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留学生的“文革”经历：毛泽东的两首诗和周总理的葬礼

【编者按】

        在外国人的眼中，“文革”是怎样的？吴芳思（Frances Wood）是英国著名的汉学专家，长期担任英国图书馆中国部负责人。1975年，她与另外八名英国学生一起参加了英国文化委员会与中国的一项交流项目，到北京学习一年。那时，“文革”已近尾声，但吴芳思还是经历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以及1976年清明悼念周恩来活动等一系列事件……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吴芳思新书《留学北京》中的部分，原题为《两首诗和又一次葬礼》。

        寒风吹起的沙尘简直是无孔不入。我的录音机里也进了沙尘，运行起来发出讨厌的噪音。没有音乐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于是我就把录音机送去修理。我来到市中心的王府井大街。那里的商店都笼罩着共产主义的气氛。那些高大的建筑和巨大的橱窗里都落满了灰尘。橱窗里精心摆放成金字塔形的啤酒瓶上也落满了灰尘。在落满灰尘的绸缎衬垫上摆着落满灰尘的咖啡色电木壳的小电视机。商店里光线暗淡，里面的布置方式也让人不得要领。布鞋不与皮鞋和塑料鞋放在同一个柜台出售。皮鞋和塑料鞋放在另外一层楼上卖。陶瓷的杯子和盘子与搪瓷的杯子和盘子也分在两处卖。商店里售货员很多，只要不是跟顾客发生争吵，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闲聊。人们口袋里没有多少钱，所以无论买什么东西，就连买一只小塑料肥皂盒，也要挑挑拣拣很长时间。买的人看中一种肥皂盒之后，就要仔细检查，左挑右拣。只要是被放在一边的，售货员立即将它拿开。在昏暗的灯光下挑选商品也不是容易事。

        我在王府井找到一家卖录音机的商店，可是他们不修。售货员告诉我“朝北走”。北京人脑子里都有个指南针。北京的街道几乎都是南北和东西两个走向，而网格式的街道布局更增强了他们的方位感。我在学院帮助住在我隔壁的中国女同学搬衣柜的时候，她就不断要我把南面抬起来。我沿着王府井大街向北，终于发现一个标牌上写着“修理电器请向里走”的字样。我拐进了狭窄的背街胡同，心想不知道那会不会是大使们买烤面包机和火钳的地方。小院子灰色的墙壁挡住了里面低矮的房子，使人看不见里面的住户。当时已是黄昏时分，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了，而且天气很冷。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在门上敲了敲，然后走进院子。院子里有很多孩子在玩，地上放着许多盆栽菊花，还有一些生锈的铁丝。一个老人正躺在厢房的炕上睡觉。

        孩子们叫来一个年轻人，可是他说他只修发电机和电动机。他请我喝茶，然后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这些外国学生难得有机会跟普通老百姓接触，总有点外人的感觉。蹲在油桶上相互之间说说话，使人从内心感到暖洋洋的。

        新年伊始，最激动人心的是《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主席于1965年所写的两首诗。尽管这两首诗并不是他写得最好的，可是语言学院的每个学生都想把它们译成英语。这一来，登门向我求教的人就络绎不绝了。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译文来找我，其中有一首诗相当粗俗。它描写了一只大鹏鸟在展翅飞翔，向下看见了人间的城市，它看见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灌木丛中一只麻雀吓坏了。大鹏问麻雀想躲到什么地方去。麻雀回答说：“有仙山琼阁。”（官方的解释说这指的是克里姆林宫。）大鹏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他们告诉我这里说的是核不扩散条约。中国人认为只要核武器还在增加，这样的条约就毫无意义。可是麻雀说：“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中国人说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土豆加牛肉”式的共产主义。接着大鹏说：“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最后一句自然就译成了：“Don’t talk windy nonsense; look at the real changes in the world.”无论我说什么，也无法让他们改变自己的译法。

        另外一首诗比较工整，写的是重游井冈山——那是三十年代毛泽东在江西的大山里跟蒋介石几次大战的战场。诗的结尾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是1976年的最新指示。每家每户都用红纸把它写成对联贴在门上。

        关于我们转到北京大学学习的谈判有了进展。学院里的课仍然在上着。我们被带去参观一所中学。教学班很大，学生有五十多个，个个都把手放在背后，规规矩矩地坐在一排排课桌前面。有一堂物理课是由一位工人来上的。这是教育革命的一部分内容。根据教育革命的指导原则，“红”要超过“专”（二者的结合是被否定的）。所以，教学就必须注重联系实际。他跟学生讲了广播和广播站。在中国，广播站到处都是。黑色的大喇叭就安装在树上。有的路灯杆上都装着喇叭。它们在不停地播送官方电台的节目。单位内部（比如语言学院）有自己的广播站，节目都是经过认真安排的，要转播官方的广播。每篇获奖的文章都要在语言学院广播站上播出。我写的一篇关于开门办学的文章中了选，把我弄得很尴尬。他们进行了一些编辑加工，田老师把我没有写的坚定的政治语言都作了补充。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竟然播送了那篇文章。其实我没有必要担心，广播站整天都在播放官方的文章，谁也不会去专门关注它。

        这堂物理课的效率很高，不过令人感到压抑的是，又有五十多个跃跃欲试的人会走出校园，到树上去架设大喇叭。这堂物理课之后，我在英语课上朗读了一篇课文。课文是关于邪恶的苏联修正主义者让老工人下岗，说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英语谚语）。

