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川本芳昭：汉民族是如何形成的

        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在1950年代作为史学的“五朵金花”之一曾大放异彩，如今也没有失去学术魅力，吸引无数人关注。中日关系及日本在东亚世界的作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都具有极高的人气。这两个问题看似无联系，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川本芳昭力图打破国别限制，将整个东亚古代世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中国北方民族与中华意识的重建，把汉民族形成与东亚国家秩序相联系。由于他对古代东亚民族史与国际秩序的深刻研究，川本教授曾经担任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日方委员。川本教授3月份在日本著名的汲古书院出版了新著《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对这两个问题提出了最新的解读。围绕这部新书，澎湃新闻采访了川本芳昭教授。

川本芳昭教授         

        澎湃新闻：最近您在汲古书院出版了新书《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这是您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结集，能否简单介绍下这部书的旨趣？在此之前您有一部《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这次在原有研究上有何突破？

        川本芳昭：本书是我继1998年出版《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下文简称“前著”）之后的另一本研究专著。在此期间，先后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的诸民族》（《中国史のなかの諸民族》，山川出版社，2004年）和《中华的崩坏与扩大 魏晋南北朝》（讲谈社，2005年；中译本2014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在这两书中，一方面对此前的研究做了整理，另外也呈现了之后的研究进展：即把作为前著研究对象的民族问题延伸至整个中国历史来考察，同时讨论的范围也扩大到包含中国在内的东亚全域，此点是在前著基础上的一个进展。

        这次刊行的《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则是在前述三本著作研究基础上，将1999年至2014年期间发表的专业论文按相关主题加以编排、整理而成。关于本书的主旨，“序言”中已有论述。

        我最初进行研究时的目的之一与现在立论根基已受到质疑的江上波夫的所谓“骑马民族国家论”有很大关系。这一理论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经由朝鲜半岛波及到了古代日本，当时迁往日本的骑马民族建立了日本的古代国家。对于日本古代国家是由迁徙来的骑马民族建立的这一点我自然难以认同，但这一时期的北方骑马民族文化对古代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却是事实。基于这样的认识，考察民族大迁徙时期北方骑马民族对东亚大陆、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的影响这个问题时，如果将考察空间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东部，将时段从汉延伸至唐，那会看到怎样的历史图景呢？这就是我当初的研究目的之一。

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国家》

        虽然前著也是基于这样的视角写成的，但在这次出版的书中又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如书中指出，将北朝形成的国家体制与辽、元甚至汉代进行比较后会发现，它们绝非毫无关联的，从所谓“中华帝国的构造”的观点来看，它们彼此间在国家体制上具有同质性的一面（本书第1篇第4章）；朝鲜、日本的古代国家体制也可以看到与上述类似的发展历程（本书第2篇第1章）；当东亚大陆形成统一帝国时，周边地域（如古代云南、日本等）也会产生同样的波动，这一波动又与周边地域的自立化相互关联，从而呈现出与大陆同样的发展轨迹（本书第3篇第1章）；北魏史研究中的发现，在辽、金、元甚至清代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同类现象，且这种类似性绝非仅仅因为同是非汉民族入华而产生的（本书第4篇第4章）；所谓汉民族的形成，要等到解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后才能得以实现，此时的汉民族已是个较秦汉时期进一步扩大、深化了的概念（本书第3篇、第四篇第1章）。上述这几点就是我认为本书在原有研究上有所“突破”之处。   

        澎湃新闻：北朝与辽金元清同为北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国家，他们具有同质性的一面，似无可争议。但汉王朝是由秦、楚发展而来，那么汉王朝与这些北族王朝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川本芳昭：诚如你所说，作为由北方入主中原的王朝，北魏与辽、金、元、清具有同质性的一面，那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样一种同质性体现在哪里？又蕴含在一个怎样的构造之下呢？这就不甚清晰了，而研究者又多只关心自身专门研究的那个王朝的问题。

        在中国史研究中，我最早证实北魏存在着一个主要由鲜卑人把控、被称为“内朝”的皇帝亲信侍从集团，并弄清了其内部构成。那么，内朝制度是不是北魏所独有的呢？在这一疑问的影响下，我意识到其他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中也应该存在类似制度。对此，研究最为充分的是元代的情况，这就是被称为“怯薛”的制度。此外，有研究表明清朝也存在被称为“辖”（Hiya）的同类制度。这样来看的话，辽、金似乎也应该有类似的制度。只是辽、金史领域的相关研究比较薄弱，直到近年才终于弄清楚它是以“著帐官制度”这样一种形态存在的。

北魏石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入主中原的非汉族王朝中都存在着一种性质大体相同的制度，即以部族子弟组成的群体充任侧近职务，由他们负责皇帝近身杂务，担任禁卫和处理文书的侍从官，并带着这类官衔被派往外地任职。在近年中国史研究各断代、各领域专业分化不断加深的现状下，很少有人采取上述这种视角，但我自信，对理解中国历史的整体而言这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视角。

