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该遭受原子弹轰炸吗？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空军对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这种现代战争武器以其可怕的摧毁力，彻底击溃了日本政府与军队准备将侵略战争继续下去的意志；再加上中国战区对日本主要军力、物力的消耗，盟军的沉重打击以及苏联的大规模出兵，困兽犹斗的日本最终被迫无条件投降。

        2013年5月21日韩国《中央日报》发表文章，称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神的惩罚”。此文在日本引发轩然大波，日本大使馆于22日向该报发出抗议，23日，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指责“韩国媒体的表达明显是无知的体现。就因为我们(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过原子弹的国家，而持有那样的认知，坚决不可原谅”。

        韩国媒体说日本受到原子弹轰炸是“神的惩罚”，意思是说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招致原子弹轰炸这样的惩罚，乃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而日本官方的反应则“高度艺术化”：它把自己装成了一个天真烂漫的纯情少女，无端遭受歹徒的强暴，蒙受了天底下最大的冤屈，好像人们不表示同情，就是全无心肝、丧心病狂、天理不容。这就是原子弹问题上的“日本逻辑”。

        然而，这就避开了一个关键问题：日本为何会招致这样的后果？这才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一切所谓的道德评判都无从谈起。

致命威慑具有必要性与必然性

        日本投降前夕，仍有大量军队正在亚洲各国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仅在中国战场仍有100余万以上。这些充满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人，经过多年的残酷厮杀，已经养成残忍、嗜血的习性，越是面临不利局面越是疯狂。

        除了在中国大陆制造针对无辜百姓的屠村、屠城事件，日本频繁对盟军战俘进行集体屠杀，仅在菲律宾巴甘省的死亡进军中，7000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据日本公开资料显示，二战中印度尼西亚约400万人被杀，越南200余万，菲律宾111万，缅甸30余万，新加坡15万。

        日本的民族性之一是固执，这突出地表现在暴力的使用上。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将遭到彻底毁灭”。然而，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首相铃木贯太郎发表讲话说，日本“决心战斗到底”。

        就在广岛遭受第一颗原子弹轰炸之后，日本的军政要人还在皇宫的防空洞里召开最高战争领导会议，主张“一亿玉碎”、“本土决战”。长崎遭到第二颗原子轰炸后，日本天皇才宣布投降。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仍声称他们要继续战斗下去。就日本政府及军队的好战本性而论，不使日本付出沉重代价，不对其形成致命威慑，日本绝无放下屠刀的可能。

原子弹结束了战争，也拯救了日本

        军国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日本军人，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根深蒂固，强调“要么杀死对方，要么自裁”，在战场形势呈现绝望状态的情况下，他们行为更为疯狂。

        两次参加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1995年5月11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流血地进军，日本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桀骜不驯的杀人机器。无论战事是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是多么渺茫，无论结果是多么确定，日本人都战至最后一人。为了取得可能得到的光荣，日军会全力以赴去杀死更多的美国人。”

        事实确实如此，仅以美军伤亡计，塞班岛战役美军阵亡3000人；硫黄岛战役美军阵亡6000人，伤21000人。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双方的伤亡越来越大，冲绳战役中，美军12513人死亡，38916人受伤，10万日本守军共有95000人死亡，琉球平民死亡14万之多。

        战争逐渐接近日本本土，日本举国上下已决心孤注一掷。1945年日本约有7000万人口，可动员的兵力高达700多万，虽然这些士兵的素质、武器装备很弱，战斗力也不高，但武士道精神很重，要击败他们绝非易事。麦克阿瑟曾对杜鲁门总统说：“尽管美国在战场上处于优势，但要想实行日本本土登陆作战，至少还需要100万援军。”如此庞大数量的兵力对决，其人员伤亡可以想见。

        有人做过估计，由于是在日本本土决战，日本军民死亡数量可能会超过500万，如果战争久拖不决，很可能超过1000万。加上美军的全面封锁，饥荒与疾病的威胁，也会使日本军队，尤其是平民付出沉重的死亡代价。日本当局以700万日军为赌注，心存侥幸，幻想时来运转，赢得转机，只有在这些日军大多被消灭以后才会投降。就此而论，以非常手段使日本战争当局尽早地意识到拒绝投降的可怕后果，无疑是最优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挽救日本的善举。

        1979年4月当选长崎市长的本岛，曾就广岛与长崎遭受原子弹攻击一事说过：“（日本）被投（原子弹）也是应该的，作为对日本的报复没有办法。”本岛已经认识到“自作孽，不可活”的道理。但他没有指出另一点：从经济学角度，日本人受到原子弹惩罚所付出的代价，远比盟军登陆在日本本土作战更划算；如果美国不使用原子弹，不仅盟军要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日本方面（包括军人与平民）也要付出更大的伤亡。换言之，以特殊威慑手段彻底摧毁日本决策集团的抵抗意志，从而结束战争，这不仅对盟军有利，客观上，也对日本本土的民众有利。

