帅的导向，再一次失去机会，结果重新走上“欧洲对亚洲”的老路，这就是经济上的“大东亚共荣圈”。牧野认为，必须克服这个“大东亚共荣圈”带来的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培养出肩负起建设民主而文明的新国家的国民。这就需要在追求和平、民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战后教育理念的基础上，重新挖掘“民族”的契机，克服“欧洲对亚洲”这个价值秩序。而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人生经历跟日本现代重大变革交叉极多，同时又认真思考过现代性问题，尤其是现代教育思想的陶行知就成了牧野的不二人选。

        也就是说，牧野希望通过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来批判日本近现代的教育思想，同时探讨何为真正具有普世价值，同时符合日本乃至亚洲本身特性的教育思想，并进而探索何为真正的亚洲现代性。

        牧野的研究虽然是以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考察为主进行的，但视野非常开阔，因为他的思考里始终有一个亚洲现代性的问题。笔者刚看本书时，翻了翻目录就惊呆了：光目录就有十一页！整部书分成三大部分，分别是第一部“为了建立共和国的国民理论”，第二部“为了民族解放的大众理论”，第三部“为了抗战建国的人才理论”。最后还有谈现代中国和传统思想的一章，以及谈陶行知和日本关系的一个补论。

        牧野在叙述陶行知生平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比如探讨了陶行知的思想跟他的老师杜威的关系，以及跟他年轻时所服膺的王阳明哲学的内在关联，如何利用杜威的思想完成对王阳明哲学的超越，等等。可见其理论思索的力度和深度颇见功力。由于本书内容实在丰富，笔者无法在此一一详细讨论。下面就着重介绍陶行知跟日本的一些话题吧。

陶行知的日本见闻

        晓庄师范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下令关闭后，陶行知面临被捕的危险，于是在1930年秋流亡日本，待到翌年春天(据说得到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帮助)。据牧野叙述，陶行知滞留期间正是日本无产阶级运动高涨时期，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的动向显示了浓厚兴趣。有一次，陶行知到东京的大桥图书馆看书，找到一本《天皇与无产阶级》。他觉得此书内容很奇妙，因为作者建议天皇和劳动民众结合，推翻位于社会阶层中间的资产阶级！

        1931年1月16日，陶行知去参观桃山的明治天皇皇陵。在皇陵他看到十五个日本人，其中有农民、老妇人、孩子、在乡军人和一名工人。他发现该工人只是站在陵墓前没有参拜，看了一圈就下山了，而其他人恭敬地在墓前屈膝祈祷。通过这些体验和观察，陶行知对日本的国体有了新的认识，知道日本并非国内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以天皇为中心、国民团结在其周围的社会，其实内部有巨大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已经成长起来，并且成为推动无产阶级运动的重要力量。

        在热心观察日本的政经动态之余，陶行知不改书生本色，跑了不少图书馆，对日本的图书馆服务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他对位于东京上野、拥有六十七万卷藏书的帝国图书馆的服务就赞叹不已。该馆只要出五毛钱谁都可以进去看书，如果有专门的问题，花五分钱买研究券就可以进入研究室看书。陶行知觉得这样的服务对学术研究非常方便。东京帝国大学的图书馆是利用洛克菲勒财团的基金建设的，非相关人员无法利用，陶行知靠财团的友人、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过的兰安生(J.B.Grant)介绍才得以进入看书，可见他的求知欲之强。

        渐渐地，陶行知对日本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对外扩张的政策有了第一手的认识，也痛感中国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必要。这对他日后提出武力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推行“科学下嫁”等运动都有影响。而在战争开始以后，日本的军部和媒体都很“关注”陶行知的抗战救国活动，媒体对他有过不少报道，对他在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非常准确的认识，比如把他列为跟“抗日七君子”一样重要的人物，了解到国难教育社是陶行知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一起组织的，与生活教育社是不同的团体等：情报收集工作的确不同凡响。

        在陶行知的本行方面，通过牧野所挖掘的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就有日本的教育家关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池袋儿童之村小学创建于1924年，是一所推行自由教育的小学，该校跟陶行知主导的山海工学团有过资料方面的交流，可以说是中日生活教育交流的一个重要事例。1935年以教师户冢廉等人为中心创办了校刊《生活学校》。户冢的同事牧泽伊平热心介绍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把陶的“小先生”运动介绍到日本的就是他。牧泽在《生活学校》的创刊号上撰文盛赞陶行知开创的工学团运动，说这对教育经费很少的中国来说是最恰当的一种教育形式。另外，对陶行知竭力推广的小先生运动也做了详细报道，说这是一种即知即传人的新式尝试。

        《生活学校》创刊号寄到中国后，工学团团长陶行知把包括《乌鸦》在内的新童话童谣和《中国教育改造》寄给了日本的同行。在封底上写着“送给生活学校小朋友”，有意思的是《乌鸦》的封面上印的作者名字是陶知行，而作者的亲笔签名是陶行知。可见这正逢陶行知思想的一个转变期吧。

        围绕《生活学校》进行的交流随着抗战的爆发戛然而止，只持续了一年左右，但这是正式的中日两国的生活教育运动的交流，极有意义。战后户冢坚持介绍研究陶行知的思想，念念不忘陶的生活教育。回到家乡静冈县后，户冢发行了《乡土新闻》和《亲子新闻》，一有机会就介绍陶行知。1984年8月户冢实现了访问南京晓庄师范的夙愿，他激动地说：“晓庄师范赠送给我的礼物，给了我这个年老力衰的人跟今日日本问题丛生的教育作斗争的勇气。”

        牧野的老师斋藤秋男终生研究陶行知，他曾说：“陶行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的确，对于这位在东西文明冲击中摸索出自己的教育思想的“最后的圣人”，陶行知的诸多思考值得我们回味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