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贤的“云研讨”：陆九渊、朱熹、王夫之、钱大昕等谈王安石

从政治第一线上退隐下来的王安石，人生最后十年是在江宁度过的。以江宁退隐为契机，他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经纬请读者允许笔者后章再叙。笔者这里想先将王安石死后，历代学者对他的评价稍微介绍一下。其实像王安石这样后世评论数量众多且观点南辕北辙的历史人物并不多，全部总结起来可以写一本思想史的专著。因此在本章，笔者想以一场“天上的研讨会”的形式，借天上诸贤的口展示王安石其人、其言、其功对其身后的影响。下面就请大家看一看这场研讨会的发言记录吧。

王安石

主持人：今天在这里欢聚一堂的学者，都是对王安石有独特见解，成一家之言，引导一派主张的。大家无须顾忌，在这里大可畅所欲言。不过虽然发言自由，但还请各位按照王安石的为人、学术、思想、政治的顺序进行讨论，以飨后学。那么第一个有请象山先生陆九渊发言。他是南宋的学者，和今天与会的朱熹先生是著名的论敌。

陆九渊：我是江西金溪的陆九渊。我的家乡出了王安石先生这样的先觉者，乡人都很引以为荣。我写《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却并不是出于对本乡贤者的偏爱。读过我书的人都知道，我爱用“宇宙”一词。了解我所谓的“宇宙”的话就能晓得与其说《荆国王文公祠堂记》是为王安石歌功颂德，毋宁讲是王安石批判。反对派自不必讲，就连王学学派也未能妥善总结和评价王安石其人、其学，任其湮没于岁月，我对此很是愤慨。临川先生去世约一百年之后，1188年我目睹临川先生祠堂之破败不堪，于是才写下此文。

主持人：象山先生，您在《祠堂记》中的确说是“乃是断百余年未了底大公案”。

陆九渊：是的，我就是想匡正百余年来世间对王安石先生错误的评价。尽管我对他也有批评，但他揭示了尧舜之道，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大功绩。明尧舜之道者，孟子是第一人，王先生是第二人。继承孟子道统的，并不是朱熹说的程伊川。而且王安石还是罕见的，能不为名利所动的豪杰。

主持人：请允许我插句话。在陆象山先生的时代，对王安石的恶评几乎是一种定评。新旧党争最后由旧法党取得胜利，他们对新法党的旗帜人物王安石自然不吝党同伐异的恶语。攻讦王安石的旧法党人物，主要有程子弟子龟山先生杨时，写《邵氏闻见录》的邵伯温，可惜这两位先生没有参加本次研讨会。《邵氏闻见录》的内容被《宋史·王安石传》所采用，因此读《邵氏闻见录》《宋史·王安石传》的人不免以为他是误国的奸相。朱熹像《宋史》引朱熹先生的话为王安石盖棺定论：“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这无疑让王安石在南宋的评价更不可挽回了。朱熹先生，您对王安石如此批判，不知具体的原因为何？

朱熹：关于王安石我一向不说好话，但对他的感情实在也是复杂。因为我见王安石性格行事如此，便像见到我自己。虽然以前没说过，但我觉得王安石身上的那股不妥协的精神，同我是一样的。我揣测他身边一定有不少人想让他适可而止，神宗皇帝大抵也是其中之一吧。如果我和王安石生于同时代，我们两人一定时常争执，互不相让。王安石身上有激烈的理想主义，坚定的信念，不知退转的行动力和超然于“流俗”的高洁性。说实话，在我们道学派中也需要有这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物。王安石的错只是这精神用错了方向。当然，道学派中这种遵从本心的诚实之人，在我之后还有很多的。

杨慎：我很不满意朱熹先生宽容王安石却苛责苏东坡。在《宋代名臣言行录》中将王介甫与司马光同列，这是怎么回事？朱先生还说，如果苏东坡掌握权力，那么他的施政会比王安石更坏。这么说也并没有依据。

主持人：您是明朝的升庵先生杨慎吧？您是博闻广识的大学者，请您继续讲讲王安石吧。

杨慎：单刀直入地说，王安石就是古今第一小人。明孝宗弘治年间，余杭有个叫周德恭的人，他说：“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他这话是很公正的。

胡应麟：德恭是字，周德恭名周礼。他写过《通鉴纲目发明》，但学问浅狭，见识不高。按照我的看法，王安石的确误国，但说他是阴险的奸人却不对。杨慎《丹铅总录》中的几处错误，我在《丹铅新录》中为他订正了。

