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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中年人没有电影看?于是两个60后拍了邓小平
筹拍《旋风九日》过程中困难不断,制片人吕木子有时在家里诉苦,父亲问她:“什么事情这么难?”
她回:“你不懂,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特别可怕,拍这个片子简直是你死我活。”
父亲淡然道:“都是小事,输赢而已,离生死远着呢。”
父亲特种兵出身,曾担任徐特立的警卫。吕木子小时候没有洋娃娃,仅有的玩具是一块弹片:那是父亲从自己腿上挖出来的,“为了不截肢,没有麻药,刀在火上一烧就挖。”对这样的老革命而言,不到生死层面都是小事。“是啊,我就想,做失败了又不会死,那就做下去吧。”吕木子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
导演傅红星与制片人吕木子都出生于1960年代、革命家庭,他们的父亲是老战友。5月12日,《旋风九日》北京首映,两人的父亲都看了这部电影。从来没有表扬过吕木子的父亲,看完全片,对她说:“这个事情做得好。”傅红星的父母则盛赞儿子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制片人吕木子参加《旋风九日》首映。 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没有人能演出邓小平的风采
吕木子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之所以采用纪录片的形式,而不是邀请特型演员重拍一部故事片,就是在于见过真实的邓小平,任何一个特型演员都无法演出他的风采。
在重卡司的市场环境下,这部电影相当于在筹备之时就已经选择了hard模式。吕木子介绍,在融资时,她需要花费额外的力气去寻找出品方:“不是志同道合的不要,煤老板、黑心矿的不要,为了赚快钱的不要,我必须确定每一分钱都来得干净,对得起邓小平。”
而导演傅红星为了拍摄此片,辞去了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的公职,以民间身份开始了从电影立项开始的一应步骤。“电影资料馆馆长的工作主要是做研究,我不希望我导演此片被看作不务正业,或利用一些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在美国申请采访、拍摄,对方会有严格的审核,比如你的身份、你的资金来源、你的目的,相对而言,以一个民间的身份能够更顺利地通过。”
2014年,本片曾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关机仪式。吕木子向记者介绍,当时是为了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为此咬牙不惜血本。“而在此之前,在美国拍摄时基本已遭遇了资金链断裂,几乎连剧组回国的机票钱都不够了,我差一点就把房子抵押了,我做得出这事。”吕木子说。
拍摄过程中,导演和制片常发生争执,但不是通常的成本控制问题,而是为了是否在电影使用动画。吕木子介绍,哪怕是邓小平的家人都能接受,她仍然对一部纪录电影中运用动画形式持反对态度,无他,不真实。“其他的事能达成共识,这事绝对不行。几乎是从头吵到尾。”
直到点映之后,观众对动画形式表示接受,吕木子才渐渐接受下来:“导演有很多歪理论,比如说有真实的火箭图像,他不用,因为他觉得不真实,他认为这在邓小平的时代是没有的,只是他脑中的理想,所以要用动画展现。”
教科书之外的旋风九日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28天之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为期9天的正式访问,与美国总统卡特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国际舆论视此事件为战后国际关系的转折点,标志着中美关系短暂的“蜜月期”,而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这个75岁的老人被称为“邓旋风”。
在这类教科书式的描述外,还有什么?
