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筑地：一个鱼市的死与生

        2015年3月21日的下午，游行人群一字排开，有序地在新宿车站前的大小道路穿过。他们一边唱歌舞蹈，一边向路过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次游行的组织者是“保护筑地！”游行委员会。他们反对的是去年12月东京都政府正式宣布的筑地市场拆迁计划。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宣告：筑地又回来了。

        这么说好像并不公平。因为，对更多的人来说，位于东京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不管是谁列的东京必游十大景点——甚至日本必游十大景点，毫无疑问，筑地必然会位列其中。确实，只要在开市的日子里，随便到筑地市场走一圈，你都能发现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用好奇的眼光吃着、拍着。东京几乎所有便利店都有为日本本地游客准备的筑地指南。

        但筑地确实消失了一段日子。在严肃新闻和学术研究中。筑地市场受到关注的顶峰可能是在2004年。那一年，哈佛大学的日本研究教授西奥多•贝斯特出了一本叫做《筑地：世界中心的鱼市场》的民族志研究。这部作品不仅使筑地成为人类学和经济社会学领域里的地标，也使全球范围内的媒体都知道了这个迷人的场所。正因这一成功，筑地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完全被商业传媒掳去。人们关心的只是作为消费场所存在的筑地，没有人留心筑地作为一个空间实践范例具有的意义。直到东京都政府宣布，筑地市场将进行拆迁，2016年的11月，新的市场将在东京江东区的丰洲开始运作。

        现在我们熟悉的筑地，其实本来也不是鱼市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紧闭的国门被打开。筑地地区由于靠近东京湾交通便捷，所以在1869年被政府设定为了外国人留居地。而那时东京最大的鱼市场位于现在的日本桥地区。可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改变了一切。不仅筑地本来繁华的街市被毁于一旦，日本桥成熟的市场也付之一炬。震后重建中，由东京市政府统一规划，在1935年把鱼市搬迁到了现在的筑地。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纪大战前，筑地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由于战争和战败后的美军占领，鱼市又一次陷入困境。直到占领结束，民主体制得到确立之后，筑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才达到了今天这个规模。可以说，筑地的诞生其实也是日本现代化的一个隐喻：自然灾害、战争以及强势的政府影响着城市的规划与地区的发展。

        根据《筑地：世界中心的鱼市场》（Tsukiji -- the fish market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书中的数据， 2001年的筑地市场一年交易总量约470万美元，它每天需要处理的货物达到230万千克。虽然筑地也有交易蔬果和腌渍食物的部门，但鱼市场是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鱼市主要由三类行为主体组成。第一类是生产者。他们是来自日本各地的散户渔民以及有组织的渔业公司。生产者为筑地市场提供了交易的原材料。第二类是由7家大型公司组成的拍卖行。他们一方面从生产者那里买来货物，另一方面又雇佣专业拍卖师在每天清晨把当天的货物卖给下游批发商（海鲜产品的拍卖，是筑地最为游客所熟知的符号之一）。最后是下游批发商们。作者所关心的，主要是这些批发商。因为筑地市场原则上并不允许普通市民进入直接进行交易。不管个体家庭还是超市、饭店等机构，都需要通过批发业者获得需要的食材。

        在英语里，有market和 marketplace这两个词，对应中文的“市场”。前者代表经济学以及传统经济社会学中抽象的市场概念——在这些传统下，具体的交易者多被抽象的理性人模型所替代。而后者指涉的，是具体存在的作为物理空间的市场，对它的分析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被模型构造忽略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在我看来，贝斯特的这本著作最成功的地方，在于看到了筑地市场背后的空间实践，把“场”重新带回到了“市”里。

        书中分析的三类围绕空间展开的行动，为我们打开了筑地市场神秘的大门。

        首先，贝斯特教授指出，筑地市场本身并不是一个平等且均质的空间，其中包含各种分层与区隔。虽然整个筑地区域被冠以“筑地市场”之名。但其中的从业者会区分成“场内”和“场外”两部分。

