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艾森豪威尔和巴顿不是，朱可夫才是二战中最伟大的将军

[英] 杰弗里·罗伯茨（Geoffrey Roberts）

2015-05-14 09:09

来源：澎湃新闻

∙ 翻书党 >

【编者按】

基于朱可夫本人未经删节的回忆录及最新解密的苏联档案完成的《朱可夫：斯大林的将军》近日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这部关于二战中“综合能力最优秀的将领”的全景式传记，还被评为“世界军事史协会2013年度杰出著作”。

该书作者杰弗里•罗伯茨（Geoffrey Roberts），是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爱尔兰科克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和院长，著有《斯大林的战争》和《斯大林格勒的胜利》。

正如罗伯茨所说，“虽然斯大林依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朱可夫却是大多数人眼中的英雄。他的传记是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是如何在红军中一步步成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将军的。它还讲到了他跌宕起伏的战后生涯，当时他曾先后逃过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清洗。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企图把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抹去，但又都未能得逞。在那些艰难的日子，朱可夫再次展示出铸就了他作为一名伟大的将军的种种品质：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坚持不懈、足智多谋。就如同战争期间一样，起初在对手手下吃了败仗的朱可夫又重新站了起来，赢得了争夺历史记忆的胜利。”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该书第14章“常胜元帅”中的内容。

朱可夫

朱可夫为什么还享有这么高的声望，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在打赢1941~1945年卫国战争的那些声名显赫、才华横溢的苏联将领中，没有谁现在的光芒还能盖过朱可夫。对于从希特勒手中拯救俄罗斯和苏联的那些重大的转折关头和战役，唯有朱可夫是一个不漏全都参与的。在一场让苏联付出了2500万人死亡的代价，耗费了全国1/3的财富并毁掉了数万座村庄、城镇和城市的战争中，朱可夫是而且永远是“常胜元帅”。在某些方面，这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但要是被并入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帝国从而处于受奴役的地位，那就更糟了。

战争期间朱可夫经历过许多挫败，而他麾下的部队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伤亡也很惊人。但是，只要赢得战争，就可以让所有针对具体战役或行动的批评，或者是有关不同行动路线和不同指挥决定的种种带有假设性质的议论，全都偃旗息鼓。在俄罗斯，朱可夫作为一名伟大的将军的威名，还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不管他犯过什么样的错误，有过什么样的失败，他还是赢得了最伟大同时也是最具决定性的胜利。

俄罗斯军人对朱可夫的看法也和民众一样。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M.A.加列耶夫（M.A.Gareev）将军——他本人也是参加过莫斯科战役的老兵——在其2004年对卫国战争的苏军高级将领的研究中认为，朱可夫作为指挥官具有如下品质：无穷的创造力，大战在即时的深思熟虑和灵活性，对每次行动的周密计划和准备，以及在追求自己目标时的勇敢与坚定。加列耶夫的结论是：在俄罗斯军事史上，作为伟大的指挥官，只有18世纪沙皇的将领和战略家、从未有过败绩的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可与朱可夫相提并论。

然而，朱可夫是个伟大的指挥官，却不是传说中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在战略理论或军事思想方面，他并未做出任何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至于说如何进行现代战争，他也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洞见。在哈拉哈河，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在1944~1945年通往柏林的道路上——他的战场表现的确非常敏锐，但他的才能在于调度，而不是作战的创新或想象力。同样，虽然朱可夫的强硬同时也往往粗暴的领导风格在全面战争的危难时刻有它的用处，但它的转移价值（transfer value）却值得怀疑。要让人们全力以赴，如果用严厉的纪律处分相威胁，并不一定就是最有效的办法。其他许多苏军将领的领导风格都大不相同，但也一样是成功的。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罗科索夫斯基——在他看来，对部队既要强调纪律，又要进行鼓励。

朱可夫的特别之处在于其非同寻常的求胜意志。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展示出了强烈的追求成功的决心，以及努力完成任务的强大干劲。对他周围的人来说，朱可夫的执拗也带来这样一种自信，即，哪怕是在最困难的局面，也能转危为安。这一点在1941年夏天形势严峻的那几个月表现得最为突出，后来在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当德国和轴心国军队显得势不可当的时候也是如此。朱可夫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也不会让自己因为有可能失败而畏首畏尾。他的决策总是干脆利落，毫不含糊。

