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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医生这个职业为什么格外崇高呢？

陈嘉映

2015-05-15 06:41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何为良好生活》是哲学家陈嘉映先生在伦理学领域发表的第一部专著。陈嘉映先生有个流传甚广的哲学时间表：第一步做语言哲学和本体论；第二步是知识论或曰科学哲学；最后抵达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书中讨论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关心的最切身的问题。本文选自该书，经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刊载。

昆德拉的小说《身份》里，主人公马克是个理想主义者，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把所有职业想了一遍，发现当医生最为利他，他就报考了医学院。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确挺高尚的，我们常把医生这个职业说成“崇高的职业”。上世纪初，不少仁人志士都是把自己的职业选择跟中国的前途连在一起，有因此学医的，有因此学农的，有因此投身文学的；鲁迅一开始学医，后来他发现治疗人的身体不如治疗人的灵魂更重要，改事文学了。想想现在，你可能纯粹出于一己的兴趣选择了写小说，可能是因为医生挣钱多选择了学医，好生惭愧。

行医的目的是什么？可以说是治病救人吧。要是有个医生说他的目的是挣钱，你会不会觉得他有点儿鄙俗，甚至恶劣？然而，一个壮工挖土方，为了挣点儿钱，他鄙俗或恶劣吗？也许恰因为医生这个职业格外崇高，为挣钱去学医就鄙俗甚至恶劣？

医生这个职业为什么格外崇高呢？治病救人的确是件很重要的事儿，但种粮食、做衣服、盖房子不重要吗？的确，每一个行当都需要特有才能和品德，种庄稼有种庄稼的技能，还得勤劳任苦，但行医不止于此。行医的技能一层一层，没有止境，神医妙手回春，简直有再造生命的神奇。而且，行医还需要某些特殊的品德。

医生的确是个崇高的职业。但我们不见得因为它崇高就决定投身其中。的确有马克那样的青年，从理想出发走上一条道路，但多数人未必如此——在昆德拉的这部小说里，马克也只是走上这条道路，他并没有走下去。想想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怎么一来就成了农民、建筑工人、医生、画家、官员？我成了郎中，可能是我生在中医世家，可能我叔叔是郎中，看我聪明可教把我带在身边，可能有位神医治好了我少年时的一种怪病，也可能有个庸医治死了父亲，例如鲁迅。当然也可能，我琢磨着当医生挣钱多。

不管行医多高尚多重要，不管你是不是出于崇高理想当了郎中，你毕竟在靠行医这个业行养家糊口。你可以默默无闻在内蒙古种了好多树，你可以加入了博济会做半年义工，但我们通常得养家糊口。你得会干点儿什么，长大了才能养家糊口，而从前，最现成的路子是“子承父业”，你从小看着爸爸诊治病人，你熟悉药材。我入了这行你入了那行，本来多半是因缘不同。行医，从军，或从事地质学、文学、电子商务，我可能被抛入其中，被安排到其中，我可能受到吸引，受到感召。当然，也可能那是经过考虑的选择。现代以来，选择成为人生的关键词。这是与现代整体观念配套的一个字眼，刻画出现代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即使现代人进入了这个业行而不是那个业行，更多基于考虑和选择，但考虑和选择仍是伴随着出身、禀赋、感召等等做出的。就具体的个人而言，选择项并非在时空上并列摆在那里。我倒是知道跟政府联手开发房地产利益最大，我听说飞行员转个会就几百万，但我从来没想过往那个方向去把利益最大化，因为它跟我哪儿都沾不上。这在传统社会里更明显一点儿，那时候，利益更明显地跟具体的人的具体身世连在一起。

人生不是股票市场，可以站在它外面来权衡得失。通常，我们并非先考虑哪个业行能让我利益最大化然后去选择它，同样，我们也不是先考虑哪个业行能实现最高的理想然后去选择它。无论理想还是利益，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具体环境，包括他心仪的生活典范和他自己的禀赋。我从小学起跑步在班里最后一名，我多半不会以刘翔为楷模，非要干飞人这一行。即使我像鲁迅似的一心爱国，而且认为要救这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学，我若并不爱好文学，若无文学禀赋，我也不会想到去写小说诗歌救国。我们谈论理想与现实，说不能停留在理想上，要化理想为行动，这话当然没什么错，但我想补一句，我们并不是先有个与自己的现实无关的理想，然后面对一个与理想无关的现实，我们生长在相当具体的现实里，理想一开始就是在这个现实里呈现的。

黑格尔那时代，老年人还常老气横秋地训导年轻人，他说青年人抽象——黑格尔把“抽象”视作缺陷，这我很同意。的确，年轻人没做过什么事，他的远大怀抱，他的高扬理想，难免有点儿飘。不过，青年的理想有点儿飘扬不仅是正常的，甚至是可喜的。青年学子聚在一起，指点江山，一派以天下为己任的劲头，其中不乏昂扬的意气——这种昂扬的意气使得他们的理想不那么抽象。毕业十年以后，同学重聚，若各个一事无成，仍然在那里高谈阔论国家大事，人类前景，旁听者难免有点儿疑惑起来。我们要的是那种能一步步引导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理想。是啊，人到中年还停留在年轻时代的理想方式上，人就变得抽象了。一伙儿退休老头儿每天议论政治局的人事布局，议论怎么为改革做顶层设计，哦哦，那无非是街头下棋之余的另一种消遣。

