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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之死：谋财害命还是政治暗杀？

蔡登山

2015-05-18 18:2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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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许寿裳与鲁迅相识既早，更有同乡之谊。作为鲁迅的挚友，许寿裳一直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贫病的中国向国人宣传鲁迅的战斗精神。

1946年6月25日，许寿裳受陈仪之邀赴台湾，任省立编译馆馆长。因台湾同胞都说日语，看日文，国语、国文程度太低，所以许寿裳要普及国语、国文和中国史地方面的知识，以增强台湾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

在台期间，他极力地宣扬鲁迅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后又结集成《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发行，引起极大的反响。研究者认为，许寿裳意图透过鲁迅思想的传播，使得过去鲁迅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够再度在台湾掀起，达到台湾文化重建目的。

然而由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紧接着陈仪下台，第二天编译馆被一纸文告裁撤。而许寿裳本人也在1948年被杀害，许多人将他的死指向国民党的政治暗杀。

陈仪（前右）与鲁迅（后右）、许寿裳（后左）、邵文镕（前左）1904年摄于日本东京

台湾光复，许寿裳应邀前往主持编译馆

1945年10月24日，陈仪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兼警备总司令之身份飞抵台北松山机场，翌日于台北市公会堂（中山堂）与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在同盟国军事代表、台湾人民代表，以及新闻记者代表列席之下举行受降仪式。台湾从此纳入陈仪的指挥之下。

1945年10月25日，在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上，陈仪作为中国受降主官接受侵华日军投降代表安藤利吉呈送投降书。

1946年5月1日，陈仪从台湾打电报到南京给时任国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的许寿裳。《许寿裳日记》5月2日有“得公洽‘顾密’电”，5月3日有“（下午）六时得荃侄电话，知‘顾密’电已译出，略谓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拟专设编译机构，编印大量书报，盼兄来此主持，希电复”。5月4日，许寿裳给好友谢似颜信云：“得公洽兄密电……弟意能游光复后之台湾，非不甚愿，惟所云拟设机构，既未悉其详情，弟个人复有种种牵制，中以经济困难为第一，踌躇莫决。”但经过短暂的考虑后，5月6日“复公洽电（由荃侄在院代发）。快信公洽”。5月13日陈仪在台湾再度给许寿裳信中云：“电、信都收到。兄愿来台工作，很高兴。”

许寿裳抵台后，6月27日即投入编译馆的筹备工作，开始起草编译馆组织大纲。分为四组：（1）学校教材组，（2）社会读物组，（3）名著编译组，（4）台湾研究组。

据当时在台湾省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当编审兼主任秘书的杨乃藩（1915—2003）回忆说：“学校教材组，这一部分以编撰教科书为主（印刷发行由台湾书店负责），接收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的原班人马，已略具雏形。社会读物组，是编辑一般性的民众读物，许先生自己率先编了一本《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也要笔者赶编一本《简明应用文》，以应当时民间的急迫需要。这部分找人也比较容易，记得有几位许先生在北平女师大的学生如梁瓯倪等都被罗致。名著翻译组，这部分是重头戏，据说陈仪希望在短时间内译出世界名著五百部。这一想法来自日本，日本人大量翻译世界名著出版，以提升国民文化水平。由于许先生广泛的学术人际关系，他函电交驰，邀约多位高手来台助阵。其中有李霁野、章微颖、谢似颜、缪天华等。因为许先生是留日的，所以以通日文者为多；世界名著，也多由日文翻译过来。台湾研究组，对台湾历史文物作系统性的研究，主持其事者为杨云萍先生（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专家）。一位日本学者国分直一也被罗致，专事后龙、苑里及圆山贝冢等的考古工作。”

到了1946年下半年，编译馆已初具规模了。……只是好景不长，经过半年左右，在次年的2月28日，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