《旋风九日》导演傅红星介绍,这9天里,邓小平参加了80场活动、20场宴会,举行20多次讲话,与记者交谈十余次,遭遇了一次游行示威和两次不明身份人员突袭。“用今天的话说,邓小平带领中国这个负资产的经济实体去美国做了一场政治、商业路演,回来之后中国就上市了,并且市值到现在还在增加。”傅红星说。
而在制片人吕木子看来,这是一个75岁已经当了爷爷的老人,在明知各种反华势力已经发布危险信号的情况下,毅然承担起的使命。邓小平的警卫参谋张宝忠在采访中表示,美国之行时,他已做好了随时用身体替邓小平挡子弹的准备。而这次访问的危险,也是该片在宣传中一再强调的。
据说此行中邓小平两次险遇刺杀。一次是在白宫与卡特会见时,两名持有采访证的记者试图在现场进行刺杀活动,被安保架走。事后查明,他们来自一个激进杂志。卡特表示,希望这个事故不要“有所妨碍”。邓小平回应:“当然没有。”
另一次在德州,当时应邀去西蒙顿镇晚餐并观看牛仔表演的邓小平从电梯出来进入大堂,一名男子先将一包东西掷向邓,随后将手伸进衣兜——然后他就被安保制服了。该名男子所扔并非炸弹,所掏也并非枪械,那包东西都是传单。但后来查明,这是一名3k党成员,并在FBI的通缉名单上。
“我们今天能看到《复2》、《速7》,能用上iPhone6,但我们不能忘记,如果没有一位老人的冒着生命危险的‘旋九’,这一切都是不会出现的。”傅红星说。
90%以上的国外影像
《旋风九日》并非第一部涉及邓小平访美的纪录片。2004年的12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即有展现,去年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2集纪录片《九天——1979年邓小平访美》更是直接锁定了同一题材。
制片人吕木子认为,《旋风九日》与上述两者不同,是电影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的差异。此外,此前所有中国制作的,关于邓小平访美的纪录片均采用了中央新影的资料,而《旋风九日》所用的,90%以上为国外影像。
2013年吕木子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时,开始搜集资料,购买版权。吕木子介绍,作为当时的一个重大事件,来自世界的上千家媒体报道了邓小平访美,留下的影像资料散落在各个档案机构中;而美国已经解密的国务院外交档案中,也有关于此事的许多史料。购买这些资料并不便宜,一秒钟可能要250美元,而剧组所购买的长度,据其所说,足可以再拍五部《旋风九日》。“美国方面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中国人这样大量地购买资料。他们很紧张,不知道中国人要拿去干什么。”在关机仪式上,吕木子曾这样介绍。
在拍摄过程中,剧组重走了邓小平当年的访问路线。采访对象几乎囊括了此行访美的一切相关人士,美国前总统卡特、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前国务卿基辛格、前联合国秘书长帕斯卡、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等,中方的随同访美的贴身警卫、医生、专机机长、记者,乃至当时的美国保安、为邓小平表演骑术的德州小姐妹,都出现在银幕之上。
2015年5月12日,著名演员田华,邓小平访美贴身警卫孙勇、张宝忠参加《旋风九日》首映。 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一名看过这三部反映邓小平访美纪录片的人士认为,《旋风九日》所用的资料并不能说是全新,但在某些角度的展开上较之前大有提升,“卡特在白宫南草坪欢迎邓时有抗议,此前的影像也有涉及,但此次画面较之前都多;小平同志在访问最后几天感冒,有他擤鼻涕的画面,在领导人纪录片中相当罕见,但也不能说空前。如果要是说全新的内容,或许在于一些当事人的采访。”
但他认为,此次纪录片有些故弄玄虚,尤其是其刻意渲染的“刺杀小平”,当年就是捕风捉影的事,时隔30多年,编导完全应该做的是去还原历史,而非罗织旧闻,而且从结果上看,小平访美并没有在安保上出问题,此外,这些都可说是小平那次美国之行边角料。更为重要一点,想在纪录片里加入悬疑成分,可以理解,但编导显然没有把故事说圆。
《旋风九日》海报之一,模仿了《王牌特工》的海报,可海报里的这些枪,都不会出现在影片里,因为“刺客”拿的是报纸。影评人“北肖恩南萍萍”在《以为是大茶饭,结果是半成品》一文中指出:“《旋风九日》就是由导演制作的一份剪报,主题内容是美国媒体如何报道邓小平访美。并不是把一个事件的有关影像资料串起来就能叫做‘纪录片’,话虽然这么说,毕竟这份整理工作很不容易,也算是一份难得的资料整合,里面的确有很多普通中国观众难得一见的画面、难得一闻的有趣细节。可惜的是,导演或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确是在做一部‘纪录片’,而不是一份剪报,特地在片中加入了很多无关人员的访谈,以及有关人员的无意义的访谈,真实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画蛇添足。”
【对话】我们这些中年人凭什么就没有电影看?
澎湃新闻:你什么时候知道《旋风九日》会跟《复仇者联盟2》撞档期的?当时怎么想?