我们在成长和为事的过程中变得具体。你是否成为一个好医生，跟你一开始是跟着郎中爸爸学一门养家糊口的本事还是一开始抱着悬壶济世的崇高理想没多大关系，要紧的是你踏踏实实要把这门本事学好，在实践中一点一点深入体会行医的特殊技能和品德。行医这个业行比你的动机包含着更实实在在的理想。学医行医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多半时候想的不是怎么悬壶济世，而是学习枯燥的生化学，记住成千上百种药物的名称和成分，一遍一遍重复这种那种操作程序。但也正是这些本领和操作在治病救人，而不是你悬壶济世的理想。糟糕的是，这些知识、技术、规程，你并不能区分其中哪些与你的理想联系紧密，哪些关系不大。你从政，你不是每天想着怎么落实理想，而是想着去处理那些日复一日的事务，或怎么处置火烧眉毛的意外事件。无论你一开始怀抱怎样的理想，它都无法原封不动体现在这些实际工作之中。理想不仅变得具体而微，而且一定经历了这样那样的变形。实践的目的不在手段之外——这样从政，成就的是这样的政治目的，那样从政，成就的是那样的政治目的。

实践对理想的这种约束力量同时也是实践的危险所在。我们当年的同学，有的后来投身政治这个行当；当年谁不是抱着经世济民的理想？后来呢？冯友兰从手段—目的来谈论这里可能发生的情况，他说一个目的可以是另一个目的的手段，比如做官的目的是改良政治，然而，“在人事方面，这有时是很危险的事”，“若千方百计运动去做官，久而久之，也许会忘记改良政治而以做官本身为目标”。这里的确有一种我们都知道的危险，但这样来刻画这种危险稍嫌简单，仍把目的手段视作互相外在的东西。实际上，很少有谁像葛朗台为攒钱而攒钱那样把做官本身作为目标。且不去说那些一开始就为了去搜刮民脂民膏做官的贼人——他们倒是不会异化，只说那些一开始为了改良政治才去做官的，真正的麻烦差不多总是在于，你一开始怀抱的那个理想本来只是个抽象的理想，只要去做事，你就不能停留在这种抽象性上。或者反过来说，你最初设想的现实也颇为抽象。目的或理想面对的并非一个泛泛的现实，你面对的是具体的制度、人际、规则、惯习。或好或坏，你最后做成的事情不可能像你一开始设想的那样子，你自己也不可能保持少年时候的那个样子——待到你学会了把事情做成的时候，你的理想，连同你自己，无可逃避地被改变了。没有这些改变，你将一事无成。但这种改变是理想获得了具体的形态呢，抑或是理想逐渐湮灭？你最终做成的是什么呢？你自己最后变成了什么呢？绝不像比较一个完整的苹果和一个咬过一口的苹果那么清清楚楚。你很少戏剧性地面对你该坚持理想还是让理想破灭这样的大选择，你的改变发生在难以觉察的毫厘之间。

我还要加上说，做官的人，就像做别的事情的人一样，也要养家糊口。对他来说，从政这项活动也是赢取外在利益的途径。随着理想的形变，赢取外在利益的途径也发生形变，你赢得更多的薪酬、权力、名望，是随着你理想的实现而来呢还是随着你理想的湮没而来？这个疑问，在艺术家和学术人那里更加明显，在艺术、学术这些领域获得成功的人士几乎时时要面对这个疑问。

这个疑问，笼统表达，就是：我该怎样生活？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仅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rein）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phronesis最核心的含义——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

其实，与其说行医实践“实现”了你的理想，毋宁说，你在行医的漫长岁月中找到理想。你一开始学医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照样可能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成为“理想主义者”。一个女青年，爱好写作，强烈希望成名成家，某些机遇让她接触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她觉出那是个极好的题材，到图书馆去搜集资料，到各地采访当事人，落笔写作。在这个过程中，她一步一步陷入历史的残酷，民族的苦难，她写出了一部震动世界的书，出了大名，同时，她变了个人，出名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真诚面对世界真诚、面对自己进行写作。才能、感受力、际遇，会把同样的动机引向很不一样的道路。你当然可能一开始为出名写作，后来一直为出名写作——果若如此，你多半写不出什么很好的作品，哦哦，糟糕，你出名的机会恐怕也会少一点儿。

如果你做的事情值得赞扬，你出于个人的爱好这类“个人动机”来做它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何以其志为哉？朱瑞峰年复一年从事网络反腐，不断受到骚扰、威胁，我们旁观者也难免为他的人身安危担心——贪腐官员无所不用其极的案例已经出了不少。人家采访他，他却说，他就是喜爱做这事，即使他妻子为此跟他离婚他也不愿放弃。我们从事一个业行，很少能用非此即彼的简单动机来说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动机通常无法与当事人的其他方面割离开来，无法跟他面对的特定现实割离开来。实际上，朱瑞峰的“个人兴趣”与他的拳拳报国之心交融难分。充满个人爱好来做一件事情，丝毫不减弱这件事情的“理想性”。套用夫子实实在在的说法，强为之者不如乐为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