        场内市场部分，由前述的生产者、拍卖行和中间批发商三类市场主体组成，这里是他们每天工作的地方。而场外市场由各零售商店和餐馆组成。他们的食物来源于场内的中间批发商，但顾客群体多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如前所述，散客在绝大多数时候根本不被允许进入场内市场。占据场内空间的市场主体们以自身职业的专业性为荣，他们认为自己占据的空间才是真正的筑地。而场外空间由于受到过度商业化的侵蚀，地位要低一些。

        从管理者的角度看，这样的空间等级也是存在的。管理者关注的是场内的交易行为，并通过发放正式的进入许可证把绝大部分的人流挡在了场外的筑地。

        其次，标榜着专业精神的场内市场，本身并非同质化的统一区域。场内市场呈U型分布，在大顶棚的覆盖下，大约1677个摊位在经营着。在统一的外表与看似平等的市场地位之下，实际存在两种实现彼此区隔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各商家的商品专门化程度非常高，贩卖不同海产品的商家有各自不同的行业协会。比如专卖金枪鱼的摊位属于金枪鱼协会，而专卖鲸鱼的摊位属于鲸鱼协会。这些行业协会的作用类似于工会，他们代表摊位向市场管理方以及拍卖行提出意见。各协会以自身产品的特点，打造出自己协会的文化，从而与其他的摊位区别。

        但各色专门行业协会之上，还存在一个统一的中间批发商协会。原则上，所有产品分会都在它的管理之下。虽然各产品特点不同，但由于统一协会的议价力大，摊位们会暂时抛开各自产品的差异，在统一协会的安排下行事。于是，另一种区隔的方式就变得十分重要，这其中涉及地理空间的因素——即建立在中间批发商出生地上的地缘组织。

        在筑地场内市场，中间批发商按照彼此的出生地界定相互之间的关系。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场内市场所有的摊位的10%到15%，是由来自千叶县浦安市的批发商占据。他们原先只是在浦安市当地生产贝壳产品的生产商，但由于环境的改变，贝壳的产量日趋减少，他们被迫来到筑地市场并改变了身份成为了中间批发商。而此时，他们所垄断的仍然是所有贝壳类海产品的交易。在统一的行业协会之下，他们的议价力有时会受到限制。但是利用相同出生地这一因素，他们又能迅速动员成员，为自己谋求权利。而场内的其他零售商也会认同这一群体的存在。即使两家摊位靠得再近也会因为这一层关系而产生区隔。

        最后也是最有意思的一种空间实践，则直接体现出了商贩心中对公平的信念。贝斯特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每隔四五年，场内市场的所有1677个摊位都会通过抽签形式，重新进行一次摊位分配。由于每个摊位所占地点不同，有些摊位会得到地理优势，比如离入口近能吸引顾客，离发货口近能快速赶到拍卖场。在商贩看来，这样的空间布局不符合公平的原则。市场的竞争应该只是各自商品质量的竞争，空间不应成为一个额外的影响因素。于是，交换摊位的传统被一直保留了下来。在交换实施的三天内，整个市场都会停止经营，以完成所有商贩们的搬迁。但交换本身还没有完全实现公平——不管怎么换，总有摊位处于劣势也总有摊位享受到地理位置的福利。于是，筑地市场的中间批发商们增加了一条规则，他们将摊位按照地理优势分为三个等级：高于平均、平均、低于平均。抽到地理位置高于平均的摊位，其商贩每个月需在已有的摊位费上附加一份金额，以作为占据有利位置的“税收”。这部分钱将被回馈给那些抽到地理位置低于平均的摊位。而地理位置处于平均水准的摊位，既不需要交钱也不得到额外补助。自然，每一次摊位的重新排列都会给商贩带来不小的经济损失，不止是经营停滞，更是重新装修以及老客户丧失。但筑地的商贩仍然将这一传统坚持了下去。因为对他们来说，每个摊贩在市场的自由平等竞争，是形式背后的真正内涵。

