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高校“去行政化”之路

        本周国内思想热点聚焦于以高校为主的教育界。

教育部：学校行政级别将逐步取消，高校书记一般不任科研项目主管

        5月8日，教育部官网公布《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15]5号，下称意见）。意见共5个部分、22条。

        中国教育过于行政化问题，一直是困扰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高校发展的障碍。这是2010年以来，第三次以重要文件强调高校要“去行政化”，可见问题之严重，改革之艰难。

        意见明确要求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并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给予保障，目标就是——克服行政化倾向，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有评论认为，这是本次意见中的最大亮点，直面了学界和舆论诟病已久的痼疾，契合了高校内外长期呼吁的改革方向。

        高校自主权放开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考试招生、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教职工队伍管理、经费资产使用管理、国际交流合作等。

        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需要改革，目标是建立高校自主评聘，而政府在宏观层面进行管理和监督。

        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鼓励行政人员专职从事管理工作，而中小学校长实现专业化、职业化。

        2014年第16期《人民论坛》曾刊发题为《关于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的思考》的文章。文中梳理了中国高校自1949年后大概经历的“行政化”及“去行政化”变化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形成期（1949～1977年）。中国“以苏（联）为师”建设高校，逐步建立了一套高校管理体制，带有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痕迹。初期，大学书记、校长是由国家主席签名任命，后改为国务院总理签发任命。文革结束后，国家政策明文规定一些本科院校的书记、校长为正厅（局）级，专科院校的书记和校长为副厅（局）级。这一行政等级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计划的实施，一些高校开始将书记和校长的行政级别提升为副部级。伴随着领导层级行政化，学校内部也开始建立一套和行政部门大体一致的科层管理结构，尤其是教育部《高校六十条》确定实施后，标志着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高校管理体系正式确立。

        第二阶段是发展期（1978～1998年）。1979年，苏步青（复旦大学校长）、刘佛年（华东师 大校长）、李国豪（同济大学校长）及邓旭初（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共同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呼吁让高校有一些自主权。1985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 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明确表态要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不过，大学“行政化”状态并未削弱，甚至又有了强化。

        第三个阶段转型期（1999～至今）。1999年，高校进入扩招时代，高等教育资源大众化。这一变化催进着高校“去行政化”的步伐，朱清时教授2009年6月（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率先提出中国高校需要“去行政化”，并随后开始通过南科大进行探索和实践。2010年，中央发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高校“去行政化”方向。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思想节开幕

第三届思勉人文思想节现场照片。童世骏（左上），叶兆言（右上），Josef Mahoney（左下），吴冠军（右下）。

        5月6日，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届思勉人文思想节开幕，“思想改变世界，人文塑造心灵”的号角再度吹响，为申城带来一年一度的文化嘉年华。

        这精彩的“一周思想大餐”，由该校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精心筹划，“菜单上”既有著名学者的学术讲座，比如葛兆光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对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论述，王绍光谈民主、共和与抽签，朱苏力论作为宪法制度问题的“齐家”，王晓明论“王韬-严复式难题”——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出发点等；也有著名作家叶兆言、金宇澄的演讲；还有观影活动，观看由当代著名哲学家齐泽克本人出演的The Pervert’s Guide to Ideology（《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并由该校政治系教授Josef Mahoney和吴冠军的进行解读，等等。

        据悉，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主办首届思想节是国内高校首次尝试。最早提议举办思想节的，是该校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的刘擎教授。据他介绍，创办思勉人文思想节源自“Festival of Ideas”的启发。“Festival of Ideas”是21世纪的新生事物，由欧美的大学与民间机构创办，形式丰富多样，旨在鼓励在跨学科的思想碰撞中寻求创新，注重以多学科的视角切入公共论题，倡导人文精神、创造性和广泛参与。

        该校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在今年的开幕致辞中区分了“学术领域”和“学术共同体”这两个概念，认为衡量学术工作的意义的参照系，不仅是他或她所在的学术领域，而且是他或她所在的那个学术共同体。他说，一个不仅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更有尊严，而且让我们的同胞的生命因为我们的工作而更有意义更有尊严的学术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意。

        最后，他借用哈贝马斯的话，希望学生们通过参与思想节的活动，能享受在这里所发生的一个个original minds（原创性见解）们向我们展示的充满美感的智力活动，能更加胜任今后可能加入的一个一个interconnected problem-solving processes（相互关联的解决问题的过程），能不仅成为那些best-sellers and long-sellers（畅销书和长销书）的更好的阅读者，而且成为这类经典著作的未来的书写者。

北京大学：“马克思楼”奠基

《马藏》编纂工程启动会议现场。

        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97周年之际，北京大学为一座“马克思楼”举行了奠基典礼。马克思楼位于北大南门内，定于2016年年底建成使用，地上五层、地下三层。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捐资方代表包商银行党委书记李献平出席了奠基仪式并致辞。据财新网的报道，包商银行在2014年12月底为马克思楼捐助了1亿元人 民币。马克思楼的建设是北京大学联合多家协同单位今年启动的“六马”工程之一。所谓“六马”工程，即建设和培育“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成立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中心，建设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心，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创办马克思主义旗帜网站，建设马克思楼。

        在 “六马”工程中，最引人关注的是《马藏》编纂工程。在“马克思楼”奠基典礼上，针对外界对于《马藏》的关心与疑问，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孙代尧在采访 中表示：“《马藏》和《佛藏》、《道藏》并列不代表马克思主义是宗教，把相关典籍收集在一起为‘藏’，马藏之‘藏’即为‘宝藏’之义。”

        北大马院领导亦称，他们并不为经费担心，“《马藏》不像《佛藏》、《儒藏》是纯学术性、纯文化性的工程，《马藏》具有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马藏》中国编计划于2024年左右完成，国际编计划于2035年左右完成，整个《马藏》编纂工程将耗时20年。

        刚度过117周年校庆的北京大学最近动作频繁，“马克思楼”奠基仪式之后，又宣布去年5月5日推出的燕京学堂已圆满完成招生工作。据介绍，燕京学堂2015级中国学硕士研究生录取的99名学生中，大陆学生24名，分别来自北京大学等12所高校；国际及港澳台学生75名，分别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33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46所高校。

        去年5月，北京大学首次对外宣布正式启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计划。由于选址及何谓“中国学硕士”等问题，引发北大师生的反对和公众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