主持人：胡先生也是博学之士，发言很公允。您作的《少室山房笔丛》对日本的中国学影响很大，许多讲义和著述的诞生都受了它的滋养。

《少室山房笔丛》

杨慎：请让我再补充几句。王安石与商鞅是很相似的。商鞅的出仕是宦官景监向秦孝公举荐的结果，王安石的受重用是走了宦官蓝元震的门路。这两个人相类的地方还有许多。最重要的是，就像商鞅令秦灭亡一样，王安石也令北宋亡国。这样的人，父子一起从祀在孔庙里，一直到南宋理宗时，真不知道宋人是怎么想的！

主持人：作为王安石官方性评价的一环，孔庙的配享从祀问题非常重要，我想再多说几句。如大家所知，“孔庙”是纪念中国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场所，传统的中国城市都有文庙。除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有孔庙外，北宋的京师太学和地方各州县学也建有孔庙。学者最大的荣誉就是死后可以入孔庙，与孔子、孔门弟子、历代贤人一起受祭祀。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如果老师进入孔庙受到祭祀，那他所在的学派就是受到国家承认的“正统”儒学。因此什么人能进入孔庙的祭祀之列，对于在朝官员和在野学者都是值得拼死斗争的大事。王安石去世后约二十年，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在新法党的运作下，他获得了仅次于孟子、孔庙祭祀第四位的荣誉。这还不算，到了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王安石长子王雱也进入孔庙从祀。因是从祀，王雱与父亲相距很远，是比较靠后的位置。不料在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也就是金朝军队攻陷汴京的前一年，龟山先生杨时上奏请求捣毁孔庙中王安石的塑像，把王安石从配享改为从祀。虽然王安石在孔庙中的祭祀规格降低了，但祭祀本身没有取消，一直延续到杨慎先生所提到的南宋理宗朝。在王安石从祀孔庙的背景下，朱熹先生一面欣赏王安石的精神，一面批评他的作为。伸张道学，就一定要打击将领袖置于孔庙祭祀之列的王学。况且在朱熹的时代，朝廷中还有相当多的王学派官僚，他们同样也敌视道学派。学问与政治的纠缠交错，这大概就是中国学问的宿命吧。好了，闲话休提。到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141年），太学孔庙中的王安石父子被永远地驱逐出去，道学派人物周敦颐、张载、二程，乃至朱熹都进入孔庙从祀。这标志着道学（程朱理学）的胜利和正统化，王学的失败和异端化。我说的很长，但也不过是粗浅的介绍。下面请蔡上翔先生就杨慎先生的发言发表您的意见。

蔡上翔：我是清朝人蔡上翔，和象山先生陆九渊一样是江西抚州金溪人。我拼了老命写成了《王荆公年谱考略》，书完成的那一年我已经八十八岁了。我写此书与象山先生一样，并不是出于对同乡学者的偏袒，实在是因真实的王安石与后人口诛笔伐的王安石差距甚大。杨慎等人对王安石的攻击，我参阅正史及百家杂说数千卷，经缜密考证，逐条进行辨诬。譬如宦官蓝元震推荐王安石之说毫无凭据，可见杨慎的学问见识之浅薄。不过政客、俗儒数百年说来说去的“奸人论”早已积重难返，我孤笔一支到底很难力挽狂澜。

主持人：蔡先生的《王荆公年谱考略》针对自宋以来历代对王安石的偏见，经缜密考证，祛疑辨妄，就荆公的人品、抱负及熙宁变法的真相和变法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分析，是真正的王安石评传。很多人读了此书之后，都对王安石有了新的看法。当然此书也有缺点。第一，他没有参考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反过来说，在没有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情况下蔡先生能完成此书，真是了不起。第二，大概是因为此书主要为王安石辨诬，所以有过分圣人化王安石的地方。尽管有上述缺点，《王荆公年谱考略》仍然是划时代的王安石研究著作，它为后人研究王安石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梁启超：蔡上翔先生是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进士，与他同年的进士赵翼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反观蔡先生生前并不荣显，身后也无甚高的名声。他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并不怎么流行于世，大概也是先生生性淡泊的关系。不过，如果无此书，我的《王荆公》便也不会写成。我的书不过是料理《王荆公年谱考略》，再略加调味的产物罢了。顺便说一句，关于王安石的人品问题，我一向主张人品归人品，政见归政见。政见不合就攻击对方人品，这是中国未近代化的体现之一。