        上述空间区隔、分层、流动的实践，帮助维持了筑地市场的日常运作。但就像所有市场一样，筑地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场所。在物理维度上，它需要和东京的其他设施进行互动；在更抽象的层面，它又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与政府、市场等行动体不断博弈。这种博弈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围绕筑地市场搬迁问题展开的争论。

        其实早在上世纪末期，关于筑地市场搬迁的建议就已经出现。原有的市场设施不断老化，不利于市场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筑地市场靠近银座，它所占据的是东京市中心最高价的土地。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看，土地的经济效益并没有被科学地发挥到极致。于是，几任东京市政府都试图将筑地鱼市搬到新址重建。这一举措当然遭到商贩强烈反对。

        两方博弈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对空间权利的定义。商贩认为，他们拥有对市场土地合法使用的权力。几代人千辛万苦购得的摊位，以及在摊位上经营的许可，不能被侵犯。但从政府的角度看，商贩只拥有摊位土地的使用权，而非最终的所有权。由于日本的经济泡沫期早已过去，接下来是十数年的萧条，东京市政府出现了财政紧张，这一搬迁计划始终没有被执行。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双方斗争的焦点默契地统一到环境安全这一具有强大合法性的叙事上。东京市政府指出，现在的筑地本身并非一个安全的场所。首先，上世纪受到美国太平洋核爆试验污染的海产品，虽然在筑地被就地填埋，但污染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其次，石原慎太郎在东京知事任期内，强调筑地市场老化建筑物普遍使用石棉，这更是巨大的危险。而不肯拆迁的商户们也靠环境叙事来还击。他们指出，即将要迁入的丰洲市场本是东京煤气公司的用地，土壤各种污染都超标，这样无法保证海产品的安全。两方相持不下。

        但随着东京两次申办奥运会，并最终获得202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政府有了更充足的理由和自信，继续筑地市场的搬迁计划。东京市政府在申办2016年奥运会时，就明确提出要把现在的筑地市场改建成奥运会的媒体中心。这一计划由于当年申奥失败而流产。而当2020年奥运会申办成功后，东京开始了大规模建设计划。作为其中重要一环，首都环状2号线的建设迫在眉睫。这条线路直接受到筑地市场的影响，需要把市场清空，才能顺利进行。就这样，东京都政府终于找到了一个更合理的理由，也最终赢得了这场长达数十年、围绕市场空间展开的斗争的胜利。

        但有意思的是，搬迁命运决定之后的筑地并没有消失。相反的，它成为了列菲弗尔笔下的表征性的空间，以一个符号的姿态继续存在着。像所有表征性的符号一样，筑地市场也开始了被不同力量利用的漫长旅程。一方面，打不倒的消费主义开始把它纳入新一轮消费浪潮中。筑地市场的场外商店街已宣布，将在建筑工程结束后，回到现在的空间继续经营——即使大家都知道，场外市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筑地，而重新营业的商店街，连以前的自己也可能不是了，但这都不妨碍人们用消费来确证自己对这座市场以及这座城市的占有。另一方面，筑地也成了一个抗争的符号：草根组织与强大的政府/市场共同体进行斗争，其中包含过去的伤痛和未来的动力。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文章开头描绘的游行。

        这场游行其实已经是筑地从业者们组织的第六轮抗议活动。虽然每个参会者都知道筑地的拆迁无可避免，但每一个人又是如此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浩浩荡荡的人群用各种景观式的行为唤醒路人的注意。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寻找确证。他们所要确认的是自己和这个市场空间的联系以及对筑地这个符号拥有的不容质疑的合法性。但这种企图在强大的市场面前多少显得有些无力。游行的最后，队伍汇集到了新宿站的东口广场进行演说。但应者寥寥无几，更多的路人被吸引到了他们背后在同一个广场举行的某偶像团体的见面握手会。

        反对拆迁的行动失败了，但筑地用它的离开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市场里曾经的空间实践因市场物理空间的消失，即将不复存在，但筑地本身却作为一个符号，进入了公共的记忆及话语中，它在形塑人们经验的同时，自己也讽刺地得到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