许寿裳(1883—1948.2.18)，字季茀，号上遂，绍兴赵家坂人，现代传记作家、学者。

“二二八事件”后编译馆被裁撤

陈仪领导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治台政策是“去日本化（奴化）”再“中国化”，这是战后台湾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的原则性指导纲领。

当时台湾人民遭构陷为日本化、皇民化，乃至于奴化，这些歧视与误解断非台湾人民所能接受。诗人王白渊对此指出：“……许多外省人，开口就说台胞受过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台胞虽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台胞并不奴化，可以说一百人中间九十九人绝对没有奴化。只以为不能操漂亮的国语，不能写十分流利的国文，就是奴化。那么，其见解未免太过于浅薄，过于欺人”，“好像把台省看作一种殖民地，对台胞抱着一种优越感，使台胞和外省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发生隔膜”。

当时的台籍作家吴浊流，在其自传体回忆录《无花果》一书中，对陈仪所领导的行政长官公署的种种作为，有着亲眼的观察与分析。他说：“在陈仪长官的部下里……从整个看来，拥有现代知识者少而古代官僚作风者多。……各机关接收以后，日本人所留下的位置由外省人所替代，而下面的本省人仍然居于原来的位置。因此，对工作、环境详细的本省人居于下位而不谙工作的外省人却悉数居于上位，于是就孕育了很大的矛盾。这样一来，政令的推行就无法顺利。那么本省人就走入愚昧的感情路线上，毫无顾忌把嫉妒表露出来，而外省人又抱着反正上位都是外省同志，所谓‘官官相护’，互相维护的关系，自然会怀有优越感而去轻视本省人了。”

由于当时大多数的台湾人不懂中国的国语，加上前述台湾人被奴化的误解与歧视，当时的台湾人无论在政治权力、经济、社会，以及工作职位等各方面均受到刻意的不公平对待，此种差别待遇不仅造成台湾人民处处吃亏、双方的隔阂加深，也使得台湾人民十分不满。由于外省人的无能与蛮横而衍生出的省籍间倾轧，终于爆发“二二八事件”。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镇压行动，据估计民众死亡人数在18000至28000人之间，受害者大多未经审判即被枪决，甚至死得不知所终。

1947年2月28日，聚集在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门口的民众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虽屡遭蒋介石批评“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的陈仪，已于3月17日致电蒋介石，表示“对此次事变决议引咎辞职”，但蒋介石没有同意。直至同年4月22日，当时的行政院会议通过撤销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陈仪方才下台。陈仪调回南京后，担任行政院的顾问，尔后，又被指派为浙江省省主席。可说非但没有因此事件而受到任何的责罚，反而直接荣升。

许寿裳4月22日日记云：“中央社消息，台省主席系魏道明。”次日日记又云：“报上载魏主席昨已通过。……下午至公署访公洽。”24日日记云：“以辞呈面交公洽，不肯受。”对此，当时编译馆同仁程憬之回忆说：“同时外间对编译馆的攻击也乘时勃发：陈仪因人设事啦，经费太多啦，没有成绩啦，思想有问题啦，不一而足。这情形许先生当然是知道的，但他依然置诸不理，劝告同事安心工作，赶快做。……五月中，魏道明主台的消息发表了，新任秘书长徐道邻曾与许先生三次共事的，早就到了台湾，但许先生没有去看他，人家问他打算怎样，他的答复是‘听其自然’。到魏道明到台湾的第二天，报章上刊出了编译馆撤销的消息，而许先生竟也在看报之后才知道这回事。”

许寿裳5月17日日记云：“《新生报》及《省政府公报》，载编译馆经昨日第一次政务会议议决撤销，事前毫无闻知，可怪。在我个人从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谢的；在全馆是一个文化事业机关，骤然撤废，于台湾文化不能不说是损失。”流露出他压抑的愤怒。