吕木子:其实这是我找的它。选档期我并不是很专业,要听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做判断和决定,当然这个决定需要做得勇敢一点。当美国大片来的时候,所有国产片都集体倒下的时候,你拍的到底是一个文艺片,还是一个小文青爱情片,或者什么狗血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一来就把你们集体压死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抗日片里,日本人来了有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当汉奸,但当他发现全城老百姓都被屠杀的时候,你说你还保存你自己吗?现在变成了所有国产片如何加在一起不被集体压死的问题了。
1998年票房第一是傅红星的《周恩来外交风云》,虽然那时候只是中国电影市场的萌芽期,但说明电影受众也有对这类题材的基本需求,甚至可能超过了故事片。那么今天,我们这些中年人凭什么就没有电影看?为什么90后女生是主流受众,我们中年人就不是主流受众了?
我从小没有互联网,看电视我们家都心疼钱,我就是看电影长大的,电影是那时最便宜的(娱乐方式),我们是最爱看电影的一批人。但到现在,我们这批人变成活该没有电影看了。我觉得这岂有此理,我们中年人是最有购买力的时候,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时间的问题,就是没有对口的东西、值得我们看的电影。很多年轻人等一晚上为了看《复联2》,但潘石屹就说,“那是编的。”不屑一顾的口气。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共识。
但现在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没有我们可看的东西,这是我们的错吗?有人问过我们想看什么电影吗?你们把汉堡包天天当主菜吃,我吃不下去,只好自己在家做点菜了。
澎湃新闻:那为什么选择做纪录片?如果做成故事片,有卡司吸引力的话融资也不像现在这么难。
吕木子:那谁演邓爷爷,能演得让我们这一代人服?特型演员我也不点名道姓,但有的时候邓家人看了也很难接受。像潘石屹、柳传志这一代人看了片,也觉得没有一个人能演他。大家想看的是真实的邓小平,而不是一个演员扮演的邓小平。只是说在融资上遇到困难而已,那个困难我可以克服,但要能够满足,由他本人出现在这个片子中。
澎湃新闻:我听说这个片子的宣发上好像有很多新的手段,比如在深交所上映,又听说会跟旅行社合作,同步推出“邓小平美国9日游”路线,这是你们特意设计的吗?
吕木子:还真不是,是这个项目大家都知道了,自己找来跟我们洽谈的。其实我们这个片子的宣传去年就启动了,但很少人知道,直到最近半个月媒体报道多了,很多人倒是主动来找我们。大家都很有跨界营销、跨界合作的理念。我原来哪有这些想法,也不过一边走,一边跟他们学。
澎湃新闻:购买的影像资料还会作其他用途吗?
吕木子:其实也很难。如果再讲中美关系,或中美关系发生问题(或许可以用)。
澎湃新闻:为了拍这片子傅导辞职了,你也好像曾经打算抵押房子,在这个过程里你们的选择都这么一致吗?有没有为这个片子吵过架?
吕木子:当然,吵得最多的就是动画,从头吵到尾。我觉得在一部纪录片里用动画是不理智的行为,但他在这个事上特别执着,别的事经常有商量,能够达成共识,单单就除了动画。
澎湃新闻:但这点上傅导还是赢了,你现在能接受动画了吗?
吕木子:观众反映看来,大家是觉得还能接受的,没有体现出我当时的担心。我担心一个真实的纪录电影,跟动画相结合,人家可能会觉得你不尊重事实。搞中国纪录片的人都知道,我们当时为了扮演、再现是不是真实都吵得一塌糊涂,你今天还画上了,这不是自己找事吗。但他就是很坚持,因为当年邓小平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也是漫画,不是真的照片。而导演又认为,关于邓小平的梦想的内容应该用动画,因为当时是没有实现的。今天我们的真实影像,邓小平时代是没有的,但因为他有梦想,所以才这么做,才在今天成为了现实。在导演看来,如果用真实的火箭影像反倒是不真实,因为飞天梦当时只是他的一个梦想,只能画出来。
澎湃新闻:把原始资料与今天的影像水准、动画技术结合在一起,如何做到不违和?
吕木子:我当时也是担心画面如何能够拼接在一起而不跳。这得感谢各个工种的努力,从导演的理解出发,到剪辑师的剪辑,我们把原始影像做了数字化修复,又请了泰国的调光师调光调色,最终呈现的还是比较自然的,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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