        在思考上述制度时，不由使人想到，汉族王朝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汉族王朝中，皇帝等统治集团以及被统治者都是汉人，因此初看之下会认为类似制度是很难产生的，并且在宋、明等王朝中也确实没有见到。但如果注意到这种近侍官制度是在王权确立的初始阶段，通过吸收其他敌对势力（非汉民族的话就是敌对部族）并将其首长子弟任用为士卒或官僚来加以掌控的过程中出现的，就会发现这种制度最初实际上带有人质的色彩。

        我注意到汉代的郎官正是在这一传统中诞生的。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君主从其臣属政治势力中征纳人质的做法，这类人质后来演变为侍卫君主、掌管王命传达的官僚，而汉代那种扈从侍卫、主司王言的郎官正是从这一制度渊源中产生的。

        可以说，汉代的郎官与北魏的内朝、元代的怯薛性质是相同的。只不过汉族王朝的场合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其执掌后来逐渐由宦官来代替行使。而北方民族的情况，如同生物学上个体重演着系统发生那样，在他们入主中原之际类似古代汉族社会中“质子”的制度反复出现。我认为这一现象蕴含着前近代中华帝国的本质特征。（这一点可以参看本书第4篇第4章）

        另外，元代怯薛制度中还存在着一类具有皇帝友人性格的“那可儿”（Nökör），他们是怯薛的首领。这就说明，北族政权的内朝、怯薛等呈现出一种金字塔似的重层构造，上层是带有皇帝“友人”色彩的群体（他们对皇帝抱有伙伴意识），下层则是类似奴隶的隶属性群体。

《元世祖出猎图》中的怯薛形象

        澎湃新闻：您在研究中特别注意胡族政权通过继承旧华夏正统王朝的遗产，建立中华意识，并推广至东亚世界。这种以中华意识为基础的东亚国际秩序建立中日本是如何应对的呢？

        川本芳昭：关于这一点，已主要在本书第2编第1章做过论述。书中指出，我们在古代日本看到了中华意识的形成，这其实在此前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国家中也出现过，而在东亚大陆的五胡政权中则能见到这种中华意识的先驱形态。东亚古代周边诸民族中涌现的这样一种中华意识是在秦汉世界体系的崩溃中诞生的，五胡、北魏所建构的世界体系击败了作为秦汉、魏晋王朝继承者的南朝的世界体系，进而又为隋唐所继承；在汉魏晋世界体系中处于朝贡国地位的古代日本也走上了自立化的道路，形成了中华意识。这两者都是秦汉世界体系崩溃这一根源所催生的结果。

        具体来说，日本原本向中国朝贡并接受其王号，如东汉时期的“奴国王”、魏晋时期的“亲魏倭王”等。这在与南朝宋的交往中也是如此，但与此同时日本统治者在国内又开始自称为“治天下大王”。“天下”是起源于中国的概念，统治倭国的这个“天下”显然是无法支配中国本土的，考虑到这一点，“天下”作为外交理念就产生了矛盾。但在这里我可以看到当时日本天下意识的萌芽，这种意识最终向着采用与皇帝具有同等含义天皇号的方向发展下去。关于天皇号的问题，本书第2篇第2章中已有论述。

        日本的天下意识最终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这表现在使用原本只有中国皇帝才能用的年号、制定律令、将京都称为洛阳并视之为日本国内的中华之地等等。其实这类动向之前已在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家出现，表现为将原本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替换成以本国为中心的天下。另外，就倭国的情况而言，这还催生了诸如将其周边民族称为“虾夷”这样的华夷意识。

        可以说，上述古代朝鲜半岛、日本出现的意识变迁，以及东亚大陆的五胡、北魏政权在统治中国过程中接受中国的华夷思想，视自身为中华而将南朝政权称作夷狄，这两种情况其实是如出一辙的。

        北魏并不是接受前代王朝禅让而建立的国家，但后来还是在接受五行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自身的正统性主张。北魏之后的北朝诞生出了隋唐帝国，且隋又灭亡了南朝，由此原本在汉、魏、晋、南朝间传承的正统谱系被北魏的继承者北朝隋唐所继承，而北魏是由五胡之一的鲜卑族所建立。这表明之前在汉、魏、晋之间传承的中国历史的正统谱系就此断绝，正统转到了五胡、北朝一系。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后期        

        澎湃新闻：您认为汉魏晋之间的正统谱系经过南北朝而断绝，转移到了五胡-北朝一系。但是中国学界有人认为北魏孝文帝进行的改革就是接续汉魏传统，从这个角度看，汉魏晋的正统是不是并没有断绝呢？

        川本芳昭：我在书中认为，原本鲜卑民族是没有五行思想的，不过后来他们继承了中国的这种思想，先是利用“黄星显曜”的天象记录、拓跋部早年出现过像牛（牛为“土畜”）一样的神兽等传说来标榜自己为土德，此后又经历了继承五胡国家德运的阶段，最后经过孝文帝改革才标榜承续西晋金德为水德，并以中原王朝自居。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所以说，北魏终究不是接受前朝禅让建立的国家，而是像后来元、清两代那样的非汉族王朝。另外还应注意，此后诞生的北朝系政权是灭亡了南朝，而非接受南朝的禅让。      

