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民国日记为何在这一年纷纷失踪？

        1948-1949年是极为敏感的历史大转变时期，许多著名人物的此段日记由于种种原因都被毁掉了。如卷帙浩繁的《吴宓日记》就缺少了1949年这一年的日记。据他的女儿回忆：“尤令人遗憾的是，父亲最不想失去的两册日记（1949全一册，1950全一册），竟永远失去了！父亲为保存这两册记述了他后半生重大转折的日记，‘文革’前专门托付给住在校外的中文系同事陈新尼教授保管。不想1966年秋，陈教授‘惧祸，一举而擅焚毁’，父亲为之嗟悔不迭。”（《吴宓日记·后记》，三联书店，1999年）

        又如著名学者、曾任浙江省通志馆馆长的余绍宋的日记，时间长达四五十年，部分在战乱避难时遗失，后来留存下来两部分日记：“《余庐日记》起自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讫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春晖堂日记》起自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讫于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今仅存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共二十五年间的部分。”

        那么1943年至1949年的日记如何失去的呢？据余绍宋家属回忆：“‘文化大革命’初始的‘破四旧’活动波及大街小巷，所见所闻令人不寒而栗。我似乎有些不祥的预感，不知《春晖堂日记》的命运将如何。这时，我想到一位父亲是三轮车夫的高姓同学，就一连几天去找他，想把日记寄放他家，但一直没能找到他。我只好找另一位父亲解放前是小职员的同学帮忙，他答应了我的请求，把日记收下了。不料第二天他就来还给我，因为他母亲说‘人家都在“破四旧”，你还要把“四旧”拿到家来，快去还给人家。’形势逼人，居民区也来通知各家自行‘破四旧’。于是，百般无奈忍痛烧毁了二十余册《春晖堂日记》、《余氏家谱》以及数千封友人致越园公的尺牍。”（见余子安《先祖父越园公及其日记》，载《余绍宋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2012年）        

        大陆公开出版的著名人物日记曾经的际遇概述如上，台湾地区出版的著名人物日记似乎亦有许多衷曲：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及外交部长的王世杰的日记，从1933年记起，至1979年结束，中间缺少了十多年的日记，其中恰恰就包含了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这段敏感历史时期。

        据《王世杰日记》的整理者林美莉回忆：“陈永发所长问我，《王世杰日记》中间少了那十几年（1948-1959年）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他自己处理掉还是没写。我说，从日记的状态看来，没有看到处理迹象，而以他对陈诚夫人焚毁陈诚文件‘易于争端者’的不以为然的态度看来（1968年7月7日日记），我倾向于认为是本来没有记。

        日前询问王秋华女士，她说捐赠之时，所有的资料都已经拿到近史所，但她也不敢肯定是否当年就是没有记日记。最近进行校订，看到雪艇先生1975年1月4日有‘余自民国廿六年至民国六十二年的日记，订成卅七册’的记事，核对之下，第36册封面是‘民国六十二年三月一日迄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37册封面是‘民国纪元六十三年一月一日迄同年十一月十日止’，再查他晚年曾因动念撰写回忆录而覆阅日记，均缺乏1948年到1959年的相关记事，大致可以推定，目前的日记就是雪艇先生留存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在局势逆转的变动时期，雪艇先生并未在日记当中留下观察和分析。”（见《王世杰日记·编者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但令人感到扑朔迷离的是，整理者后来调查出原件校对时，又发现“1948年3月29日到4月6日之间的十页内容，在手稿本影印出版时，竟成为漏网之鱼，实在是一项非常大的疏忽”（见《王世杰日记·前言》）。看来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王世杰早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曾任武汉大学校长，作为学者出身的高官，记了几十年的日记，面对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不大可能会一下子思维凝固，停笔不写了。只是这段时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实在令局中人情何以堪，究竟是写了以后不想留世而销毁，还是仍然保存在天壤间某个地方（例如余绍宋生前就把自己的日记委托友人保存，待十多年后见风平浪静友人才交还家属），以待多少年后才问世发表，这或许假以时日方能知晓。

        又如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1896-1965年）的日记，原稿由其家人珍藏，存放于英国。将近半个世纪后，才由他的家属谨小慎微地拿出其中几年的日记给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据说“近史所现已付梓者为民国32年至34年全部日记，每年一册”，但笔者至今读到的仅《傅秉常日记：民国三十二年（1943）》这一册，出版时间是2012年11月，由“傅秉常之孙女傅錡华教授与近史所张力研究员，负责本日记之校注”，至于“其余各年日记，将取得家属授权后，继续安排出版”（见《傅秉常日记·出版与校注说明》）。