日本民众无辜吗？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原子弹轰炸下丧生的日本民众？

        毫无疑问，从人性角度，任何人的生命都值得尊重，对遭受原子弹轰炸伤害的日本民众也应持此种态度。然而，作为倾全国之力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日本民族，每个人都脱不了利害干系。

        对外扩张侵略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基本国策。日本国民众分享了对外掠夺的巨额财富，尤其是甲午战争日本从中国掠夺2.3亿两白银的庞大赔款——相当于清朝年收入的3倍，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5倍——的实际好处。从1905年到1945年的40年间，日本仅从中国东北的“煤都”抚顺一地，就掠走2亿多吨优质煤。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占领与资源的掠夺，是举国一致的行动，得到全体国民积极参与和支持。

        从积极灌输军国主义进而发动战争来说，真正的战争罪魁是日本政府与军阀；但从实际而论，如果没有民众举国若狂的支持，日本如何能发动战争并长期维持？对外侵略是全日本民族的行为。

        一位侵华老兵晚年与一位中国留日学生交谈时说过一段话：

        “当时（日本）进行的教育叫‘爱国主义教育’，后来称其为‘军国主义教育’。当时整个国家教育每一个国民，为了日本和天皇，要随时准备牺牲，奉献自己的一切。所以，你可能也看到过一些电影，那时送军人出征，真的是像送英雄上战场一样，全村的人都欢天喜地，我那时也是这样，全村人来送，觉得自己特别光荣…… 日本当时为什么会发动这么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当时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狂傲的状态，觉得经过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国力强盛，可以征服亚洲，可以抢夺亚洲各国的资源为自己所用。那时天皇发疯，军部发疯，国民也发疯……”

        他特别提到中国人所持的一种观点：

        “中国有一句话‘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是不赞同的，因为事实上，当时的日本人民也是加害者。没有国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一场对外侵略战争是打不起来，或者说，规模不可能扩大到那么大。”

        另外，还必须指出一个事实：广岛是日军指挥中枢之一，是第二军总区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日本陆军最大的集结地，有规模巨大的军火仓库、码头设施，还有军火制造、船舶维修等重工业设施。长崎是工业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就这两个城市对荼毒他国生灵的巨大“贡献”而言，还有资格说自己无辜吗？

        就日本战争机器所犯下的罪行而言，日本民众是加害者的命运共同体，无人能置身于外。日本人应该明白，佛家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现代科学角度理解，它阐明的是“因果关系”。

日本的“受害者”情结何来？

        每年的8月6日，日本都要举行高规格的祭奠活动，“反省”原子弹事件。但在这些活动中，反思战争暴行、期盼世界和平的主题却被有意冲淡，取而代之的是突出原子弹对日本的伤害，日本面临的核威胁。遭原子弹轰炸成了日本塑造自身“战争受害者”的素材，被反复利用。

        如果说反思原子弹事件，是缘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那么，日本为何对亚洲各国的战争受害者漠然处之？难道他们比死于日军屠刀下的上千万中国人——仅南京一地日军就残暴杀害30万平民，包括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更加无辜？

        日本国民性的怪异性表现在：日本人极端认真而又异常暧昧：对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总是刻骨铭心，念念不忘；不仅不忘，还极尽能事、精心设计出一种让人感动落泪的历史悲情。原子弹问题就是极为明显的例证。对于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日本人的态度可谓极为认真严肃，每年都郑重其事地举行纪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日本作为战争发动者的狰狞面目几乎被完全遮盖，罄竹难书的残暴罪行被冲刷殆尽。

日本长崎举行了遭原子弹轰炸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致辞。

        与这种极端认真相辅相成的，是日本民族的异常暧昧：如日本的一些历史教科书将价值判断清晰的“入侵中国”，换成一个无价值判断的中性的“进入中国”——经此转化，一群由日本天皇及国家组织起来的开着坦克、大炮，手持机枪与屠刀的倭寇，立刻转化成了衣冠楚楚、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友好访客；而日本首相的一句“侵略定义未定论”，则将黑白分明的侵略行为变得模糊不清。对于实在无法否认的事实，日本人则尽量以暧昧描述降低其清晰度，如将南京大屠杀称作“南京事件”，以减弱其血腥色彩；或者含糊其辞地说，杀害了包括战俘，妇女儿童在内的许多市民，然后在脚注说受害者数量有争议，以增加读者心理判断上的模糊性；至于对日军残暴行为的描述，则一概付之阙如。对于慰安妇、毒气战、细菌战、活人解剖实验等罪行，也同样是小而化之，极尽暧昧。一句话，在日本对其他民族所施加的伤害与灾难问题上，日本人都个性鲜明、毫不含糊地展现了其暧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