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版本上线，CEO邱兵撰文：我们的失败与伟大

        全新版本的澎湃新闻，今天正式上线。

        在此，我们刊载澎湃CEO邱兵为一本新书所作的序文。

        在《新闻的骚动》一书中，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试图探究两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无所不在却又面目可疑的新闻报道，以及“理想的新闻应该是什么模样”。

        澎湃新闻上线至今298天，发表文章约3万篇。每一个清晨，澎湃新闻都像一枚海贝贴在您的耳边，让您倾听这个星球和这个国家惊心动魄的澎湃声音。

我们的失败与伟大

文/邱兵

        为阿兰·德波顿新书《新闻的骚动》而写。

        1989年春节后，我开始在《中国青年报》实习。大学三年级的实习，差不多应该视作每一个新闻系学生职业生涯的开端。

        那个时候，北京的街道还没有那么多的人和车，没有鸟巢、水立方和华尔道夫酒店，但是因为干冷的天气和玻璃瓶的酸奶，这里的冬天比上海更让我们喜欢。

        当然我并没有钱住旅馆和招待所，我住在北京大学我老乡的宿舍里，哪一个床空我就睡哪一个床。那个冬天我闻到过来自陕西、河北、广东、四川、云南的各种味道，偶尔我需要将两根醒宝香烟插在鼻孔里用嘴呼吸才能入睡。

        每一天去单位上班的路程都是非常漫长的。我需要从中关村坐332公交车去白石桥，然后坐地铁到东直门，出来后换107坐到海运仓胡同。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中我永远哼着同样的一首歌，那是台湾的民谣歌手马兆骏唱的歌，叫《我要的不多》，它翻来覆去就唱，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个世界孤单的，不只我一个。

        另一个孤单的身影每天也从北大出来坐332公交车。

        他叫老肖，和我一样21岁，但是长着41岁的脸，宜昌人，他学的经济，在一家中央大报实习。我们每天早晨一起在校门口买酸奶，在白石桥车站分手。

        他第一次和我讲话是在公交车上，这家伙像地下党一样凑过来说：“海子死了你知道吗？”我那时不知道海子是谁，没敢接茬。这家伙继续神秘地说：“从山海关到龙家营的铁轨上，啪，一分为二。”

        老肖说：“得空我得去一趟山海关，我要搞清楚海子看到些什么、想些什么。我素材收集了不少，不出五年，中国第一思想记者就姓肖了。”

        再大的牛皮也掩盖不了思想记者老肖比我更没钱。我有时会买两个肉包子吃，但他从来不买，说早晨吃不下，但是有一天我请他吃了一个，我觉得他只花了一点五秒就吃完了。

        3月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成为新闻人老肖的终结。

        那个周末老肖来宿舍找我，问我可不可以第二天陪他去一趟延庆县。

        老肖的父亲患了重病，过来北京求医，结果几家医院都不收，理由是治无可治。20多年后回想起来，大概是肠癌转移到了肝部。束手无策的老肖从他老乡那里拿到了一个神医的地址，说神医救过不少无药可救的人。

        地址就在延庆县。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俩架着行动困难的肖老伯上了往延庆县的长途车。肖老伯其实只有50出头，早年丧妻，一个人拉扯老肖和一个还在上初中的妹妹。疾病让他的身体只剩下70多斤。

        神医在一个民宅里坐堂。我们刚刚坐定，一个助理模样的人朝我们伸出一只张开五指的手，老肖傻乎乎地也伸出一只手准备击掌。那人面无表情地说：“50块。”

        老肖有20多块，我有30多块。凑完钱神医背对着我们在纸上写了什么，然后折好交给我们说：“去吧。”

        我们走到光天化日下打开那张纸，竟然只有两个字：地瓜。

        那天已经很晚了，我们在延庆县找了一个农民的房子住下来，一块钱一晚，有热炕。

        肖老伯睡下后，我们俩走到屋外来说话。3月底的塞外还很冷，白杨树在黑暗中像巨人俯视着我们。

        老肖哆嗦着说：“我早就知道地瓜是好东西，吃了就放屁，通肠胃，防癌。”

        我说：“要我说这神医就是个锤子，地瓜要能救命，卫生部长好去吃屎了。”

        老肖说：“你咋就不能把人往好里想呢？”

        回到屋里时，肖老伯没有睡，他坐在炕上看着我们说：“不要再吵了。我要走了。地瓜是你妈妈小时候的名字，又矮又胖，她在喊我去陪她了。我没有什么要求，让我死在湖北老家的床上。”

        肖老伯父子回家的盘缠是我们几个哥们一起凑的。在火车站的时候，老头突然跪在地上说：“下辈子我报答你们。”

        之后的日子，我又回到了332-地铁-107的轨迹。中青报的食堂里，每天就两个菜，一荤一素，还有就是白馒头和大锅汤。我这个重庆崽儿经常会想起麻辣火锅和爆炒腰花。但是这里有很多我崇拜的新闻人，张建伟、麦天枢、卢跃刚……我每天坐在食堂的角落里，听他们咬着馒头说那些我似懂非懂的宏大叙事，日复一日，痴迷其中。

        偶尔忍不住感叹，新闻是多么神奇的职业，那么远的热情，让我淡忘了那么近的忧伤。

        一个多月以后，我收到一张50元的汇款单和一封寄自湖北的信件。

        信中说：“父亲是在床上过世的，很安详。我承包了长江边的鱼塘，能挣一点钱。我要挣钱照顾妹妹，不能再读书了。当然，也做不成新闻人了。羡慕你，可以面对那么大的世界。老邱，不管你拥有多么大的世界，当个正派人。”

        26年后的3月底，出版社让我为阿兰·德波顿的新书《新闻的骚动》写序。诚惶诚恐中，读到书中的一段文字。他说，查阅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我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方寸前的忧虑和疑惑。

        26年里，很多次从长江尾的上海飞往长江头的重庆，忍不住透过飞机舷窗寻找那片长江边的鱼塘，还有那个在塞北和我争吵的身影，还有他的思想记者的梦。每一个清晨，那个人会不会把海贝贴在他的耳边，倾听这个星球和这个国家惊心动魄的声音，让他忘记延庆县绵延的山路，和我们曾经无望的忧伤。

        但是极目之中，只有那条悠远的河流，仿佛是岁月的眼泪汇成，清澈着、混沌着、奔腾着、遗忘着、燃烧着、毁灭着，长流不息。

（《新闻的骚动》一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即将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