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食品”和“农夫市集”，只是一种对田园的美好幻想

我反对“有机生活”

        我是一个农夫集市的反对者和批评者，同时也是一个“有机生活”的反对者和批评者。在“危机四伏”的当代中国社会中，“绿色”或许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在这个庞大主题下，“有机”、“生态”是其无往不利的招牌，而“农夫集市”则是其新近加盟的战友。打开任何一个与之相关的网站，比如《中国农业网》的“农夫集市”专题，都能见到含义差不多的主题介绍：

        有机蔬菜、绿色猪肉、无添加食品……各类带着“乡间土味”、没有化学添加剂的食用品聚集一地，以生态绿色为名组成了一个专门的集市。它有固定时间、“营业执照”，口碑相传，传统方式生产有机农产品，顾客多是摊主的“粉丝”、网友，一个召集起的市场——“农夫集市”。

        “有机蔬菜、绿色猪肉、无添加食品”以及“乡间味道”、“没有化学添加剂”等等都是今天许多餐饮、副食品零售行业标榜的主题。“看上去很美”的是，这还是一个“以生态绿色为名组成的专门集市”。除去众所周知的“食品安全”考虑，它还具有一项最重要的特征：“城市消费者大多远离土地，不了解农业，农夫市集满足消费者与农民面对面交流”，因为“在信任缺失的大环境下，消费者希望找到信任的依赖”。

        简言之，农夫集市除了以往“绿色”、“有机”之类“环境友好”特征以外，还因为将农产品生产者（菜农）和消费者（顾客）置于同一个互动空间，具有了一种体验式消费特征，看上去，满足了消费者“了解农业”，“与农夫面对面交流”的需求。

        农夫市集看上去是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且高度政治正确新生事物，但它真的如所宣称的那样美好吗？

古典经济学证明农夫市集的盈利模式站不住脚

        暂时抛开食品安全和农产品种植等，属于食品药监部门和农业专家、生物学家的问题，我们先关注一下农夫集市中最重要的一方——农民伯伯。因为所有“农夫集市”的介绍，都热衷谈到对消费者的有益之处，比如，笼统的“健康、无公害”等等（这类具有实际促销功能的主张多少有些可疑），却很少提及对农民本身的好处。但有些关于发展问题的文献会认为：农民的农业产出中有很大一块被菜贩和中间商剥夺，而农民和消费者直接面对面的销售，除了所谓让消费者“了解农业”外，还可让农民获得更高的收入。

        引入一个非常接近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讨论方式，我们假设两种情况，1、农民每天投入2小时种菜，将蔬菜（以2元/斤）出售给菜贩，后者以5元/斤卖到市场。2、农民自己到“农夫集市”上，以6元/斤将有机蔬菜亲自出售给消费者。表面上，第一种情况下农民少赚了3元，而第二种情况则多赚了4元，这是大多数“农夫集市”的支持者的美好出发点。但如果我们考虑到机会成本，农民每天投入农田生产的时间只是2小时，其余时间可以在家带孩子，养猪、放羊，随便什么副业，哪怕打麻将都是农民自愿的娱乐。但对于第二种情况，来回路上时间、费用，支摊时间，在市场额外准备饮食的支出和消费，还不算如果雇人带孩子的花费。到底农民是赚了还是亏了呢？

        于是，问题最终又回到了我们最初搁置的那个议题：因为“高价”农夫集市既没有给农夫带来实际收益提高（被边际成本抵消），也间接导致了另一类劳动者（摊贩、运输者）的收入下降，还使得消费者的支出上升。那么，除非证明“农夫集市”出售的“有机”产品，能提供甚于“非有机”产品的品质、食品安全、营养价值，哪怕是口感，否则，这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来讲，可以说是“双输”。

        但目前没有任何坚实的证据表明“有机”产品真的具有以上优点。不用说“我们共享一个生物圈”，不存在超然物外的“有机”产品这类大道理。

        一位“农夫集市”的鼓吹者在“第六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大会”的演讲“跨地区合作的PGS开发”（蒋亦凡，2014）中也坦率承认：“（有机农业特别强调的）堆肥的问题就是很多农民堆肥质量并不高”、“商品有机肥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导致农民不停被骗”。就是说，现今没有任何专业机构，有资质和科学依据对所谓“有机”/非有机产品（及其质量高下），作出明确有推荐性的认证。可以这样理解，每一种标榜“有机”的产品及其背后的附加价值，都是产品销售方个人宣称的。

 “农夫市集”消费的其实是人们对田园生活的美好幻想

        农夫集市有着看似美好的出发点，一是通过农民与顾客面对面来增进消费者对农业的理解；二是让农民有更多收入；三是消费者有更好的产品。我认为，这三个出发点之所以无法同时达成，就在于其背后的思想源头。

        我们身处的现代生活真的已经把人们“异化”成一架架机器，变成“远离土地，不了解农业”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了吗？并非如此。这个观念完全把我们所处的社会简化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类：只有农民是生产者，其余都是消费者。而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是劳动者和消费者的集合体。菜贩、肉贩、运输者、市场管理者、税收、检疫人员都是生产者，而农民在获得农业技术、种子和其他消费品时，同样也是消费者。我们举出一个远离土地的消费者，同时可以举出一打与土地相关的普通人。在个讲求劳动分工、人尽其长的现代社会中，并不是去农田挥两下锄头才叫“了解农业”，通过现代农业和管理知识同样可以了解农业。

        那么人们又为何如此执着地惧怕自己“远离土地”，认为农民的收入被现代商业手段降低了呢？这种设想的近源可以追至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思潮，人们追忆起工业化之前的“田园时代”，而工业生产仿佛就成为一切罪愆的渊薮。然而，作为人类学作品《石器时代经济学》的译者，我可以坦率地告诉诸位读者，那种“原始丰裕”的景象完全来自当代浪漫主义者的想象。真实的“古典田园”生活，伴随的是食物生产不足、质量较低引起的疾病和早夭，加上缺乏对传染病的有效控制手段，田园生活几乎是惨淡人生和饥肠辘辘的代名词。而人类自“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以来，始终追求的是通过农业（种子、耕种、肥料）技术的改良，获得更多更可口的食物。如果拒绝任何技术的改良，追求形式上的“田园有机”，我们非但没有更好的产品，或许仍将在以稗草为食。

        然而，我们关注了“田园”生活的“有机”一面，却往往忽视了其中另一个重要属性，在那个惨淡的田园时代，所有人们都分享着彼此一样，饥肠辘辘的平等生活。没错，“农夫”生活，还具有因为物质贫乏而彼此无差的特征。当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因为本身的发展，造成了个人收入的较大差距之后，对原初平等状况的追忆，不由自主地以各种隐喻的形式在我们生活空间中浮现出来：我们关心环境，是因为想要谴责有人以损害环境为代价而致富；我们讨论食品安全，其实是想证明有些商贩的财富是来之不义的，同样，关心“有机生活”背后的逻辑亦然。“农夫集市”并未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任何实际收益，因为这只是有关“田园生活”浪漫主义想象的一个隐喻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