主持人：您就是清末的梁启超先生吧。您既是启蒙家、教育家，又是记者、学者、政治家和文学家，真是多才之人。您的《王荆公》是将改革家王安石的形象强有力地描绘出来的出色传记。在这本书中，也寄托了梁先生您本人对改良旧社会的抱负。《王荆公》描写生动，文采斐然，和您的其他著作一样，读者众多，影响极大。

蔡上翔：梁先生对拙作如此谬赞，实在令我觉得荣幸。可惜我生前未能遇见如梁先生一般不受世俗偏见的人。不只是我，假使王安石知道有梁先生这样的人，也会生出“德不孤必有邻”的感慨而瞑目吧。不过刚才主持人在介绍中，谬赞我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是“划时代”的，实在是难以承受。仿照梁先生的说法，如果没有陆九渊先生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就不会有我的书。《祠堂记》是我的原点。继陆先生之后，元代有吴澄、虞集，明代有章衮，他们都是不畏俗见，为王安石辨诬的人。至清代，有李绂先生，他以精细的考据学为武器，实事求是地还王安石以真相。我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中许多处引用他的观点，他是陆九渊先生之后另一位我想特别感谢的先学。吴澄、虞集二先生都是江西抚州崇仁人，章衮、李绂二先生都是抚州临川人，我和陆九渊先生一样是抚州金溪人。世人见我们为王安石辩白，马上就会提出我们是不是“以乡人私乡人”。我们的“私”是偏爱王安石么？非也。我们只不过是告诉世人真正的王安石是如何。

《王荆公年谱考略》

主持人：吴澄，世称草庐先生，是兼修朱子学与陆学（陆九渊之学）的学者。在元代为重建临川王安石祠堂颇费心力。吴先生对王安石的评价体现在他为王安石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吴先生虽然赞赏王安石的学、识、才、文，在序文末尾也严厉地批评道：“公之学虽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学也。公之才虽优，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吴先生也指摘王安石的人品：“不以所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所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这种批评在序文中是很少见的。最后，吴先生认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二程、朱熹和四书之语，可见他到底还是个道学家。虞集先生是南宋宰相虞允文的后裔，也是吴澄的门人，自然属于道学一派。但他却是以诗才闻名，是“元诗四杰”之一。虞先生在其所作《王文公祠堂记》中曾感叹王安石最终不能与程颢合作推行新法，这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天下人的不幸。我对他的这个意见印象很深。明朝的章衮先生也为王安石文集作过序。这篇序文洋洋洒洒五千字，单就篇幅讲，在序文中便不多见。前面提到的陆、吴、虞三位先生，虽然对王安石多有维护，但对他的新法讨论却不多。章先生却在序文中具体地赞扬了新法之善，这一点是王安石辨诬史上的突破。清代的李绂先生被收入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先生称清朝在朱子学中并无人物，但在陆王心学中却人才辈出，李绂先生是清朝最后的心学学者。李先生的《陆子学谱》是陆学研究资料集大成的著作，特别是他细致地调查了陆学的源流道统。李先生在王安石研究上的功绩主要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将以前没有根据的定说予以检验，例如他考证出《辨奸论》并非是苏洵的作品。李先生也出席了我们今天的讨论会，我想稍后有机会聆听先生的高论。我作为主持人竟然插了这么长的发言，真是失礼了，下面请大家继续就王安石的思想与学问进行讨论。

朱熹：我承认王安石有不世出的学识，但我依然认为王学基本上是错误的。变革社会之时，不变革人心而是从外在的制度着手，这种做法我不能赞同。而且王学中混杂有老庄、佛教的异端邪说，并不是儒门正统。况且王安石对佛教的理解有时令人愕然，比如他说《般若心经》中“揭帝揭帝”的意思是“解释帝王为何”，这真是贻笑大方。他竟然不懂这不是汉语，乃是音译的梵文。不过《三经新义》还是有很不错的部分，应该把它和其他的一些注释书作为科举指定的经书注释。程颐先生也说过，王安石的《易经》注释也很不错。

