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刘涤宇：《清明上河图》不止一幅，有些画的其实是苏州

作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绘画之一，通常被认为是北宋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可谓家喻户晓。然而事实上，宋朝以后关于此画的仿本与摹本就开始不断产生，其中埋藏着丰富的图像史料价值。

现为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刘涤宇，以其201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了专著《历代<清明上河图>——城市与建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除了专业研究之外，刘涤宇还在网络上参与过大量关于建筑历史文化的讨论，“南萧亭”是他在网上广为人知的笔名。

我们今天公认为北宋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最早是如何被发现的？历代《清明上河图》背后隐藏着哪些信息？宋代市井图像能否印证史学界著名的“唐宋变革说”？围绕这些问题，刘涤宇博士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

据悉，2010年上海世博会都没有借到的北宋版《清明上河图》，将于2015年9月5日至11月4日亮相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庆系列展览中武英殿展区的“《石渠宝笈》特展”，届时观众将有幸一饱眼福。

澎湃新闻：请先简单介绍下历代《清明上河图》的版本流传系统吧。

刘涤宇：今天，大家已经公认清代《石渠宝笈三编》著述，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淡设色本《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时代的作品。但在20世纪中叶以前，大家对《清明上河图》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认识，和今天有很大的差异。因为至迟从明代后期开始，各种《清明上河图》的仿本便已经大量流传。晚明书画鉴赏家李日华在其笔记中记载，市场上的《清明上河图》画作大小简繁都不大一样，每幅只卖一两银子。而这些版本中，流传最广的是明代“苏州片”系统的仿本，是画师们以当时苏州城市风貌为蓝本绘制的。

        

我们现在通过印刷品可以了解一幅绘画作品的面貌，但在古代，真本只有一件，不是谁都能看到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仿本和摹本来认识一幅绘画作品。在这样的流传过程中，苏州片系统的仿本形象逐渐深入人心，大家都觉得真本也应该与此相差不大。但事实上，两者只有大的主题相似，画面细节上联系很少。

而苏州片仿本最初是怎么出现的呢？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最初很可能是关于此画的文字记载（例如明代中期的内阁首辅大臣李东阳曾两次在《清明上河图》上题跋）的传播，奠定了对此题材和画面基本内容的社会认知，而苏州片仿本系统，最初的画师看起来并未看过原作，只是根据文字描述和自己的城市生活经验将其再创作出来。

而清代宫廷也有众多《清明上河图》的仿本，其中少数有宋代版本的片段图像传承，但受苏州片仿本系统的影响更大。其中最著名的是现藏“台北故宫”的清院本，由陈枚等五位清代宫廷画师完成于乾隆元年。这幅画的基本布局与明代开始即大量流传的苏州片仿本系统相似，但很多细节参照了清代北京的帝都景象和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水乡景致进行了充实完善。这个版本也是现在台北故宫最受欢迎的展品之一。

        

同时，台北故宫还收藏有与这个版本内容很类似的白描版，署名沈源所绘，沈源也是当时清宫画院的画师。这个版本究竟是清院本的稿本还是后来对清院本的临摹修订？目前研究者们倾向于后者，不过还没有直接的证据。

而《清明上河图》的北宋版本，由于在清中叶曾一度属于大学问家毕沅兄弟，并在不久之后成为宫廷藏品，所以也有机会被宫廷画师看到并传摹。但苏州片系统的仿本对当时人的观念影响实在太深了，清宫中众多当时一流的鉴赏家都未能慧眼识珠，认定其为真本。乾隆38年，宫廷珐琅匠师兼画师黄念所作《清明上河图》仿本中，虽然很多细节明显直接或间接来自北宋版本，但题款却写着“仿明人清明上河图”，这代表了当时的基本认识水平。

澎湃新闻：我们今天公认为北宋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当初是怎样被发现的？

刘涤宇：1950年代初，当时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一位名叫杨仁恺的小伙子在伪满政权覆灭时被缴获的文物中发现了目前我们公认为北宋时期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他判断这应该是宋代的作品。后来，当时的文物鉴赏大家郑振铎、徐邦达等都参与了这幅画的鉴定工作，一致认为这才是宋代的真本。这幅画于是先在中国大陆得到承认。

        

但当时在冷战初期，大陆与海外的学术交流渠道很少。在中国大陆的研究成果还未发表的时候，已经迁台的中国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先生认为一幅美国私人收藏的《清明上河图》为宋代真本，当然，现在看来，那其实是苏州片仿本系统中的一幅清代作品，不过因其声望，也由于海峡两岸争夺中华文化正统的政治需要，董作宾先生的观点曾经在海外得到追捧。相比之下，日本学者倒是较早接受了中国大陆学者的观点。

在鉴定《清明上河图》真本的目的驱动下，1965年-1971年，美国、中国台湾和日本各有一篇关于《清明上河图》多版本比较的重要研究成果问世。其中最早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Roderick Whitfield完成于1965年的博士论文，而台湾学者刘渊临在不知道Whitfield研究的情况下，搜集各版本《清明上河图》的图像进行比较研究。虽然两人比较得出的结论大不相同——Whitfield的观点和我们今天的观点接近，而刘渊临却认为“台北故宫”收藏的《清明易简图》才是真本——但两人的研究几乎穷极了他们当时能够看到的收藏于台湾和海外的各版本，以及中国大陆认为的宋代真本印刷品。两篇论文先后发表后，日本学者古原宏伸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并进一步补充了收藏于日本的几个版本，可以算是多版本比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了。