据袁珂说有关编译馆突被裁撤，其原因有三：“一是许师是鲁迅先生三十年的老友，思想有左倾嫌疑，所邀来馆工作的职员，含左倾进步色彩的，也不乏其人，如李何林、李霁野等；二是所编教本或读物，不合官方口味，亦有左倾嫌疑；三是‘二二八’事变后，本馆有张、刘两位同事以共（产）党嫌疑被捕（说他们是事变的策划者），许馆长知其无辜，亲自坐车去将他们从警备司令部保释出来。”

台湾省编译馆从1946年8月7日正式成立，到1947年5月16日因“二二八事件”的影响被撤销，前后不到一年，但它的设立和工作目标却是当时台湾社会文化重建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为尽快使台湾和台湾人“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宣扬鲁迅，以五四精神重建台湾文化

许寿裳来台的另一主因，是希望利用台湾的安定环境，完成《鲁迅传》和《蔡元培传》的写作。其实许寿裳早在1940年10月19日日记就说：“鲁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故人，弥深怆恸，其学问文章，气节德行，吾无间然。其知我之深，爱我之切，并世亦无第二人。曩年匆促间成其年谱，过于简略，不慊于怀。思为作传，则苦于无暇。其全集又不在行箧，未能着手，只好俟诸异日耳。”

而台湾由于早在1895年就为日本所统治，对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思潮的发展极为陌生。许寿裳后来写有《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一文，他说：“谁都知道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是扫除我国数千年来的封建遗毒，创造一个提倡民主、发扬科学的文化运动，可说是我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划时代、开新纪元的时期。虽则他的目标，至今还没有完全达到，可是我国的新生命从此诞生，新建设从此开始，他的价值异常重大。我想我们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代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从这几个要点看来，他的价值和任务是要比从前那个运动更大，更艰巨，更迫切啊！”

因此，王小平就指出：“对许寿裳来说，他更多的是把鲁迅精神作为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精神象征，这其中不无借他人之酒浇胸中块垒之意。因此，才能够理解许寿裳到台湾后，为什么会把宣传鲁迅作为与编译馆的工作同等重要的事业来看待。”

许寿裳在来台后，在筹备编译馆的繁忙工作之际，还继续《亡友鲁迅印象记》（以下简称《印象记》）的写作。黄英哲指出：“许寿裳明显的意图透过鲁迅思想的传播，使得过去鲁迅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够再度在台湾掀起，达到台湾文化重建目的。”

我们知道1927年以后鲁迅定居上海，大量写杂文，其中对国民党政府之批判、攻击愈见激烈，而许寿裳在台湾并与当地文化界合作大力宣传鲁迅，与得到陈仪的大力庇护有关。我们查看《鲁迅日记》，当年鲁迅在北京时是和陈仪有直接来往的，尔后则全赖书信往返。自1912年11月起至1928年12月止，《鲁迅日记》之中共有近二十次与陈仪来往的记录。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上海。陈仪当时是福建省政府主席，据陈仪的女儿陈文瑛表示，陈仪曾电告蒋介石，提议为鲁迅举行国葬，但蒋介石并未接受这项提议。又据陈文瑛说，《鲁迅全集》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后，陈仪曾托人购得数套，分送给福建省各图书馆及重点学校，要学校选择几篇作为教材。至于自己更是在书橱中将其陈列在显著地位，并不时拿出来翻阅。之后，因陈仪被调离台湾，“二二八”后的一连串政治整肃，鲁迅的作品在台湾遭到近四十年的禁锢命运。

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峨眉出版社，1947年初版

许寿裳之死：谋财害命还是政治暗杀？

1948年2月18日深夜，许寿裳遇害了。2月20日的《公论报》如此报道：“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寿裳氏，十八日夜，在和平东路青田街六号住宅，于睡眠中被人用柴刀杀害。右脸耳朵下的颈项上一伤，约被砍三刀，长八寸，裂开约一寸，右鬓部两伤较轻，死在床上。满床鲜血。……许氏被杀的原因究竟是被人谋害，还是被窃盗所杀。已由各有关司法的机关，严密侦查中。”