陆九渊：以我所见，人为政治之本，身体为人之本，心为身体之本。王安石先生不修本而逐末，这不是本末颠倒么？因此在不先变革人心的批评上，我是赞同朱熹先生的。而且，古代的宪章、法度、典刑都是天理的外在表现。王安石先生所言的法度是否昭彰了天理呢？再者，王安石先生其人自信太强，不容异见。因此君子去之，小人留之，他却毫不觉察，这是王安石先生性格上的缺憾。

陆心源：我是清末的陆心源。我爱读书，亦爱藏书。我的名字恐怕反没有我的藏书阁皕宋楼、十万卷楼有名。这些藏书在我死后听说东渡去了日本。我以为学问可分为经济之学、经术之学、文章之学三类。三学兼备于一身的人，从古至今，寥寥无几。王荆公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人。

颜元：我是清初的颜元，世人也称我颜习斋。以我和我的弟子李塨的思想学问为主的学派，后世称为“颜李学派”。我们提倡“实学”，批判明清时已陷入空谈的宋明理学。世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很多都谈不上中肯，这真令我恼恨。比如南宋的宰相韩侂胄被列入《宋史·奸臣传》中，是评价相当不堪的人物，但在我看来他是南宋第一名相。至于王安石，按我的看法，他是宋朝第一有为的宰相。这样真忠、真义、大公、大劳、廉洁、有能的宰相，却因为酸腐儒者的阻挠不能克终大业，还遭后世以罪人呼之，这不是王安石一人的不幸，这也不是北宋一朝的不幸，是天地气运的不幸，是百世之民的不幸。朱熹说王安石学术不正。倘若王安石生于朱熹的时代，必面斥朱熹其学不正，其见识也低。

主持人：颜元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学习朱子学，某次他按照《文公家礼》（朱熹所制定的冠婚葬祭礼仪指导书）主持丧礼，发现这种礼仪过于压抑人自然流露的感情。按照颜先生的说法，朱熹先生的理想是人人埋首故纸堆中，身心气力消耗殆尽，虚弱如病人不堪任事，王安石正与朱熹相反。

王夫之：我是与颜元先生同时代的王夫之。我不赞同颜先生对王安石的评价。王安石是个毫无可取之处的小人。各位读我的著作《宋论·神宗篇》，即可知新法的弊害。

钱大昕：我是清代学人钱大昕。自况为周公、孔子、孟子的王安石，他不仅是宋之一朝的敌人，还是名教（儒学）的敌人。以圣人自比就足见其狂妄。世上人说他误用《周礼》使北宋灭亡，事实是他根本就未曾用过《周礼》。他的学问来自法家的商鞅，为了把他的恶法伪装为富国强兵策，而装饰以《周礼》、尧、舜。这些装饰不过为了让旧法派无话可说。

主持人：钱先生说的就是“周礼借口论”。众所周知王安石在儒学经典中最重《周礼》，认为其中凝聚了先王之道，并将它作为新法的理论乃至精神支柱。王安石前无古人地将《周礼》解读为理财（经济学原理）之书，因此如钱先生一般认为王安石只是以《周礼》为变法的借口的说法，很早以前便有。

朱熹：我基本同意钱、王二位先生的观点。王安石任副宰相时，在全国设置“市易司”，聚敛天下之利。他说这就是《周礼》中“泉府”的职责。然而周公时的做法是国家为促进商品流通，以国费购买滞销商品，过一段时间后卖给需要的人，并不是像王安石说的国家居中牟利。他虽扯出《周礼》的大旗，其实不过是凭自己的方便任意解释经典罢了。

主持人：其实在王安石的时代，就有人提出与朱熹先生类似的意见。最初还是新法的拥护者后来转向反对的李常说：王安石和恶用《周礼》以致流毒于天下的汉代王莽是一样的。传统中国最权威的大型解题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持上述见解。该书在解说王安石的《周礼新义》时提出，王安石因怕他的富国强兵之策遭到顽固的儒者官僚的反对，便祭出《周礼》以塞悠悠之口，王安石自己也并不相信《周礼》能在宋朝实行。关于这个“借口论”我想再介绍一点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看法。在他看来，王安石的思想根底是古旧的、儒学式的，“借口论”反而是相当近代性的思考方法。李约瑟认为王安石是真的想将《周礼》化为现实。笔者亦主张北宋当时复古主义方兴未艾，的确有学者求“复古”其实是为“时髦”，但王安石却是真切地希望恢复三代之治。他以三代之盛，鉴嘉祐朝之衰，希望以《周礼》匡救时弊。而且颇引人深思的是，他被称为“新法”的复古之策，今天看来倒是非常近代性的。