1970年代初，在台北召开的一次中国书画研讨会上，Whitfield宣读了他对《清明上河图》多版本比较的研究成果，在会场上以及会议结束后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争论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三编》著录本是宋代作品，并在现存诸本中最接近于真本的面貌。

澎湃新闻：《清明上河图》的图像能否反映真实的古代社会生活和城市史？

刘涤宇： 以北宋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为例，从1950年代桥梁学家唐寰澄到最近的刘妍等学者，都将研究聚焦于图中那个编木结构的虹桥上。这种虹桥结构之所以引起关注，首先是其与《东京梦华录》中“巨木虚架”的记载相符合，且细节表达精确详尽，可以确定北宋时代存在这种结构桥梁的可能性颇大；其次是此种结构在后世已难得一见，与之最相似的浙闽木拱廊桥受力也是梁板式与拱式结合的特点，可以考察两者的传承关系却无法将其混为一谈。所以，判断这个编木拱桥的真实性应该并无异议，但囿于绘画的局限性，不能说这幅画中编木拱桥的跨度、宽度、栏杆形态及尺度都与北宋的真实情况完全相符。

        

还有图中所绘各种建筑一起构成北宋东京的城市空间，但北宋东京存在一个位置，那里各种建筑的邻接关系与这幅画完全一样吗？肯定不可能。但其中建筑所呈现出的与后世不同的形态、建筑与街道、建筑与人的关系，都明显具有与后世不同的特征，以这幅画的信息为基础研究那个时代北宋东京的空间形态，并在与其他文献相互对照的情况下，谨慎得出一些结论是可能的。

对于真实性，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图中所画的城市空间是仅仅反映了城市个别地段的风貌，还是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比如，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北宋版的《清明上河图》所绘，以及《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北宋东京，都太关注城市东部地区，而东京的西部地区是什么样子呢？他的研究结论是，东京西部早期以军营为主，后期有了更多的官员、士大夫宅邸，其城市风貌相对更加封闭一些，与北宋版《清明上河图》市井繁华的街道界面有很大的差异。所以，通过图像来研究城市的历史形态必须与相关文献、考古资料和现今遗存结合，并经过仔细考订方可采信。

澎湃新闻：自从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上世纪初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变革说”，在历史学界波及甚广、影响深远，稍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又衍生出“唐宋城市变革”的命题，那么《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城市图像能否为这一假说提供新的参照？

刘涤宇：“唐宋变革”说主要是指安史之乱以后，直到宋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深刻变革。其中包括：江南地带的大规模开发导致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离，使大运河在中国的重要性大幅增加；税制改变为以财产为基础分户等收税的“两税法”；从以贵族拱卫政权逐渐转化为依赖科举制度选拔的知识分子形成文官阶层。而加藤繁首先提出的唐宋之交城市方面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唐宋变革的组成部分。

加藤繁的研究中，很多重要的线索被广泛征引，几乎成为定论。如隋代令狐熙整治汴州时“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证明那时庶民不能面向主要大街直接开门，而其代表性的城市形态是隋大兴（即后来的唐长安）、洛阳两城，以坊墙和坊门封闭各坊，然后在城中集中设市交易。他认为这种形态到了宋代逐渐瓦解，而在宋中叶时随着街鼓的废弛和宵禁的解除而撤销。当然，其中的个别观点已被后世学者质疑或修正。

        

然而，隋大兴（唐长安）那样的城市是用很短的时间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完成的，有按照一个理想蓝图建造的条件。而在一些当时已有千百年历史的地方城市中，具备这种大规模改造的条件吗？更重要的是，只要把街与巷之间的丁字路口以坊门封闭，并禁止居民面向主要街道开门，在中国古代以合院民居为主的居住形态下，不需要坊墙仍然能够实现封闭里坊制的管理效果。

而从唐代中叶开始，虽然具体的法令条文改变不多，但事实上，商业店铺沿主要大街开设至少在一些地方城市已经得到了默认。中唐诗人张祜的诗《纵游淮南》第一句“十里长街市井连”首次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这一点，即那时作为南方经济重镇的扬州已形成沿主要大街的商业街道。但问题的关键是，面向主要街道可以开门开店真的意味着街坊由封闭转向开放吗？

在《五代会要》中记载着后唐时代的一个奏疏，主要是建议对唐末战乱中破坏严重的都城洛阳进行整饬。而整饬的办法是：划坊界、设坊门，这和封闭里坊制的管理方式类似；但“如有沿街堪盖店处”，由官府统一兴建店铺出租给商户。虽然这个奏疏后来是否有成果不得而知，至少证明当时人的思维里面，封闭里坊制与沿街店铺不是相互抵触的制度。到了30年后，后周世宗兴建北宋东京外城时，官府就只划分道路，定出主要官署仓库等的位置，其他让老百姓自行建造了。可见这段时间，统治者对城市，尤其是都城空间形态和管理方式的理解已经有了明显不同。

北宋版《清明上河图》中由于场景聚焦于主要街道，所以对巷弄空间的表达较少，从中可以看到沿街店铺的发达和街面的开放，但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开放性已经深入到街区内部。众多明清仿本则表明，明清时代虽然沿主要街道可以开门开店，形成商业街，但街坊内部的巷道口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有栅栏门的，到了晚上，栅栏门关闭，街坊便封闭起来。这也被《西园闻见录》的记载以及明代丘浚关于加强京师治安的奏疏所证实。

当然，明清两代，这类栅栏门等防卫设施是在官方管理下由民间自行建设的，其存废与官员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但总体来说，栅栏门的存在反映了“唐宋城市变革”前后城市管理政策不仅仅是一种断裂，两者间也有非常明显的延续性，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