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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部队从严治军简单粗暴:保密检查就把涉密材料一烧了之
这是一个让人耐人寻味的“满分故事”。
某部机关接受上级军事理论考核,按规定,成绩超过90分就是优秀,可他们却要求所有人员必须考100分,并规定“谁考不了满分,就处分谁”!
原因很简单,兄弟单位几天前在考核中,取得参考官兵2人99分、其余全都满分的优异成绩。
“考场如战场,荣誉面前谁都不能落后。”结果,机关干部只得放下所有工作,天天挑灯夜战背题迎考。
“抓训练从难从严是对的,可理论题考100分就能打胜仗吗?”走下考场,很多机关干部感慨:这种突击式、运动式的“层层加码”的做法,严重扰乱了正常工作秩序,换来的高分意义何在?
曾几何时,在依法治军和从严治军的关系上不少官兵曾经有过模糊认识。什么叫从严?什么叫依法?是不是越严越好?这个“度”怎么把握?调研中,大家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探访岭南三军,不少官兵反映:像这种严之过度的现象并非个别——
前几年,某部发生一起干部开车亡人事故。为了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他们规定:任何干部不准开车。干部汽车驾驶本是训练大纲规定的必训课目,该部为“从严”保安全,叫停了汽车驾驶训练。结果,当年这一课目他们优良率仅为51%。
极限训练是特战部队和少数步兵分队的训练课目。可某炮兵旅为了体现从严从难要求,在全旅所有分队开展极限训练,搞“魔鬼周”,耗费了官兵大量精力和时间,结果一些分队官兵专业没练精,极限训练也没训好。
“这些貌似从严的现象,是打着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旗号,干着践踏法规、本末倒置的事。”广州军区参谋长刘小午一针见血指出: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势必南辕北辙,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越来越远。
一位老机关回忆说,每当新生事物出现,一些单位基本是从“严禁”开始的:严禁听收音机、严禁使用MP3、严禁上互联网、严禁使用手机……
“说到底这是简单粗暴的治军方式。”谈起以“从严”名义搞出的各种“严禁”,第二炮兵某部一位旅主官说,此类情况在部队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上级保密检查,有的单位网络一断了之,涉密材料一烧了之,电脑里存储的内容一删了之;特殊敏感时期上级要求从严控制人员车辆外出,到一些单位就变成了一律严禁外出;条令规定物品摆放要整齐,有的单位就要求战士牙膏牙刷一个牌子、一种颜色,摆放朝一个方向……
从严治军不是“禁令治军”。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一些部队不去认真研究应对措施、解决办法,而是简单地一“禁”了之。为啥?因为“禁止”最简单、最省事、最安全、最保险。
治军之道,得之于严。可从严治军,必须依法。离开了“依法”,“从严”就背离了初衷、失去了意义,甚至对战斗力造成极大损害。
“‘依法’与‘从严’是辩证统一的,我们不能一强调从严就念‘紧箍咒’,简单把部队看住管死,这种‘严’本身就违反了条令条例和法规制度。”海军某水警区政委喻文兵见解独到:出现这些现象,原因在于不少带兵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
一个风纪扣没扣好,在平时最多批评两句。可某团战士小王竟然因此挨了个处分——
去年初,军区工作组到该团检查时,小王一时疏忽,忘了扣风纪扣,结果让军区工作组撞个正着。
事情虽小,但影响大。团里大会批、小会讲。为了以示从严,连队给小王警告处分一次。
“同样是没扣风纪扣,差别咋这么大呢?”小王觉得很委屈:条令条例并没有规定没扣风纪扣就要挨处分,给我处分的法规依据在哪呢?
“被‘大官’发现的问题就严重,被‘小官’发现的问题就轻得多了。这种习惯以官位高低衡量问题轻重的现象,正是‘人治’思维的典型表现。”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黄育振对此认识深刻:破除“人治”观念,确立“法治”思维,做到严之有据、严之有度,从严才能严到点上、严到根上。
去年,广州军区某通信团依据上级相关法规专门出台《手机使用管理规定》,对手机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什么场合不能用,具体怎么用,都进行了明确规范。此举受到官兵广泛欢迎,大家执行起来非常自觉。战士们都说:如今我们严格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和场合使用手机,再也不用和干部“藏猫猫”了。
“依法的标准是从严,从严的尺度是依法。只有把依法和从严统一起来,在依法的前提下从严,在从严的原则下依法,才是科学的治军之道。”这是该团手机管理从“堵”到“疏”过程中得出的深刻体会。
认识越到位,行动越自觉。连日来,广州军区某师对一些与条令法规相违背的“严禁”“不准”进行集中清理,并依据相关法规制订了20余条“允许”“可以”等措施,使部队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有序推进。
踏访三军部队,叩问“严”之尺度。一路走来,记者强烈感受到,法规意识、法治思维正逐渐深入兵心,一场治军方式深刻变革的大幕正在悄然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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