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韩茂莉：美洲来的玉米番薯创造了康乾盛世？

        韩茂莉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历史农业地理。韩教授从硕博士阶段即师从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从事历史农业地理研究，1993年她的博士论文《宋代农业地理》出版。此后，她继续在历史农业地理领域深耕，先后出版《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三联书店，2006年）、《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015年，韩教授对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的研究著作《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即将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另外，作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十五讲”系列之一《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也是由她著写完成。接下来，她的研究计划依然在历史农业地理这一领域展开。谈及一直从事的研究，韩教授总是说，这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要做出成果，唯有踏踏实实地去读文献、做研究。

        美洲作物的传入及其影响是明清史研究中一个颇受学界关注的问题，那么，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对明清中国究竟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如何估量其在中国农业中的地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韩茂莉教授。

        

        澎湃新闻：明朝时，来自美洲的番薯、玉米等作物传入中国，这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根据您的研究，它们对中国农业的影响有多大？

        韩茂莉：玉米、甘薯原产南美洲，南美洲作物的传入与五百年前全世界的地理大发现有关。15世纪初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开启的“地理大发现”，使得南美洲作物被带到了欧洲，接着又传到西亚，后来被带到了中国。明代后期玉米、甘薯传入中国，这两种作物传入不久，凭借产量及其对于环境适应性较强的优势，迅速在全国各地扩展，传播中不但取代了原有旱地作物的地位，而且形成了新的作物组合与轮作体系。近300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大幅度增加，成为北方旱地与南方山区重点依赖的粮食作物，对于支撑中国社会发展与民生、民食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美洲作物传入中国有三条路径，一条是海上通道，一条是经由缅甸，通过云南、四川传入中国的路径，再一条是经过中国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在几条路线中，对玉米、番薯传入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海上通道。玉米、番薯从广东、福建沿海登陆之后，一路经由福建到江西、湖南，一路经由福建到浙江、安徽，接着向北方内陆地区发展。

        

        玉米和番薯都是高产作物，对土壤的适应性比较强。当时北方的粟和冬小麦亩产均一百多斤，南方水稻亩产最好能达到两百多斤，而玉米轻而易举地就能达到二百五到二百八十斤，这绝对是高产作物。玉米、甘薯传入中国之初，首先立足之处在东南丘陵山区，这些地区原本以粟和黍为主要农作物，玉米、甘薯传入不仅提升了山区开发的力度，且替代了粟和黍在山区农业的地位，实现了山区农作物的嬗替，成为山区开发的主要作物。        

        澎湃新闻：有研究认为，康乾盛世是美洲作物造就的，更甚者说康乾盛世是番薯盛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韩茂莉：中国农业发展始终依循两条道路前行，一条以广度开发为主，主要体现在耕地扩展，历史时期基本经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平原到山区，从中原地区到边疆的扩展过程；另一条则为深度开发，主要体现在农业技术的提升、农作物复种制度的出现，以及高产作物的引进，无疑玉米、甘薯属于最重要的高产作物。

        

        高产作物引入中国，对于近300年以来社会进步与人口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个作用究竟有多大？玉米、甘薯未引进之前，南方水稻，北方旱地作物粟、黍、冬小麦以及高粱拥有用地与产量的优势，玉米、甘薯传入中国经历了两三百年的传播与环境选择，至20世纪30年代在全国的统计中，留下这样的占地比例，就玉米而言，其中安徽、察哈尔、福建、广东、贵州、河南、江苏、江西、宁夏、热河、山东、绥远、云南、浙江占地比例很低，几乎视作零，甘肃占地6.5%、广西17.2%、河北15%、黑龙江5.3%、湖北10.7%、湖南3.9%、吉林5.4%、辽宁12.6%、山西5.4%、陕西11.3%、四川13.2%、新疆19.2%，全国仅7个省玉米占地面积在农田总量中超过10%，但也没超过20%。就甘薯而言，察哈尔、宁夏、青海、甘肃、山西占地面积近于零，其他省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贵州、云南占地为1%，江苏、湖北、浙江占地2%，江西、广东占地3%，湖南占地5%，福建、广西占地6%。所有这些统计说明，尽管玉米、甘薯传入中国，对农业、人口均起到重要作用，但从没有达到绝对优势，那些传统粮食作物依然是农作物中的主流，因此将康乾盛世归功于南美作物，这一提法缺乏事实依据。        

        澎湃新闻：马铃薯也是美洲作物的一种。2015年初，农业部提出将启动马铃薯主粮化战略。历史上，马铃薯在中国农业上的地位如何？

        韩茂莉：马铃薯也是美洲作物，大约16世纪上半叶传入欧洲，并形成西班牙、英国两个最早传入地，大约18世纪传入中国。主要传播路径经由印度、缅甸进入云南、四川等地，此外也存在自俄罗斯传入东北的可能。

        

        马铃薯是粮食，也是蔬菜，在欧美餐桌上比较常见，对欧洲饥荒起过积极作用。但在中国，马铃薯从来不是主食，也不是农田的主角。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显示，全国各省中黑龙江、热河、宁夏、陕西、山东、湖南、浙江、四川、云南马铃薯占地不足1%，吉林、绥远、甘肃、广东占地1%，山西、广西占地2%，察哈尔占地6%，其余未提及的省，马铃薯占地比例几乎为零。这样的比例说明，马铃薯从来没有在中国成为主流食品或主食，若将马铃薯作为主食，置中国传统粮食作物于何地呢？

        马铃薯耐高寒，传入中国，具有重要的地理学意义，即马铃薯耐低温的特点使中国的农业开发地带垂直上升了一千米，这是一种高度界限的突破。        

        澎湃新闻：关于美洲作物的研究，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环境史的研究。如何看待美洲作物在促进山区、丘陵开发的同时，对环境生态造成的影响？

        韩茂莉：玉米、甘薯等南美作物传入之初，主要种植在丘陵山区，对于这些地带环境影响明显。其中直接影响在于玉米属于根系粗大的农作物，常年种植在土层瘠薄的山区，导致明显的水土流失。间接影响在于，玉米、甘薯的传入，为开发山区提供了可能与粮食保障，而山区开发初期，几乎就是天然植被的毁坏过程，大量植被被焚烧、砍掉，这样的环境后果一直影响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