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录》中的日本国诰：宋代知识分子了解日本吗

        包括司马光曾孙司马伋在内，最近发现的几件官诰引起了学界的很大关注。在过去，除了中土的王朝有官诰之外，接受汉字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也有官诰。有一则日本的官诰就在北宋时期流入到中国。这件官诰，被李清照的夫君赵明诚收集到之后，在《金石录》的最后，亦即卷三十，写下一则题为《日本国诰》的文字，具录如下：

        右日本国诰，题康保五年。日本在海东，自汉以来见于史，然与中国不常通。宋莒公《纪年通谱》载其国年号九，而独无康保。其后毕仲荀见此诰，录于《通谱》之末，然不知康保是中国何年也。余家集录金石刻凡二千卷，外国文字著录，独此而已。

        经历了唐代遣唐使的交流热潮之后，中日间的交流沉寂下来，民间的贸易或僧侣往来成为主要的方式。所以，赵明诚说在海东边的日本“与中国不常通”，因此他和另一个见到这件官诰的毕仲荀都不清楚日本的年号“康保”相当于中国的哪一年。

        这份日本的官诰，由于《金石录》仅存跋语，没有录文，对形制以及内容都难得其详。不过，这份日本官诰的录本降至南宋末年似乎还可以见到。南宋人陈思在《宝刻丛编》卷十一对这份日本国诰移录《诸道石刻录》的记载说：“其本在扬州太守李括家，元祐三年游师雄刻于长安漕台。”并且，从此书在此之后又引用上述《金石录》的文字可知，《诸道石刻录》之所记载，《宝刻丛编》之所著录，皆为赵明诚所说的那份日本国诰。

        从上述记载，略可窥见这份日本国诰在中国的流传史。赵明诚说“毕仲荀见此诰”的毕仲荀，与赵明诚一样，也生活于北宋后期。据程大昌《演繁露》卷七记载，毕仲荀曾于元丰三年（1080）撰写过《幕府燕闲录》。而赵明诚说毕仲荀“录于《通谱》之末”，即是指毕仲荀接着宋庠撰写的《续纪年通谱》，记载了这份日本国诰。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记载，毕仲荀的《续纪年通谱》记载到宋徽宗元符三年（1100）。物以稀为贵，不仅毕仲荀记载了这份日本国诰，神宗时代担任过陕西转运使的游师雄，还将这份日本国诰刻石于当年遣唐使活跃的长安。而扬州太守李括，也是北宋后期之人。据苏辙《栾城集》卷二八《李括知洋州》制词，“扬州”当为“洋州”之误。对于这份日本国诰，四库馆臣认定编者为蔡京、蔡卞、米芾三人之一的《宣和书谱》，在卷二十也有提及和著录。其云：“如告有日本之康保。”又著录云：“日本国康保伪告二。”由这一著录看，似乎日本国诰当有两份。

        简单考察了这份日本国诰在宋代出现和流传的历史之后，便需要考察一下赵明诚所不知道相当于中国哪一年的日本年号“康保”了。

        在中国的文献中，除了北宋的记录，南宋末年的王应麟在《玉海》卷十三《历代年号》中也记有“康保”，并于其下注有“日本”二字。稍为详细记载这一年号的，则是清人钟渊映所撰《历代建元考》，卷一载有“康保”年号，其下注云：“日本封上天皇。”又于卷十载：“封上天皇立，改元一：康保。冷泉天皇以宋太祖开宝元年戊辰立，後传其子，自称太上皇，改元一：安和。”关于使用“康保”年号的封上天皇，《宋史》卷四九一《日本传》在记载日本天皇世系时有提及：“次封上天皇，当此土周广顺年也；次冷泉天皇，今为太上天皇；次守平天皇，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三二四《四裔考》也抄了《宋史•日本传》的记载。

        那么，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日本天皇以及年号的记载是否准确呢？我们需要核对一下日本方面的文献。好在对于日本天皇的世次，并不难查。据日本学者藤井让治、吉冈真之编《天皇皇族实录》，使用“康保”年号的，当是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第62代村上天皇。《宋史•日本传》、《文献通考•四裔考》、《历代建元考》记作“封上天皇”都错了。“封”与“村”字形相近，当系出自传写之误。

        村上天皇天庆九年（946）至康保四年（967）在位。作为皇太子，由朱雀天皇让位而即位。康保四年，年仅42岁的村上天皇驾崩。18岁的次子冷泉天皇即位，两年后，由于精神疾病，让位于其弟圆融天皇。《历代建元考》记载冷泉天皇即位之年相当于宋太祖开宝元年戊辰是对的，但说“后传其子，自称太上皇”则不准确。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正如欧阳修的《日本刀歌》所吟咏的那样，自古以来，很早便开始接受儒学经典的日本，大多根据儒学经典拟定年号。比如现在使用的“平成”年号，就是出自《尚书•大禹谟》的“地平天成”和《史记•五帝本纪》所云“内平外成”。而“康保”的年号，其典故则出自《尚书•康诰》中的“古先哲王，用康保民”，意即“古时圣明帝王的治国之道，使臣民得到安宁”。

        看来，自明治以来，无论日本的一些人多么想脱亚入欧，但从古到今，日本的中国文化底色，像染色体一样难以脱去。从一千年的年号“康保”，到今天的“平成”，是为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