        那么，傅秉常的日记一共记了多少年，何时才能完整出版他的全部日记，在这册已出版的《日记》中亦未见半点透露。总之，1949年前后这一敏感期的日记似乎并不明朗，当然也不能排除傅秉常本人对于这一年的历史事件完全失记。然而蹊跷的是，这一切在已出版的《日记》中全未提及，况且一个人的日记竟然是以“年”为单位出版，实属罕见，可见直至今日相关人士对于国共政权交替时所记日记内容的公开披露，仍然惴惴不安，远未脱敏。

        再如国民党资深外交家沈昌焕（1913-1998），他在抗战胜利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秘书，可以说翊赞中枢，必然了解国共内战时期许多政治秘辛。但2013年8月台湾“国史馆”只出版了一册《沈昌焕日记：战后第一年1946》。据沈氏家属称，这是沈昌焕“留下唯一的一本日记”，出版是为了纪念沈昌焕百年诞辰（见沈大川：《纪念父亲沈昌焕百年诞辰》，此文作为《沈昌焕日记》出版的“前言”）。

        沈昌焕1946年出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1948年转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次年任“行政院”新闻局长。国民党政府赴台后，沈昌焕两任“外交部长”以及“总统府”秘书长等显职，一直参与政治中枢事务。很难想象他一生只记了1946年这一年日记。更难得的是，读者还能看到这样一条史料：“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没几个月就是民国三十五年，日记就从这年开始。记得有人跟我讲过，在侍从室服务的人，蒋委员长每年都会送一本日记本，要求大家养成记日记的习惯，而且要据实记载生活的点点滴滴。”（见沈大川前揭文）这段话就是明证；既然蒋介石每年下发一本日记本要求侍从室人员记日记，那么《沈昌焕日记》就不太可能只有1946年这一册。        

        问题的症结或许正如民国期间曾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所说：“记日记就得忠实，或是忠实的记录，或是忠实的意见。但是有许多方面，为一时的机密或顾忌，便不能不有所保留，因此便减少了写日记的兴致”；“若干有关时事的记录，不诚实的不愿写，诚实的不便写”；“回想许多重要的事迹任其如梦如烟的过去，一个治历史的人能不惭愧？”（引自林美莉：《编者序》，载《王世杰日记》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罗家伦与傅斯年是历史学家胡适的两大弟子，身为一个有学养的读书人，罗家伦当然知晓古代良史齐太史冒死直书、晋太史董狐秉笔直书之事。这些铁骨铮铮的史家不畏权贵，冒着生命危险尚且敢于直书时事，而现代人在私家日记中却刻意回避一些重大事件，以高标准对照古人，如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治历史学的学者，罗家伦自然会感到“能不惭愧”？

        通过以上的论述，读者大概更会感受到1948-1949年的《竺可桢日记》（约八十万字）能保存至今及完整展示的珍贵。当然，大陆及港台出版的日记中有几部也保存了1948-1949年的记载，但从总体上估量：由于这些日记作者的学养见识及所处社会阶层的局限，或所见所闻不广，或所思所想不深，或所记所录的人事并不重要，至少与政坛大局变化及社会主流动态并不息息相关。

        《竺可桢日记》的重要性或许只有那部《蒋介石日记》可以与之相抗衡。但说到蒋氏日记不免有三大可怜：一是普通读者的可怜，国内几年前即传闻有出版社在联系出版该日记，但只闻打雷不见雨点，几年光阴倏尔过去，只令我辈读者望穿秋水，却迟迟未见蒋氏日记在大陆一展全貌。原因是蒋家第四代突然与第三代为《蒋介石日记》的继承权发生争执，使得该日记的出版变得遥遥无期。二是曾任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的郝柏村的可怜，他在2011年和2013年分别出版《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上、下册），但由于蒋氏家属对《蒋介石日记》著作财产权的争议尚未解决，故这两部郝氏《解读》无法引用《蒋介石日记》原文。

        郝柏村一生追随蒋介石多年，忠心耿耿，晚年想为他的“蒋公”日记作些注解却得不到相关人士的善待，这让人情何以堪？故郝柏村声称：“我深感遗憾。”（见《本书出版的一些波折》，载《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该书编辑策划小组也同时指出：“一旦著作权争议解决，‘天下文化’将立即出版包括蒋总统日记的原文，来弥补本书的缺憾，以及郝先生内心深处的失望。”（同上）

