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通缉令2号原是一股长，涉贪金额占县年财政收入四分之一

        2015年5月9日15时30分，从新加坡飞来的CA976航班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降落。李华波被遣返回国了。        

        “终于回国了，感到踏实了。”李华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出逃这四年，我一直惶恐不安，夜不能寐。别人出国是旅游，我做了亏心事，出了国也提心吊胆。去年我的父亲去世，我也没能回来尽孝，觉得很对不住家人。我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非常悔恨。我愿意回国接受调查，早日交代清楚自己的罪行，改过自新。” 

        当天上午，按照新加坡法律，李华波刑满出狱，并被遣返回中国。在狱中，他承认罪行，并写出了自首书，愿意回国投案自首。这名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的原股长，伙同他人侵吞公款9400万元，占该县每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被其转移至境外。在他外逃的4年多时间里，追逃、追赃、异地追诉，我国从未停止过将其绳之以法的努力。

        如今，这努力终于修成正果。“李华波被遣返回国，再次证明我们说的‘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绝不是一句空话。”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的评价掷地有声。

潜逃新加坡四年的李华波被遣返回国。

        李华波于2011年1月30日潜逃至新加坡，逃离前留给了单位领导两封信，说他贪污了很多公款，已经出国。李华波的“来函”瞬间轰动了鄱阳这个百万余人口的全国贫困县。案发后，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高度重视，组织检察、外交、公安等部门立刻启动了追逃追赃工作。        

        经查，李华波在出逃前就已经办好了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我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立刻对李华波发出了红色通缉令，2011年3月，刚到新加坡一个多月的李华波就被新加坡警方抓获。   

        反腐败追逃追赃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作为特邀专家，参与了李华波案国际司法合作的诸多环节。他告诉记者，李华波案件是中新两国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践行《北京反腐败宣言》开展追逃追赃的成功案例。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对预防腐败、界定腐败犯罪、反腐败国际合作、非法资产追缴等问题进行了法律上的规范，对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行动、提高反腐成效、促进反腐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全票通过决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14年11月8日，APEC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旨在与亚太各经济体加强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        

        黄风介绍，在李华波案中，一方面，我国检察机关通过支持新加坡检察机关对李华波的刑事追诉，使得李在逃匿地受到逮捕、起诉，因“不诚实接受偷窃财产罪”被判处15个月有期徒刑，并导致其在新加坡合法居留权丧失，在出狱当天由新方将其遣返回中国。另一方面，我国检察机关通过援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6条、54条、57条相关规定，向新加坡有关方面提出司法协助请求，及时对李华波转移到新加坡的违法所得采取冻结、扣押措施，并请求新方承认与执行中国法院作出的没收违法所得的裁决。黄风认为，李华波案对我国今后与其他尚未缔结引渡条约、但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国家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许多合作细节都值得在今后的追逃追赃工作中借鉴参考。

        李华波案是我国第一起运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追缴潜逃境外腐败分子涉案赃款的案例。2013年1月1日，经过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颁布实施。其中，第五编“特别程序”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是指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人民法院依据特别诉讼程序对该案违法所得的追缴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没收裁定的诉讼活动。        

        黄风介绍，这是中国履行已批准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义务的一项具体立法措施。公约在第54条第1款第3项要求各缔约国“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在因为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起诉的情形或者其他有关情形下，能够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这类财产”。新刑诉法生效后，李华波案成为运用这一程序追缴外逃分子赃款的第一案。        

        2013年3月11日，在最高法和最高检指导下，江西上饶市人民检察院向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李华波案件《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上饶市中院受理并通过最高法网站对外发出没收公告。3月20日，最高检向新加坡检方发出请代为向李华波及其利害关系人告知并送达没收公告的司法协助请求书。2014年8月29日，江西上饶市中院开庭审理了李华波违法所得一案。2015年3月3日，上饶市中级法院就此案一审作出裁定。4月20日，按照最高检的司法协助请求，新加坡总检察署通过新警方将裁定正式送达李华波本人及在新的7个利害关系人。4月25日，未收到李及利害关系人的异议，裁定正式生效。   

        黄风评价，李华波案裁定生效是我国在对外逃人员追赃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旦新加坡方按照裁定返还资产，将对我国未来追缴外逃赃款的法律诉讼起到示范效应，解决了原刑诉法普通刑事诉讼没收程序中无法克服的法律障碍，即使外逃人员尚未被追回国内，也能及时通过法律途径挽回国家损失、追缴流失海外的赃款赃物。       

        2012年11月8日下午，新加坡初级法院，李华波案庭审现场。来自中国江西鄱阳县检察院的证人许轶峰作为检方证人出庭作证。在中方的大力推动和协助下，新加坡总检察署以“不诚实接受偷窃财产罪”对李华波进行起诉。庭上，许轶峰就李潜逃前留下的两封承认自己犯罪事实的信件，以及李华波在中国所犯罪行进行作证，我方提供的证据资料全部得到了法庭的采信。2013年4月2日，新加坡初级法院判决李华波有期徒刑15个月，李提出上诉。7月10日，新加坡高等法院对李华波作出二审终审判决，维持原判，李即日入狱服刑。       

李华波外逃过程梳理。

        黄风介绍，许轶峰等人赴新加坡作证，协助新方指控李华波涉新犯罪，属于我国境外追逃中的“通过异地追诉实现境外缉捕”这一方式，也使得李华波案成为目前我国唯一的集追逃、追赃、异地追诉这“三追”于一体的特殊案例。他指出，当引渡或者移民法遣返遇到重大法律困难时，有时候需要我们放开眼界和肚量，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理解“境外缉捕”的含义，借助外国司法机关的力量对逃犯实行异地追诉，即由我国司法机关向逃犯躲藏地国家的司法机关提供该逃犯触犯该国法律的犯罪证据，由该国司法机关依据本国法律对其实行缉捕和追诉。这样做可以产生两大效果，一是不让逃犯逍遥法外，二是创造将其遣返回国的法律条件。黄风说，事实上，在追逃过程中可以发现，外逃分子经常会在伪造移民身份、洗钱等方面触犯躲藏地国家的法律，利用所在国法律对其进行制裁，可以令外逃分子早日认清“境外不是法外”的现实，敦促其早日回国投案自首。

        作为日前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中位列第二位的追逃目标，李华波遣返回国是“天网”行动开展以来，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取得的重要战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李华波的亲身经历在告诫那些尚在外逃的腐败分子：早日归国自首才是明智之举，不论逃到哪里总会有被追回来绳之以法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