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并非是要打倒孔家店？甘阳：那新文化运动就无意义

        

 “打倒孔家店”其实是“打孔家店”的讹传

        “‘打倒孔家店’成为人们诟病‘五四’运动全盘反传统的最常用、有力的佐证。”陈卫平说，“随着近几年‘国学热’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褒扬，这样的定位使‘五四’时期文化转型越来越只具有负面意义。”        

        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与“打倒孔家店”什么关系呢？        

        陈卫平说，“五四”发生不久，开始名之以“学生事件”、“示威事件”，不久就被称为“五四运动”。其中重要内涵之一，就是“新文化运动”，于是“五四”就与“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了。陈独秀对“新”、“旧”曾有明确表示：“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由此，陈卫平认为“五四”是一场文化转型的运动。

        海外学者林毓生曾提出，“五四”运动把中国近代的反传统推向了高潮，“全盘性否定中国社会传统和文化传统”，以后愈演愈烈，直至“文革”浩劫，这种观点越来越流行。特别是“打倒孔家店”，更成为“五四”运动的标识之一。

        但陈卫平表示，“打倒孔家店”这个标识其实在历史事实中并不存在。目前，已有些论著证明至今能够查阅到的新文化运动文献中，并未出现过“打倒孔家店”的字样，只有胡适1921年在《<吴虞文录>序》中，称赞过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陈卫平指出，“打倒孔家店”其实是“打孔家店”的讹传。

        “‘打倒’和‘打’无疑具有重大区别。打个比喻，父母大概都打过孩童时代的子女，但并未要打倒他们的子女。”陈卫平举例，就在《<吴虞文录>序》里，胡适把吴虞的“打孔家店”比喻为清扫大街的“清道夫”，也就是要扫除传统儒学这条大街上像“孔教”那样的“孔渣孔滓”，目的是让这条大街能够成为新文化重建的地基。

        在陈卫平看来，胡适写于1919年的《新思潮的意义》特别在篇首标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所谓“再造文明”即是文化转型，而“整理国故”则是其基础。这意味着“五四”的文化转型是通过反省激活传统文化而实现的，而非全盘否定。“也许正是有见于‘打孔家店’讹传为‘打倒孔家店’，造成了人们把‘五四’的文化转型片面地理解为全盘否定传统，至少是全盘否定儒学的价值。”        

“五四”文化转型的内涵，其实是“中西合流”

        那么，什么才是“五四”文化转型的内涵？陈卫平的答案是中西合流。理由是那个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无论是鼓吹新文化的“激进”者还是质疑新文化的“保守”者，都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中西合流是中国文化重建的必由之路。

        比如陈独秀，他说：“近世学术，竞尚比较的研究法，以求取精用宏，来书所谓‘取长补短’。即是此义。吾人生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取二十世纪之学说思想文化，对于数千年前之孔教，施以比较的批评，以求真理之发见，学术之扩张。”陈卫平由此推断，陈独秀攻击孔教，是为了与西方近代文化取长补短。

        而胡适在1917年完成的《先秦名学史》提出：“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他还在《先秦名学史》修订本——《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进一步指出，今日的哲学思想有两个源头，其一是汉学家传下来的古书，其二是西方的哲学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

        在陈卫平看来，即使是以文笔犀利揭露儒教伦理对人性压抑的鲁迅，也没有全盘否定传统。相反，鲁迅反对盲目以西方为马首是瞻：“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鲁迅认为世界思潮不与民族血脉翕合，将是漂浮无根的，民族血脉不与世界潮流相通，将是僵化落后的。

        通过这些，陈卫平论证近代中西合流在“五四”运动中达到了新阶段：“‘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这一转型决非全盘反传统，其成果是中西合流的结晶品。” 

        但后来到场的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对陈卫平的观点并不认同，他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大家对新文化运动是不是以打倒孔家店为目的还有很大的争议。我表达我个人的意向，如果新文化不是以打倒孔家店为主要目标的话，那新文化运动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必要开这个会讨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不管是好还是坏，其根本的问题是打倒孔家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