在遇到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时，朱可夫那种出了名的泰然自若与其说源自个人的勇气——虽然他并不缺少勇敢——不如说源自最大程度的自我约束。朱可夫对官兵们的要求——自控与服从——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相似的。作为一名作战指挥官，朱可夫在大本营内部的核心指挥班子中，会尽力争取做出他所赞成的决定，争取他用来执行自己命令所需的兵力和资源。可是决定一旦做出，命令一旦下达，哪怕并不是一切都如其所愿，朱可夫也会执行命令，而且希望其他所有人也都如此。

意志力、自我约束、坚决、处变不惊，朱可夫性格上的这些特点，得到了才智上的一些重要品质的补充：思维清晰、目标明确，再加上愿意从经验中汲取教训。所有伟大的将领都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即，透过自己所处的复杂的战略形势和战场上的混乱局面，弄清楚什么才是关键性的部署、决定和目标，以便采取适当而有效的行动。此外，既要坚持追求己方的作战目标，必要时又要灵活选择实现该目标的途径，这一点同样重要。

在战争的头几年，这种必备的能力在朱可夫那里发挥得并不稳定。例如，在1941年夏天他担任总参谋长的时候，未能放弃进攻战计划并转而采取战略防御态势——如果那样，或许就可以更好地遏制德军的闪电入侵了。又例如，1942年他在勒热夫—维亚济马地区采取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想把德国中央集团军群从其位于莫斯科前方的阵地上赶走，最后却以“火星行动”的失败而收场。但是，朱可夫在战争的进程中逐渐懂得，有时候为了更有效地脱离接触，为了用暂停或终止行动来取得长远的胜利，后撤也是必要的。

关于朱可夫的将才，还要说的就是他的战略眼光。他在战争期间一次又一次的行动，起初都胃口极大。1941年6月德军入侵时，他想对敌方领土发动战略性的反入侵，为的是一举扭转局面，就像他在1941年1月的图上作业中所做的那样。同年12月莫斯科反攻的目标，不仅是要从苏联首都赶走德军，还要发动一场倒转过来的“巴巴罗萨行动”，把他们彻底赶出俄国。1942年11月，苏军把德国第6集团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这被视为对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实施更大合围行动的开始。1943年1月的“北极星行动”的目标，除了要解除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还要包围北方集团军群。这些宏大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但在此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为1944~1945年的解放了白俄罗斯和波兰，并使朱可夫进逼柏林的“巴格拉季昂行动”和“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奠定了基础。

朱可夫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想入非非或别出心裁。斯大林和大本营也都有类似的想法，而且它们与苏联在社会改造中好大喜功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朱可夫对军事事务的理解便是在这种传统中形成的。虽然它可以允许有创造性，但其强调纪律和服从的威权主义的等级制色彩非常强烈。朱可夫更多的是靠干劲和魄力而不是想象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点与整个苏维埃体制中主流的精神特质是一致的。所以，朱可夫有那么大的成就，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即，他是苏联的将军。他要是在其他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作用。

作为一名苏联的将军，朱可夫指挥着一支特别的军队，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他们只受过有限的教育和差不多的基本的军事训练。这些穿着制服的农民，有许多人，连同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经历过强制集体化所带来的痛苦。虽然有些人对共产主义事业是真心地坚定地拥护的，但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对这一事业是不了解、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的。在苏德战争惊心动魄的恶战中，很难想象除了依靠严厉的纪律和惩罚，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可以把这样一支军队团结起来，而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严厉无情的。战争期间在苏联人自己的部队中，被处死者达到了惊人的158000人。还有数万人被送进了所谓的惩戒营，让他们有机会为自己的罪行和不端赎罪，如果他们足够幸运、能够在这种死亡率高达50%的炮灰部队中活下来的话。现在并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朱可夫对自己批准采取的那些严厉措施曾经懊悔甚至犹豫过。

应该记住，朱可夫是在斯大林这位非常得力的最高统帅的手下服役的众多才华横溢的苏军将领之一。就其对战争转折关头的所有重大战役都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而言，如果说朱可夫是二战中最伟大的将军，那也不仅仅是靠他个人的努力。他是苏军统帅部的一员，而苏军统帅部作为一个集体，表现非常出色。可以说，与将领们个人的天赋、能力和功绩相比，斯大林对他们的管理同样重要。斯大林凭借其领导艺术和权威地位，把一个个强悍且时常发生冲突的人物捏合到一块，激发出他们个人和集体的最优秀的才能，唤起他们的忠诚感，团结一致，共渡难关，争取胜利。在这一群体中，就个人而言，朱可夫是斯大林最大的依靠。朱可夫一次次毫不犹豫地——尽管并不总是没有异议——为苏联独裁者带来了军事上的胜利。他从不挑战独裁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或者有追求胜利之外的非分之想。他，其实就是“斯大林的将军”。

