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CIA高官回忆录自揭其短，中情局情报频频失准

        美军入侵伊拉克，中情局难辞其咎？“阿拉伯之春”过后，中情局严重误判中东局势？国家安全局的网络安全不如华尔街公司？本月将发行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高官迈克尔•莫雷尔的回忆录猛料迭出，引起外界关注。

        这本回忆录名为《我们时代的大战争：中情局的反恐战斗——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The Great War of Our Time: The CIA's Fight Against Terrorism--From al Qa'ida to ISIS）。作者迈克尔•莫雷尔曾任中情局副局长，在过去20年大多数重要的反恐事件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我们时代的大战争》中，莫雷尔回顾了自己在该机构三十年的生涯。据报道，他将重点放在反恐怖主义以及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IS）的再度崛起上。 

      

中情局的过时情报助推了伊战政策决定

        2003年，时任中情局副局长贾迈•米西克拒绝参与整理有关伊拉克贮有生化武器的情报，这项整理请求由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提出，经时任中情局局长乔治•泰内特同意后展开，随后鲍威尔据此在中情局的会议室向联合国发表演讲，描述了伊拉克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

        然而米西克当时并不同意泰内特的决定，“认为在中情局的大厅内起草政策演讲搞混了情报与政策的界线”。莫雷尔写道，她对此“感到十分强烈的抵触以至于从此事中抽身而出。”

        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生化武器项目的指控事后被证明是夸大之词。当时就有一些美国情报分析师和外围专家们表示怀疑，但并不是在公开场合。如果米西克的行为在当时被公开的话，也许有助于减缓当局因糟糕的情报而走向战争的步伐。

        莫雷尔在书中向鲍威尔道歉，称中情局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评估有误，并称时任副总统迪克•切尼给中情局和其他地方的分析师施加压力，让他们找到伊拉克和基地组织之间子虚乌有的联系。

        莫雷尔同时承认，趋同的集体思维、糟糕的分析、伊拉克高级别领导层内信息源的匮乏和缺乏更新的情报数据都助长了当局的恐惧，助推了2003年对于伊拉克的入侵。

        莫雷尔写道：“到现在为止，分析师们犯的最大的错误不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而是他们没有严格地问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到底有多少信心？”“他们最有可能会说‘不是很有信心’，然后形成一个共同判断，这对总统和其他决策者来说将会是非常不同的信息，也很可能影响政策决定。”

        为什么那些评估本来会被给予较低的信心？“因为我们当时处理的大部分信息都至少是四年前的了，可以追溯到1998年。”而且最重要的是，萨达姆拥有现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是缺乏直接证据的，这一判断是基于他“曾经有过化学武器，曾经用过化学武器”，以及他在1991年曾很接近于一种核武器。这些事实“实际上与他在2003年干的事没有一点关系。”        

        情报再度失灵酿成“阿拉伯之冬”

        然而，中央情报局并没有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真正吸取教训。莫雷尔在书中承认，美国情报机关曾相信“阿拉伯之春”将破坏基地组织传达的信息，且有助于将中东地区拖离恐怖主义苦海，特别是在奥萨马•本•拉登已经在2011年五月丧命的情况下。

        “我们曾认为并告诉决策者，这场群众叛乱的爆发会动摇基地组织长期以来的叙事，从而毁掉他们。”莫雷尔写道。然而事实上，他如是总结：“从反恐怖主义的视角来看，‘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莫雷尔写道，之所以没能预测到暴动过后圣战分子威胁抬头，是因为中情局自身在骚乱发生的诸国缺乏可靠的当地情报源。实际上，中情局早已习惯于依赖中东情报机构的信息，但它们中的一些正是附属于“阿拉伯之春”抗议浪潮中被推翻的政权。

        “我们在创造自己的观察窗口方面非常松懈，而我们依赖的领导人十分孤立，对于即将到来的浪潮毫无察觉。”莫雷尔在书中指出。        

        国家安全局“十分脆弱”

        在书中的一些部分，莫雷尔表扬了中情局的同事们成功挫败恐怖袭击的努力，但也令人惊讶地批评了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的一些失败案例。

        莫雷尔在2013年从中情局退休后，奥巴马立刻指派他进入一个委员会，评估国家安全局在斯诺登泄密事件后的活动。莫雷尔写道，他对自己发现的事感到惊讶。“你本来认为在这个星球上所有的政府实体中，美国国家安全局是最能够免于这种大规模窃取（指斯诺登事件）的，但事实证明国家安全局十分脆弱。”

        他总结道，当斯诺登2013年横扫国家安全局的信息系统时，多数华尔街公司都有着强过国家安全局的网络安全保护。尽管他对“国家安全局相对中情局，在更新情报数据上做得如此之好”而感到懊恼，但他也感到该机构所擅长的电子侦察在操作时没有考虑到可能的结果。“国家安全局收集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收集，而不一定是因为它应该去收集。”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