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如何宣传毛泽东与中国抗战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向苏美英法四国无条件投降，此后每年的5月9日成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年的5月9日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红场举行阅兵仪式之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了题为“苏联卫国战争与中国”的学术研讨会。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之孙给本次会议发来贺信，盛赞中国与苏联在二战中结下的友谊。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几位与会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会见过周恩来的苏联情报人员左尔格

        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长期研究苏联情报人员理查德•左尔格，曾主编《左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在研讨会上，他对左尔格在华的情报活动做了详细的考证与梳理。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政治格局非常特殊，简称“三界四方”，即华界（管辖着互不相连的南市与闸北）、公共租界、法租界；两个租界各自独立，拥有各自的市政机构和警察系统。由于治外法权和租界的存在，上海成了特务和间谍活动的乐园，各派政治势力都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基地。

        1930年1月10 日，左尔格肩负红色使命来到上海，逐渐建立起拥有近百名成员的跨国间谍网。他在上海的情报网被苏联称为“拉姆扎小组”，主要成员有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日本人尾崎秀实、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等外国人。

青年左尔格（左）

        左尔格手下不仅有国际组，还有中国组。建立中国组，一是可以协助左尔格在中国展开工作，二是因为他奉共产国际的命令，要运用各种方法支持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红军。但迄今为止，中国组的秘密仍未全部公开。据苏智良教授所知，主要成员有吴先青、蔡叔厚、张放、张文秋、社会学家陈翰笙及夫人、经济学家王学文及夫人，还有朱姓夫妇、姜某等。

        据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的回忆录记载，周恩来曾在上海密会左尔格，这一消息的披露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为进一步研究左尔格在上海的情报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1931年4月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要离开上海，他命令调张文秋进入共产国际第四局工作，据张文秋回忆：“1931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亲自带着我，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高级宾馆门前，下车后由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把我们引进了一个房间，房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周恩来对我说：‘这位就是共产国际方面的负责人左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又对左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从这段叙述中可知，周恩来与左尔格关系密切，非常熟悉，左尔格小组中的中国成员，应该是在周恩来亲自调配下加入左尔格小组的。

        左尔格小组以上海为中心，还在南京、北平、大连、哈尔滨、广州、武汉建立了情报站，从而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天衣无缝的情报网。

        左尔格小组搜集了大量日本准备侵略远东的情报，为苏联的对日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他的工作得到中共的支援，同时也为中共和红军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据俄罗斯新近解密的档案，左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

        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重要领导人牛兰（雅可夫•马特耶维支•鲁特尼克的化名，俄国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五位指挥官之一）夫妇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左尔格小组积极参与营救，同时也将自己的组织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之内。1932年11月12日，左尔格完成在中国的使命，离开上海回到莫斯科。在上海3年的成功潜伏，左尔格获得许多非常重要的经验。1933年他再度出发奔赴东京，与上海战友陈翰笙、克劳森、尾崎秀实等并肩作战，并最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谍报英雄。

比飞虎队更早的苏联志愿航空队

        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建华教授作了题为“塑造苏联形象: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与国统区的‘苏联形象’（1937年—1941年）”的报告。

        他指出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是抗战初期（1937年—1941年）中苏关系中的一段重要历史。但由于国民党失去大陆，以及6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出于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的历史曾被各方刻意隐匿、随意曲解或有意渲染。

        抗战爆发后，苏联最早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除了提供贷款和武器外，还应国民政府的特别请求，组建苏联志愿航空队来华直接参加对日作战。从1937年10月到1941年底，苏联以轮换方式先后分批派出以崔可夫为代表的各兵种军事顾问89人，共派遣了1091名飞行员，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连同各种空、地、勤、政工人员，共计3665人。

        因为苏联是秘密援华，所以志愿航空队人员临行前不能向家人和朋友透露行踪，来华后他们全部改名，所有援华飞机均涂去苏联标识，涂上中国空军军徽，即国民党党徽。张建华教授指出，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曾一度将苏联志愿航空队员驾驶的飞机，由中国国民党党徽改成了苏联空军红色五角星的标识，明显有违史实。