        此后，我和贝斯曾一起外出散步，我们都对暂时能脱离群众感到高兴。那天下午，我们找到了从孔庙到翰林院那条狭窄的街道。在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城市里，一般都有孔子庙。不过北京的孔庙更不寻常。它是十六世纪由万历皇帝重建的。到十八世纪后期，乾隆皇帝又对它进行了修缮。在它的庭院和殿堂里，存有通过科举考试（根据孔子的经典命题）的人员名录。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为皇帝的政府服务。与之一墙之隔的翰林院，从1404年就是皇太子学习的地方。现在这两处都是大门紧闭，为的是防止它们的恶劣影响。越过高高的灰色墙壁，可以看见里面的金色琉璃瓦大殿和古树。被大喇叭吵得不安生的麻雀在那里面找到了避难场所。那条街显得很幽静，路旁是高大的树木，路上还立着不少牌楼，上面由金、绿、红、蓝色组合的图案已经褪色。以前，在北京的许多主要十字路口都有这种漂亮的木牌楼。可是，他们对我说，大部分牌楼都在五十年代被移到陶然亭公园去了。于是我找了个下午，专门到那里去了一趟。那个公园景色宜人，但一看就知道是现代都市的创造，因为其中没有什么古迹。我在公园门口打听牌楼的情况，可是听的人根本不明白我的意思。后来他们找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因为她还记得那些牌楼的事。她说它们都被劈掉了。这一来孔庙外面那些牌楼就成了北京绝无仅有的了。

        在拐角处有一家小文具店。那里曾经是中国的教育中心。它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孔夫子。我们从文具店里买了一些精巧的塑料刨笔刀。它们有的像天鹅，有的像天坛——圆形蓝顶的祈年殿是皇帝存放先人牌位的地方。（原文如此。祈年殿是皇帝祭天的场所。皇帝存放祖先牌位的地方是太庙。——译者注）所有创造性的设计似乎都体现在塑料工业上了。

        有一次我们跟家在当地的友谊班同学一起去吃了一顿有趣的晚餐。坐车的经历实在难受（坐车的时候，我离一名解放军战士很近，真担心我们会像《第三个警察》里的人那样，相互交换原子和身份）。春节期间，这些同学没有回去与家人团聚。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是“热水瓶”，外表冷，内心热。他们还说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显得老气，可是到了中年却显得年轻。而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显得年轻，可是到了老年就显得特别衰老。

        那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随后的两个星期里，到处是一片悲恸的气氛，有时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第一天上午，我们的老师是含着眼泪走进教室的。食堂里中国学生就餐的那半边，平时总是乱哄哄的，铁皮勺子碰在搪瓷碗上的当当声、哄笑声、叫喊声，餐桌上吐鱼刺、嚼软骨的声音不绝于耳。可是这时候鸦雀无声，一片寂静。我们友谊班有个姓李的中年女士，抓住我的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说我很难过。她抓住我的手哭起来。后来我们都说她有点神经兮兮，因为她在此后五天多的时间里，经常拉住别人的手哭。还把我拉到椅子上坐下，问我关于悼念仪式的情况（我们也必须参加）：“哭的人多吗？”

        我们像往常一样集合起来，带着花圈去参加悼念仪式。这一次还是在紫禁城东面的殿堂里。悼念仪式比康生那一次更加肃穆。人们泣不成声。我们排着队准备进去的时候，贝斯感到一阵头晕。这本是一种生理反应，可是那些哭泣的人群却认为她比他们还伤心。我把她送回车里，让她躺下。在周恩来的骨灰盒前，我们其余的人排好队。亚瑟站在前排。多亏了她，因为她长得漂亮，而且哭得很伤心，让人眼花缭乱的电视闪光灯频频闪动。我们的老师在骨灰盒前哭得呼天抢地。我们再次与毛主席的外侄女握了手。接着又跟陈永贵握手。陈永贵也在哭，泪水顺着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不住地往下淌。

        贝斯在车上比较安静。她听司机们忧心忡忡地谈论着国家的未来，因为这位唯一能对人民起安抚作用的领导现在也离开了人世。他紧跟毛泽东比起马基雅维利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始终不倒。即使在一段距离之外，他的身上也有一种迷人的魅力。见过他的外国领导人，从乔治·蓬皮杜到爱德华·希思，无一不谈到他的风采。在国内，他的吸引力显然也非同寻常。如果杭州的丝绸工人举行罢工，如果出现内乱，中共中央只有立即派周恩来坐飞机去解决问题。那些司机还忧郁地说，这下子没有“领导”了。

        回到学院后，我们发现电视室内挤满了中国学生。由于电视节目办得不好，那地方往常像个无人问津的私家小教堂。现在他们看着我们排队从骨灰盒前走过，哭泣、伤心的情景。在此后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广播喇叭里除了播送来自世界各地、各国领导人的唁电之外，其他东西一概不播。

        英国的电报来得比较晚，没有首批播出，过了几天才跟圣多美、巴拉圭来的电报同批播出。显然英国大使馆被哈罗德·威尔逊的电报弄糊涂了。威尔逊在电报中说：“我首次见到周恩来是1953年在日内瓦。”实际上，他所出席的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是1954年召开的。所以他们来回打电话，折腾了许久才把电报发出来。

        北京人都戴上了黑纱。人们的脸上没有丝毫笑容，好像在同一个时间里死了父亲似的。过了一个星期，我觉得要提醒他们，就说：毛主席说要“化悲痛为力量”。

        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由于英国学生中女生是单数，我又是年龄最大的，所以那个两张床的宿舍一直是我一个人住。这就意味着熄灯之后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而不必没完没了地跟人聊天。不过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中国学生来找我，让我为他们所翻译的诗润色。突然，在这个非常阴郁的早晨，来了一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学生。女生只有一个，是个叫凯瑞的新西兰女孩，所以她自然就被分到我的房间来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