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时代不完美到不值得留恋，但它不容年轻人脱身旁观

        E·B·怀特和约瑟夫·布罗茨基是我特别喜爱的两位美国随笔作家。

        前者生活在富足而多彩的1960、70年代，常年为《纽约客》撰稿，几乎创造了风靡一时的“怀特体”，后者生于铁幕下的列宁格勒，曾被当作“社会寄生虫”流放西伯利亚，后来遭驱逐而在美国大学安度晚年。怀特和布罗茨基分别说过一段让倾慕他们的写作者非常沮丧的话。

        在自己的随笔集《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里，怀特哀叹说，“我想对写作者而言，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今的更为残酷——他们所写的几乎还没离开打字机，时代就让其变得过时。”        

        而布罗茨基则是在著名的《小于一》中写到，“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

        这两位天才级的文体作家，其实道出了所有写作者内心的两个必有的恐惧：散漫的文字比时代速朽得更快，而作家的经历及思想很可能在不自觉地拾人牙慧。 

E.B.怀特    

        这也是我为什么很多年来，一直拒绝出版散文集的原因。作为一位财经作家，我的文字的速朽度应该远远大于优雅的怀特和饱受厄运的布罗茨基。我写专栏的历史始于遥远的1994年，篇什数目应超五百，但我并不觉得这些散布于各家报纸杂志的专栏文章，值得用书籍的形式留存下来，他们是那么的琐碎，那么的应景，那么的犹豫，就好比一位职业棋手平日打谱的棋局，真真不足为外人观。而今天，当这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时候，只能表明我已经承认衰老，我开始顾镜自怜，开始回望来路，开始用过来人的口吻试图对青年人说一些注定会被漠视的鬼话。

        所以，这一本集子的出版，对我而言是一件特别私人的事情。

        在选编本书的那几个春夜，我好像一位旧地重游的旅人，小心翼翼地回到那些熟悉的街巷，尽量压低帽檐，避免遇到熟人，蹑手蹑脚，随时准备逃离。本书中的若干篇章，最旧的创作于十五年前，那时的我，在文字江湖里籍籍无名，因而可以信口雌黄，横行霸道。渐渐于今日，我的某些文字已如身躯上的肌肉，服帖、松软而暗生法令纹。

        当我把这些漂浮在岁月之河的文字打捞上来的时候，更像是在进行一次告别的仪式：我将封存青春，永不归去。   

        我们这一代，多少属于天生地养的一代。我们从贫瘠的物质和精神年代走出，在骨骼和思想长成的那些日子里，父辈奔波于生计，国家则忙于经济的复苏和意识形态的角斗，他们都顾不上好好看管我们。我们在学校里胡乱地读书，吃进无数的垃圾，却又在思想的荒原上肆意地寻觅疯长的野草。步入社会之后，既有的秩序濒于崩溃，“效率”替代所有的法则至高无上，而我们所储备的知识根本不足以应对很多突发的事实，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所匆忙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在量化、冷酷的现实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在这一本集子中，你可以非常清晰地读出我所描述的景象，很多篇章中表现出来的自责与词不达意，是被击溃前的哀鸣，而另外一些篇章里的激越和温情，则是逃进书斋后的喘息与抵抗。

        从2014年5月开始，我开出“吴晓波频道”，恢复了每周两篇专栏的写作节奏，这使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的一些文章在社交朋友圈里流传得很广，本书中有将近一半的内容写于过去的这一年间。这一次的结集，继往于青葱，止步于当下，也算是一次长途旅程的即景记录。

        如果说这些文字还值得阅读，仅仅在于布罗茨基所提供过的那个理由——“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毕竟，这是一个我们参与创造的时代，它一点也不完美，甚而不值得留恋，但是，它真的到来过，而且轰隆隆地裹挟一切，不容任何一个年轻人脱身旁观。

        “我们都是精神上的移民。”这是我的职业偶像沃尔特·李普曼讲过的一句话，也许这是每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所难以逃避的宿命，他一生为美国人瞭望世事，铁口判断，但在内心，却始终难以挥散自少年求学时就已生出的疏隔感。

        是为序。

        本文是吴晓波为散文集《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撰写的序，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原标题为《封存青春，永不归去》。澎湃新闻“翻书党”经授权转载吴晓波频道所有吴晓波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