这位苏联的传奇人物与二战中其他伟大的指挥官相比又如何呢？而且，比什么呢？简单统计胜利的次数，并不能说明单个战役打得有多么艰难。人物的个性不代表作战的技艺。在同侪中拥有的人气或招惹的是非，无法成为衡量才能和水平的标准。至于朱可夫，比较起来就更难了，因为就像艾森豪威尔说的，这位苏联将军“作为负责指挥重大战役的领导者，他的经验要超过我们时代的其他任何人”。

也许最恰当的做法是把他与苏军的高级指挥官们相比，尤其是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和华西列夫斯基。但这些将军谁也没有扮演过像朱可夫扮演的那么多不同的角色，因为他分别做过总参谋长、方面军司令、大本营协调员和副最高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干过不同的工作，但主要还是作为大本营代表，而且他是到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担任方面军的指挥工作的。朱可夫、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在成功之外也都有过失败，所以很难去评判他们作为方面军司令彼此功绩的大小。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在战后颇有怨言，说自己方面军的行动受到了总参谋部和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这些大本营代表的干预，说自己作为现场指挥官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选择。但无论是科涅夫还是罗科索夫斯基，都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挑战，即从中央来协调并指导牵扯到多个方面军的军事行动。所以，要是让他们来做，他们的表现能有多好，以及这样的经历是否会改变他们的指挥风格或者改变他们的胜率，那还是个未知数。

在性格及领导风格方面，朱可夫与科涅夫非常相似。作为下辖多个集团军的方面军指挥官，他们都以一种冷酷的决心驱使着自己的部队前进，而且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只要有必要，就不惜任何代价。两人都属于进攻型，喜欢主动出击，但也都知道何时该叫停进攻并调整部署。罗科索夫斯基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加巧妙而聪明，至少是在涉及自己最直接的同事和下属的时候。正如罗科索夫斯基在回忆录中指出的，斯大林在必要时也很善于采取审慎而耐心的方式，尽管苏联独裁者也可以发脾气，可以使用威胁和侮辱性的语言——这些都属于朱可夫和科涅夫领导方式中的典型做法。

如果与苏联之外的将领相比，他们的许多特点，不管好坏，朱可夫的身上都有。朱可夫最喜爱的美军将领是艾森豪威尔，这个人和他自己一样，能够有效地管理负责数百万名士兵的庞大而复杂的组织。而两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都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忠实而有才干、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副手。不过，朱可夫缺乏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技巧。虽然两人在战后都成功地进入政坛，但事实证明，朱可夫在政治上还比较稚嫩。

艾森豪威尔

巴顿将军由于掌掴两名生病的士兵而出了名——因为他以为他们是在装病。在1943年夏天的西西里登陆作战中，巴顿指挥的美国第7集团军损失很大。8月3日，巴顿在战地医院视察时发现，有一位住院士兵身上没有任何外伤。他问这名士兵得了什么病，回答是“烦躁不安”。巴顿听了勃然大怒，以为这位实际上患有战斗疲劳症的士兵是贪生怕死、逃避战斗，于是就又打又骂，把他拖出了帐篷。8月10日，在另一所战地医院，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而且这次巴顿还拔出手枪，扬言要亲手毙掉那名“胆小鬼”。这两起掌掴士兵的事件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结果，巴顿不但向当事人道了歉，他的职业生涯还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而现在有报告说，朱可夫偶尔也会打骂自己的部下。他的这种做法是在沙皇军队中养成的，因为这种事情在沙皇军队中司空见惯。巧合的是，巴顿和朱可夫都始终如一地坚持训练，以此来强化战场纪律。两人都崇尚进攻并告诉自己的士兵，要想消灭敌人，就要和他们搏斗。巴顿同朱可夫一样，在战争期间成了传奇人物，深受广大公众及自己士兵的爱戴。这两位指挥官最喜欢做的就是与自己的部队一起行动，而且要尽可能地靠近前线。

另一位深受官兵爱戴和信赖的将领是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朱可夫和蒙哥马利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喜欢对行动进行周密的计划和准备。为了保证胜利，两人都会动用大量的资源，集中压倒性优势的兵力。不太走运的是，两人在得到其他高级指挥官的爱戴的同时，也招致自己同侪的嫉妒和敌意。