胡服骑射雕像       

        澎湃新闻：有学者认为汉唐间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汉民族形成的过程。您专精中国古代民族史，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汉民族形成这一问题的？

        川本芳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前面已有涉及。至于这个问题我具体是怎样思考的，在本书第4篇第1章中有论述。我当时指出，六朝隋唐时期中国南、北两方的动向都应予以重视。

        北方的情况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研究，我主要是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中民族问题的视角出发，对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点做了探讨。

        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北方发生了五胡的入侵。而这也是一次可以与西方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相匹敌或者可以说规模犹在其之上的大迁徙。关于这次民族迁徙所带来的后果，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认为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推动作用，还有人则认为它导致了中国社会的破坏和停滞。从后者的立场来看，北魏建立前尤其是孝文帝之前就成了一个混乱的时代，它不过是隋唐统一帝国出现前的过渡期。

        我是站在前者立场上的。但这样一种影响具体是以何种形态体现出来的呢？这就成了要解决的问题。首先，隋唐时期中国再归一统的强大动力怎么看都不是中国社会本身产生出来的，不得不承认，这是胡族所具有的以骑马为中心的军事力量所带来的。但是胡族带来的并不仅是军事力因素，风俗习惯以及制度等社会各方面都可以看到来自北方的影响，例如骑马的风俗、女性的活跃等等。而这些因素又与中国社会的固有元素相混合，最终作为中国社会的新样态而沉淀下来。

        举例来说，墓志铭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才开始定型化的，当时大多数人死后都会将固定形制的墓志铭随同埋入墓中。北魏迁洛后的墓志铭没有采用过去的形制，或者说此前的碑型墓志逐渐消失，与之相应，那种呈方形，完整记录志主姓名、本贯、仕履并附有铭文的典型形态的墓志铭最终确定下来，并为后代所继承。又例如，被认为继承了中国古制的均田制，始终也没有在身为汉民族正统王朝的南朝出现，反而是由北魏建立、实施的，后来这又成为隋唐田制的典范。因此在思考北方民族的影响时，有必要重视上述这种情况，即由北族将接受的中国文化加以具体贯彻，从而使之成为后世中国文化的典范。

墓志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才开始定型化的。 

       另外，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很多人都称“众多少数民族从北方迁徙进来”。但就我看来，北魏全盛期国家掌握的人口总数据推测不到两千万，而北魏初期的非汉民族总数就已达数百万之众，因此当时的北方民族绝不是“少数”。此外还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非汉族出身者、跨种族混血儿活跃于北朝、隋唐的政治中，因此胡三省称：“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这就说明，那种基于六朝贵族的门望云云对这一时代作出的论述是与实际情况相乖离的。

        关于南方的情况，从这种民族的视角进行的讨论一直以来都很少。但从汉民族的形成这一点来看，南方的民族也是个重大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北方，或者可以说犹在其之上。

        当时在中国南方，非汉民族是占压倒性多数的。在岭南、云南等地区这一状况自是理所当然，但在江南、福建、江西、湖南等后世难以想象的区域内，也都可以看到非汉民族广泛而密集的分布。我在前著中对这个问题已有所考察，本书则着重分析了福建、四川等地的情况。考察的结论是，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南方的统治基本是呈点、线状的，换言之，政府统治只能达到江河沿岸与城市区域而已，对除此以外地区的领土统治还远未实现，这要等到作为本书考察下限唐代之后的宋代才能最终确立。对此，本书主要从新县增置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可以看到，上述区域内新设置的县是占压倒性多数的，而在此之前这类地区都是所谓的蛮荒之地。

南朝齐武帝景安陵石兽       

        澎湃新闻：在当今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内亚传统在隋唐帝国建立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胡族政权不断华夏化的时期，同时也是内亚传统大量涌进华夏的时期，您是如何看这两个看似相反的历史线索？

        川本芳昭：一直以来，日本的魏晋南北朝研究都是以与贵族制相关的论点为中心而展开的，近年来又有人提出了应重视内亚的动向、将中国史相对化的观点。后者的观点不仅限于魏晋南北朝，毋宁说是在辽、金、元、清的研究中得到了更多提倡。我的立场是这两者都不能否认，而将两者加以综合、贯通才是更为重要的。但这不是从一直以来“汉化”、“同化”的观点出发，而应该从新出现的扩大、深化了的“中国化”观点展开考察。对此，我主要在本书第一篇第1章、第4篇第1章中做了论述。        

        澎湃新闻：在学界对南北朝历史进程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南朝化，认为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的因素逐渐减弱，南朝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逐渐加强，一种是北朝主流说，认为历史的出口在北朝。作为卓有建树的南北朝史学者，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说法？

        川本芳昭：所谓南朝化是由唐长孺等人提出的观点。关于南朝对隋唐的影响，陈寅恪也早已有过一些论述。至于隋唐对北朝传统的继承，那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我并不否定其中任何一者，而是采取两者都认同的立场。两种因素的融合，经过唐宋变革，怎样产生出了与现代中国直接相承的宋代以后的社会样态？“中国化”又是怎样达成的？处理这些问题才是我的视角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