2月22日下午2时，距离惨案发生后三天，凶手高万伡逮获，竟是编译馆的工友。据高犯供称：编译馆裁撤后，他一时失业。想起身上有许家大门钥匙，遂在一天晚上到许公馆行窃，偷走许小姐的一辆新自行车，这次食髓知味，用钥匙开启许宅大门，潜入内室，翻箱倒箧，搜求钱物。许先生为声音惊醒，随即拿手电筒照射，他一时神志失控，乃挥刀将许先生砍杀。后来他换掉血衣，安置好赃物之后，又装得没事似的，再到许家来探听情形，当人们在验视许先生的遗体时，他也在场，第三天他又来。在被捕时，他说已经买好了火车票想逃的，可是却老觉得许老先生一直在跟着他，结果他是在台湾大学附近被抓到的。3月13日经法院审理，罪证确凿，高万伡不久就伏法了。

对于许寿裳的死，其姨侄张启宗说：“我在1985年与沈醉同在全国政协文史委政治组时，求教于他，特别提出了这个问题。沈醉对我说：此案曾有所闻，据说是蒋经国指使魏道明、彭孟缉等人搞的。高万伡系受人利用，而行凶时则非有两三个人不可。显然这是先用蒙汗药麻醉闷倒，然后再用刀的。尸体手足松弛且面容无异常，这说明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受害的。然而，当特务为灭口而再杀人时，高万伡即成为‘替罪羊’了。”在无任何确切证据下，这也只是另一种说法。

另外，文学编辑家范泉在1999年癌症复发后放疗中，勉力写下《许寿裳遇害》一文，其后又作了重要补充说：“昨天又接到日本友人横地刚先生来信，说许寿裳先生遇害，肯定是政治谋杀，不是一般的谋财害命。他说最有力的证人是许案主审官陈醒民的自白。据陈醒民揭发，在当时省主席魏道明（陈仪早已被撤下）的指使下，那些国民党特务，如何布置安插陪审爪牙，不由主审官分说，不容查验，三五天内匆匆定案，不到一月即执行枪决，以免查证。……从横地刚先生来信透示：许先生遇害的关键，是因为他讴歌了给蒋家王朝敲响丧钟的鲁迅。他说许多倾慕鲁迅先生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蓝明谷等，仅仅因为翻译鲁迅的《故乡》为中日对照课本，或热心介绍了我翻译的小田岳夫《鲁迅传》，都被逮捕后，未经宣判而暗中杀害了，更何况鲁迅先生的挚友，写过许多深情怀念鲁迅先生的诗文，将当时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诗中隐喻为见不得天日的‘长夜’的人呢！”

……

诸如李何林及许寿裳的女儿许世玮，都将许寿裳的死，指向国民党的政治暗杀。1947年夏，因许寿裳之荐，渡海来台，任台大中文系教授，讲授词学的乔大壮，在1948年2月18日晚，还与许寿裳饮酒赋诗，次日发觉，许寿裳在寓所睡梦中被宵小连砍五刀惨死。乔大壮对于许寿裳惨死，惊悼特甚，心境益劣。灵前致吊时，泪流不止，返回宿舍，直至半夜才让同事台静农等人离去。又站在大门前以手电筒照着院中大石头说：“这后面也许就有人埋伏着。”风声鹤唳之情景，可见一斑。

而过不久，这些曾在许寿裳身边一起工作的朋友李霁野、李何林、袁珂等人，都相继返回大陆，最后仅留下曾与鲁迅有深交的台静农，以及谢似颜等少数人。但早年受过“白色恐怖”，在大陆时期入狱多次的台静农，此时为明哲保身，终其一生避谈鲁迅，埋首学究生涯。再过不久，鲁迅的作品，更成为禁书，当然再也没见到宣扬鲁迅，而为知己者死，如许寿裳的人了。漫漫长夜，我们凭谁再叩晓钟呢？斯人已去，为之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