朱可夫对于德军将领不屑一顾，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他们的亲纳粹的政治观点，但主要还是因为那些幸存的将领激怒了他，因为他们在回忆录中声称：他们之所以输掉战争，是因为希特勒在战略上的失误、俄国的恶劣天气以及红军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这种数量优势使苏联人承受伤亡的能力大大超过了德国国防军。在朱可夫看来，他们谁都不愿承认，苏军高超的指挥艺术才是他们输掉战争的首要原因。

战争期间，唯一差不多与朱可夫一样有着巨大人气的德军将领是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但隆美尔是个战场上的战术家，而不是个战略家或大规模行动的组织者。在隆美尔最终输掉的北非战役中，他麾下只有少量的兵力。事先精心策划的战役也许并非朱可夫的最强项，但他在哈拉哈河地区和1941年8月叶利尼亚攻势中作战的实施情况，肯定可以比得上隆美尔在北非的成就。还有，隆美尔幸亏没到俄国前线作战，那里可是让许多德军将领折戟沉沙、丢掉自己性命和名声的地方。

能够活下来讲述东线战场的战斗故事的两位德军将领是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和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朱可夫的回忆录中。实际上，他是引用他们书中的内容来佐证自己对历次战役的叙述的真实性。但是，朱可夫在自己的写作中除了一带而过地提到冯•曼施坦因“有胆识”之外，根本没想去评价他们两人的战绩。

在“巴巴罗萨行动”中，古德里安的部队和朱可夫的部队在莫斯科战役中有过正面交锋。古德里安把自己在苏联首都门口的失败归咎于糟糕的天气，但是正如朱可夫喜欢指出的，寒冷的天气对于苏德双方的士兵来说，都是一样的。当德国第6集团军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的时候，

负责救援的德军指挥官是冯•曼施坦因。尽管那次行动失败了，但后来在掩护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以南的德军撤退时——他们在希特勒夺取苏联巴库油田的行动中失败了——曼施坦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曼施坦因像朱可夫一样，证明了自己不仅长于进攻，而且精于防守。

将朱可夫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进行比较也许是最有趣的。和朱可夫一样，麦克阿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也被敌人的凶猛攻势打了个措手不及，结果在1941~1942年与日军在菲律宾的作战中连遭败绩，损失惨重。但麦克阿瑟后来又卷土重来，发起了一连串漂亮的两栖作战，夺回了那些岛屿，还有婆罗洲和新几内亚。如果日本人没在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以及在苏军进攻中国东北的日军之后于1945年8月投降认输，麦克阿瑟就会成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先锋，从而遇到朱可夫在战争中多次遇到的那种规模的军事考验。与朱可夫一样，麦克阿瑟也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更甚于相信别人，而且也都不愿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朱可夫不像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中那样过分，因为后者声称，自己在军事生涯中没有犯过任何重大的错误。

麦克阿瑟

在对这些可与之相比的将领有了大致的了解后，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朱可夫在军事活动的任何一个领域都不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但他是二战中综合能力最优秀的将领。他既拥有战斗的勇气，又拥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决心和组织能力。虽然他不能得到自己所有同侪的真心实意的尊重，但他自己的士兵对他不仅仅是畏惧，还有爱戴和信任。遭遇挫败时他就隐忍以待，取得胜利时他就兴高采烈。他有着似乎是无穷的精力和不管困难多大都要取得成功的意志。

战后，这些品质在朱可夫那里再次派上了用场，当时他先后受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人身和政治攻击。两次他都没有灰心，而是决心在失意后东山再起。朱可夫在战后的沉浮，几乎和他在战时的表现一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在战争中一样，朱可夫从失败和逆境中胜利归来。

构成朱可夫生活和事业大起大落的背景的，是现已不复存在的苏维埃体制。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拥护这一体制；不管这一体制有什么样的缺陷，它都是他服务与忠诚的对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是由于1991年苏联政权的垮台，人们才有可能剥离种种神话和政治上的歪曲，着手研究并揭示出朱可夫作为一名将军和一个男子汉的真正形象。

后苏联时代的朱可夫传奇还在继续发酵。但是，新的证据材料的出现让我们有可能从经常是平淡无奇的现实中廓清诱人的神话，真正抓住一个从农民的贫苦生活中崛起并成长为伟大的将军和英雄人物的男人身上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而这个英雄不仅仅属于俄罗斯人民，还属于所有珍惜他为战胜纳粹德国而做出的无可比拟的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