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闯入者》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城镇化的格局

        如果让伍迪﹒艾伦拍一部中国城市的电影，他会拍出什么内容？计划经济的遗产、单位大院、中国式婚姻、家庭成员的关系、新兴中产阶级、社会亚群体……等等，或许还有三线建设留下的西部的那些工业城镇。他大概会用絮絮叨叨的画外音，用风格化的模式去解读东方家庭柴米烟盐的生活细节。

        现实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毫不意外地，这些元素都出现在了王小帅的电影《闯入者》之中。从《十七岁的单车》、《青红》、《左右》、《日照重庆》，一直到这部《闯入者》，王小帅一直在树立着自己的风格。

        王小帅讲了一个普通人家与过往历史相互纠结的故事。老邓是北京普通的退休老太太，丈夫去世，不和两个儿子一起住。大儿子娶妻生子，生活富足。二儿子是同性恋，独来独往。老邓还有个在养老院的母亲。一些家长里短的冲突，就在他们之间产生。

        这本来也是常见的生活，但一段时间以来，老邓不断接到骚扰电话、屋子被人扔砖头砸碎玻璃、做客大儿子家却被人门口堆垃圾……而后，她偶然和一个带红帽子的外乡少年结识，并收留了少年一晚，但第二天少年不辞而别，并留下了她被撕碎的老照片。

        原来，这个孩子是老邓年轻时在贵州三线建设时的同事老赵的孙子。当年文革后知青返乡，老邓为争取回北京的名额，用文革材料揭发了老赵，自己得到这唯一的名额。之后，老邓在北京养大两个孩子，而老赵一家则终生在山沟度日。一个月前老赵去世，他的孙子就此踏上到北京的报复之路。

        老邓特意返回贵州，去找老同事和解，甚至明知老赵孙子是犯罪嫌疑人却放弃报警，并去老赵家报信。但老赵的孙子依然被警察追捕，并在慌乱之中从楼上坠下。影片最终以悲剧收场。

        剧中的每个人，都是闯入大时代命运的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电影的风格是导演个性化的表达。而在城市规划从业者看来，这是一个关于我们城市的故事，我们的城市永远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从这部电影中能看到很多城市人生：老龄化、计划生育与少子化、中产阶级家庭的内部关系、三线建设留下的工业城镇、当年政治运动对家庭命运的影响、社会化人际关系的微妙变更。

        进入我们生活的闯入者们，其实都只是那些个熟悉的陌生人。

《闯入者》剧照

        老邓有两个儿子，可以看出，这是文革刚结束后那几年、计划生育刚正式开始时的二胎制的结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计划生育逐渐变为一胎制。大儿子的孩子，是一胎制背景下出生的。这样的城市家庭，421的结构不可避免。这让人想到西方国家类似的故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住一个大别墅，生4-6个孩子。而现在往往只一两个孩子，或不生孩子，但同样住着独栋别墅。人均住房面积更大，但城市的密度更低。紧凑的住房开发也抵不过更低密度人口的城市蔓延。相似地，小家庭的人口结构，同样带来了户均人口的减少，进而是亲子关系的疏离。影片中老邓接上小学的孙子时与儿媳妇的口角，老邓随意进入两个儿子家产生的尴尬与冲突，都是日常生活常见的场景。而墙上黑白照片上的一个大家庭的四世同堂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少。同一个屋檐下，持续的是人的离开。这就是我们的城市在物质与社会双重层面发生的深刻变化。

        随之而来的是老龄化与养老问题。城市正被银发社会改变着。独自居住的老邓，是广大空巢老人的典型代表。老旧的公房、单位大院的街坊小区，是城市随处可见的普适性空间。人口流动发生在区域层面，也在城市内部中。养老院是社会变迁的隐喻。三四线小城镇的养老院主要是五保户的服务空间，而大城市的养老观念的转变，已经让敬老院的预约客户排起了长队。老邓常常去养老院看望母亲，也考虑自己去养老院养老。二者在养老院中的对话，也反映出，她和母亲的关系，不过是她和子女关系的另一种投射。

