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舞台上的晚餐，《伐木》和《最后晚餐》的区别在哪？

        整个五月上旬，大概不少戏剧从业者和爱好者都被一部叫《伐木》的戏刷屏了。不仅因为它的导演是有“欧洲剧场界巨人”之称的波兰导演陆帕，也因为它那让人望而却步的篇幅。《伐木》说的是因为对艺术圈丧失信心而与“艺术家”们保持距离的主人公托马斯，因为好友、演员乔安娜去世而重新与这群道貌岸然的“艺术家”们一起举办晚宴祭奠她的故事。晚宴上，托马斯始终冷眼旁观着宴会上的所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终于逐渐剥落虚伪的外壳，暴露冷漠、狂妄、两面三刀的丑恶本性。

        导演在这部戏里做了一个很让人佩服的尝试，就是他让台上台下的时间几乎完全同步起来，到了四五个小时过后，台上的演员和角色同步地进入了疲惫状态，同样疲惫的，还有台下的观众。晚餐是很实用的群像场景，仅仅通过与不同的人交谈，就能在这一个场景里展现出角色的多面性格。

        去年的“爱丁堡前沿剧展”就曾引进香港话剧团的《最后晚餐》，该剧通过一顿晚餐激发了一个草根家庭潜藏多年的各种矛盾，此剧我因故遗憾错过，但我却看过另外两部同样叫《最后晚餐》（The Last Supper）的舞台剧。

        第一部《最后晚餐》，作者El-Attar疑似是个非洲人，这部戏刻画的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晚宴的群像。晚宴上，所有人百无聊赖地闲谈着，没人认真倾听别人说什么，说的都只是些自己想说的话，故事发展到最后，所有人的感情和话题重点都懈怠了。如同作者所言，他想表达的，就是“这部戏最大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似乎颇有《伐木》的风范，估计戏剧的素材也有不少作者本人亲身经历的影子。

        不似第一部的随意和消极，第二部《最后晚餐》则要狡猾且匠心独运得多。制作这部戏的Reckless Sleepers是一个由英国和比利时艺术家联合组成的跨国戏剧公司，并且不同于El-Attar的那部戏只是借用了达·芬奇那幅名画的标题，他们制作的这个版本则做了大胆的戏仿。但出于制作成本和票房的考虑，演出方当然不可能每场演出只邀请十一名观众（加上两位主创总共十三人），但为了尽可能地贴近达·芬奇的原画，演出现场的中央依然被一张巨大的长方形餐桌所占据，而观众则和主创一起，围绕着餐桌而坐。

        演出前，候场的观众要向剧场入口的工作人员索要一张号码牌，并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坐在指定的位置。剧本选取了十三位人物的“遗言”，有像玛丽莲·梦露那样的大明星，也有像毕加索这样的革新派艺术家，还有死刑犯、神职人员等。这些“遗言”包含了主创的解构和解读，未必完全照搬现实。主创每读完一封遗言，就会颇具仪式感地呼天抢地，然后吞下写着遗言的纸条，然后抽取号码牌“处决”一位观众，并送上“最后的晚餐”。

        但说实话，这戏看得我有些尴尬，感觉像是一群很有思想的艺术家像戏子一般地哗众取宠。整部戏虽然“死”了十三个观众，但还不如“遗言”的文本来得有震慑力，整台戏更像是主创带领着一群观众自娱自乐。

        文章的最后，想跳tone地谈谈《深夜食堂》。当我看完整一季的《深夜食堂》，不知不觉地已经进入了审美疲劳，主创抓住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却重复地说着大同小异的故事。吃带来的感官享受永远是多重的，且它赋予的精神能量永远是温暖而正面的，只是这个概念却常被滥用或浪费。不知今后舞台上会不会出现一版空前绝后的“升级版《深夜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