        三是蒋家后代的可怜。孟子曾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不到五世，第四代却为《蒋介石日记》的“著作财产权”要与第三代争执不休。蒋介石父子身为国民党首领，贵为总统，门第显赫，从第三代开始日渐衰落。但第四代无论如何也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应有对历史负责的恢弘气度以及对金银财产勘破彻悟的胸襟，又不是衣食匮乏、见识不广的小家碧玉，竟为先祖的“著作财产权”群起内讧，致使天下有识者感叹不已。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于2010年12月2日出席“蒋介石日记与民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两蒋”（蒋介石和蒋经国）日记从法律上来看，当然是蒋家私产，但从日记的内容、历史、文化角度来看，应属于公共财产；非常期待蒋家后人，能尽量达成共识，让资料公开。马英九表示，两蒋日记包含中国半世纪以上的记忆，对于研究两岸历史以及蒋家的真实样貌，有很大的价值（中新网2010年12月2日电，引自台北“中央社”报道）。

        笔者记得民国时代的大富商蒋汝藻性喜藏书，曾收藏珍稀宋元刊本两百多部，其中《草窗韵语》《吴郡图经续记》等书可说独步天下，珍贵无比，但后来因经商失败，蒋氏密韵楼所藏之书，皆归商务印书馆所有。国学大师王国维听闻此事，致函蒋汝藻之子蒋谷孙：“前接尊君复书，已知此事颠末，顾实无法以相慰藉，故至今尚未作畣。今晨适复览前编书目草稿，乃知再竭数〔若〕干年之力，未必能再得此数。然山河大地尚有变移，不过当局者难以为情耳。尊君意兴萧索，固可想而知。”（《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15-416页，中华书局，1984年）

        王国维的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大好河山都可失去，都要经常变换主人，何况两百部宋元刊本呢？故也不必为古书易主而太悲伤。我想，王国维之言实可令蒋家后裔深思，蒋家后裔应该群体面壁反思而长诵斯言。六十多年前蒋介石“总统”把大陆江山都已丢失，他的后代至今却在为“笺笺小数”的著作财产权争闹不休，这岂非让蒋家前辈再次蒙羞？  

        说完三个“可怜”之后，笔者还要说三个“感谢”：第一感谢竺可桢先生的家属，他们为学术界无私贡献了一部无与伦比的长篇日记，高风亮节，令人钦佩，笔者只能从《周易》中借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一句话来向他们表示敬意。

        第二感谢《竺可桢日记》编辑委员会的各位专家，他们在整理这部日记时秉持“求全存真”的原则。他们的远见卓识与胆略胸襟，必将受到未来历史学家的高度评价。“全部日记中没有撕毁和覆盖。竺可桢日记是为供自己备忘而记，不是准备日后当著作发表的。于竺生前，亲友皆不知他有如此‘私藏’。其之所记，为亲见、亲闻、亲历，是他自己的自由思想和真实感受,没有一般公开出版物、官方文件、社交会谈等所常见的束缚和忌讳。具备上述的即时性、‘原生’性和隐秘性,竺可桢日记在总体上也就无可置疑地保证了它作为史料的真实性。”（引自执行主编樊洪业：《关于竺可桢日记》，载《竺可桢全集》第六卷第11-12页）

        应该指出的是，整理《竺可桢日记》时秉持“求全存真”的原则首先得到竺老家属态度鲜明的全力支持，这种牺牲一家隐私之“小我”，成全《竺可桢日记》作为天下学术公器之“大我”的精神，实在令人无限敬佩。笔者在浏览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王伯群日记》手稿本时，发现许多地方已被开了天窗，稍稍研究这些“天窗”的上下文，即知“天窗”内容并非涉及当时政坛某些机密或敏感问题，无非是一些家庭隐私罢了。这正反两个例子表明：古人所说的“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光明磊落的处世风范是多么难能可贵，同时也表明竺老生前倡导的“求是”精神在绵远深长的竺老家风中再一次得到深刻的体现。

        第三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领导、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历任领导及责任编辑。十三载岁月，寒往暑来，人事变迁，却薪火相传，这种“一诺千金”、锲而不舍的出版工作者筹划及编辑精神，值得全国以敬业自律的出版社闻风鼓舞、起而效仿。佛经中有一句话：“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其意无非是说人生在世不能碌碌无为苟且度日，而是应当做一件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大事。这与孙中山先生告诫青年人不必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的话在精神上是高度契合的。笔者认为，《竺可桢全集》尤其是《竺可桢日记》的出版，就是当代中国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与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不断地被学界认识、发掘及阐释。一言以蔽之，这是一部在民国史上空前绝后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师日记。■   

                                                                                                                                        2014年9月21日初稿于沪西两藏室

                                                                                                 2014年12月8日定稿于上海理工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