        老邓的二儿子是同性恋。哪怕在大城市，他们也依旧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这里断然没有阿姆斯特丹和旧金山的同性恋社区那样彩虹旗飘飘。对诸多亚群体的包容，是城市多元化繁荣的重要要素，但我们的城市依旧是灰色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情节也和二儿子撩头发的手势一样，更多的是一种刻意。

        影片隐藏的叙事主线，是老邓与老赵两家的历史积怨。老邓前往贵州与老同事会面，是四十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的回溯。

        三线建设，令特定历史时期的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启动。几十年后，工厂的变迁、工人的安置、厂区与城市的调整、跨区域的人口迁移，都在不断修正这曾经的故事。同样是关于贵州，两年前北京中关村街头的公交车站竖起了广告牌“中关村走进爽爽的贵阳”。中关村贵阳科技园的跨区合作，开始了新一轮资源转移与输出的过程。这与当年北京知青从首都奔向三线建设的厂房，有着完全不同的剧情。

        重回贵州的老邓，在车站与昔日工友相拥而泣。如今的飞机和高铁，极大压缩了时空距离，但人们心理距离是否同样被拉近了呢？在那些西南山区常见的红砖作为表皮的厂区居民楼里，曾经的老同事们念念不忘厂子的结局，希望得到一个说法。公平与正义，是社会变迁中的持久议题，是人心所期望的，又是靠技术进步无法解决的。

        影片直到后半部分，才借大儿子之口说出了那段文革后的两家纠纷：为回北京而产生的举报与揭发。政治运动让人流落边疆，户籍制度又让人天各一方。制度的安排，深刻影响了人口流动。即便如今老赵的孙子去了北京，最终折腾一番，还是回来了。破败的三线厂区，尽管有着更好的空气质量，却让年轻人无处容身。

        影片的镜头浓缩了时代背景下人与人关系的的种种幻象：亲密与疏离，冲突与和解，流动人口的飘零，城市中产阶级的脆弱……大儿子在高档小区的家门口被倒垃圾的一幕，更像一次无关剧情的社会阶层冲突。而老小区里带着执勤红袖章的大爷大妈们，不禁让人联想起当年上山下乡青年的某些特征。但过去的历史，就像老邓和老赵孙子去寻找的那个洗脚器的小厂子一样，再也找回不来了。

        这是一部向后回顾的电影，影片涉及的话题实在也太沉重，显然不像是伍迪.艾伦那样轻松的戏谑。计划经济与政治运动，给城市的物质环境与社会关系带来了深深的印记。那些过往的记忆，就像戴着红帽子的孩子的身影之于老邓一般，永远挥之不去。历史给城市治理带来很多复杂命题，理解城市，必须要理解这些历史渊源下的制度安排，以及年代的差异与剧变。城市环境不仅是高楼大厦与车水马龙的街道、用地性质与容积率，更多的是生活的点滴细节。莎士比亚的话最为凝练：“城市即人”。城市的景观风貌，更多体现在人际环境和人文生态上。城市不是纸上的画卷，不是凝固的雕塑，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细节。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才是实在的、具体的城市，那是城市最本质的主体。

        不同的年代要素，给我们的城市生活留下了痕迹。这不是平铺的千层饼，而是不断流淌的河流。我们注定无法与周遭的生活、曾经的历史彻底割裂。

        城市每个人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每个人都是旁观者、亲历者，甚至闯入者。长期以来，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交织，正如轰隆隆的工厂流水线，产出了一个个类似的故事。但宏观背景下的人与物，在时代的变迁下，纷纷变得不同。城市长期的繁荣，依靠的永远是个体的幸福。而长期作为生产空间的城市，在集体主义与效率的诉求下，留下了许多冰冷的记忆。新时期下真正以人为本的城市，又需要怎样的故事情节？

        这真是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就像何勇的《钟鼓楼》唱的那样，“这个问题怎么那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或许，我们只是需要和我们的城市和解，正如老邓一直所追求的那种和解，需要告别失忆与忽视，去真正理解我们生活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