        苏联志愿航空队于1937年11月21日抵达南京，十天后即参加了南京空战，击落日机6架，自损2架。1938年2月23日，苏联志愿航空队对日本空军基地台北松山机场发动袭击，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炸毁三年的油料储备，击沉击伤船只多艘，使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1939年10月的汉口空战中，航空志愿队也重创被日军占领的汉口机场。4年下来，苏联志愿航空队共计击落日机539架。

        随着《苏日中立条约》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中苏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遭到破坏。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亦无暇东顾。此时苏联援华航空队奉命撤回。8月1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由陈纳德担任队长的“飞虎队”。此后，美国志愿航空队替代苏联志愿航空队在中国抗日战场的上空作战。

        与苏联志愿航空队不同，飞虎队是陈纳德在美国以私人机构的名义出重金招募的，飞虎队员以平民身份参战。美国志愿航空队中大部分成员没有驾驶战斗机的经历，更不熟悉P-40战斗机，因此成立后用了近4个月时间进行驾驶和实战训练。飞虎队以云南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作为基地，普通飞行员每月都可领取600美元的薪资，大队长陈纳德月薪1000美元，这些薪金由中国政府支付。

        从1941年12月20日飞虎队首次对日空战，到1942年7月4日解散。在7个月的实际作战中，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23名飞虎队员牺牲，3名被俘，另有3名于训练过程中阵亡。

        两相对比，显然苏联志愿航空队对中国抗战所作贡献更大，但是如今似乎更多人记住了飞虎队，而遗忘了苏联志愿航空队。台湾官方、军界或学界编撰的空军抗战史中，对苏联志愿航空队要么着墨不多要么评价甚低。例如1983年台湾空军司令部情报署编印的《空军抗日战史》一书中，叙述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内容要比苏联志愿航空队丰富得多。

1983年台湾空军司令部情报署编印的《空军抗日战史》        

苏联怎么宣传毛泽东和中国抗战？

        在本次研讨会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罗曼诺夫主要介绍了抗战时期苏联出版的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书籍，借此可见中国抗战在苏联人民心目中的印象。

        从列表中不难看出，宣传中国抗战的出版社不仅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出版社、军事出版社，也有文艺色彩稍多的文艺出版社，还有针对儿童的儿童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出版的上述图书涉及不同的读者群体，苏联人民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对中国抗战形成了深刻印象，认识到了日军的残忍和中国人民的坚韧。

        《毛泽东生平简介》的出版情况尤其值得注意，该书在1939年由政治出版社出版。封面设计看似朴素但十分精致，毛泽东的照片并非印上去的，而是直接把照片贴在封面上。这种封面设计在当时的苏联只有列宁、斯大林可以享受。而且这本书的纸质也比其他书籍好。权威的出版社加上特殊的设计，可见苏联十分重视宣传毛泽东。通过以上书目也不难看出，苏联对共产党及其领导军队的宣传偏多。

        另外，《中国飞行员笔记》并非中国飞行员所写，是苏联记者与从中国回来的苏联飞行员谈话后，依据苏联飞行员的描述编写而成。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守苏联援华的秘密，这本书封面的飞机被刻意画得不像苏联的轰炸机。

        尤其珍贵的是，制片人卡尔蒙还拍摄了纪录片《中国战斗》，该片由中央纪录片制片厂于1941年出品。纪录片里有蒋介石宣传抗战的镜头，而在其他书里面很少见到蒋介石的画像或照片。

纪录片《中国战斗》部分画面

        报纸方面，苏联的《真理报》等报纸，在1937年对西班牙内战和中国抗战的报道差不多占据同样的篇幅。但随着西班牙内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对中国抗战的报道逐渐占据更大的篇幅。

        最后，罗曼诺夫指出在苏联正式卷入二战之前，对中国抗战的上述宣传给苏联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起到了鼓舞苏联人民的作用，是苏联在二战中顽强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力量源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