全祖望：关于《周礼新义》，也让我提些看法。我是清朝学人，生长于王安石先生任过地方官的浙江鄞县（宁波）。刚才介绍的穆堂先生李绂对我有教育之恩，提携之义。众所周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因黄隐的抹杀而未能传世，不只《三经新义》，王先生的许多著作都湮没无迹了。幸运的是雍正十三年（1735年）我在明代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中找出许多引用《周礼新义》的段落，并且把它们辑出来，希望恢复其原貌，奈何最终还是缺了《地官》《夏官》两章。我认为王安石先生的经学研究是很认真的，他倾注极大精力的《周礼新义》绝不是为变法制造借口而作，变法恰恰就是从他的经学研究中诞生的。不过我并不认为王先生的《字说》（王安石所撰的解字书）达到了他经学研究一样的水平。

主持人：说到全先生与王安石研究的关系，全先生补订的《宋元学案》（宋元时代思想史）不可能对王安石思想毫无涉及，但是王学（王安石）与苏学（三苏）并没有归于《学案》正文，而是归入末尾附录的《学略》之中。全先生的理由是这两学与禅宗思想都属于“杂学”。我觉得苏学姑且不论，含有经学研究的王学是应该归于《学案》正文的。虽然南宋后王学成为绝学，不复有人问津，但它在宋代的确是与道学（后来的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显学，实在不该如此忽视。不收入正文大概因在全先生的时代，对王学的一般评价还很负面吧。

梁启超：全先生之所以赞赏王安石先生的经学研究，是因为其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训诂基础上的。然而王先生经学研究的最伟大处，是他在训诂之上强调要恢复经典之大义。从这个意义上，《周礼新义》在经学研究上开辟了一条新路。

主持人：下面请大家就王安石的新政，即他的变法诸策发表意见。

朱熹：王安石的时代，北宋已经到了必须有人奋起改革的危机时刻了。苏东坡开始是改革派，他的弟弟苏辙也是如此。程颢先生一开始也跟随王安石变法，是新政中枢机构三司条例司的成员。但是变法一开始实施，味道就变了，许多原来的改革派因此走向旧法党的一边。

陆九渊：简单地归纳一下，新法的意图是好的，结果却很失败。但是不能把失败归诸王安石先生一人。我想当时的诸公也明白这个道理。

主持人：程颢先生当时也有类似的意见，本书前面也引述过了。

颜元：农田水利、保甲、保马、募役、方田法都是良法。但是青苗、均输、市易法如果实施的方式不当，就可能产生弊害。

蔡上翔：对于王安石先生诸新法中最招人非议的青苗法，很遗憾我是极不赞成的。尽管我认为王安石先生是忠良贤臣，但唯独青苗法不妥，在鄞县即便成功，行之天下却未必能成功。

朱熹：在首都汴京周围实施的保甲法，王安石用了十年才使其上了轨道。明明实行得很顺利，但神宗殁后，司马光主持政局，就把保甲法废除了。这太可惜了。大概司马光认为只要是王安石主张的就是恶政，反之则是善政。从这种做法中可以感觉到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敌意。王安石在其述怀中也提到：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的是曾布；言不可行的是司马光。

主持人：明代的王阳明先生也实施过保甲法，其细则被记录在《阳明先生保甲法》中，流传至今。无论朱子学还是阳明学，儒学基本上都与村社自治结合在一起，我以为是相当有乡土气的学问。将儒学的治民仅以形而上学来理解，这是不对的。

李绂：我们往往有这么一种简单的想法，认为王安石先生的青苗法是恶法，朱熹先生的社仓法是良法。实际上这两法有许多共同之处，朱熹先生是参考了王安石先生的青苗法才制定出社仓法的。

主持人：社仓法是平时将谷物贮藏起来以备荒年救济贫困农民、同时还在青黄不接时以较低利息向农民放贷的一种制度。因为收取一定的利息，所以既可以保证国家财政的稳固，同时又可通过米的不断贷出与偿还确保仓中的粮食不因贮藏过久而腐化变质。此法最早在朱熹先生的乡梓崇安（今属福建省）推行，后来得到朝廷支持而推广到全国。这也是朱子学在社会实践里的重要应用。日本也曾效仿此法，不过社仓法最热心的践行者却是朝鲜。朝鲜对于社仓法的热衷甚至超过了作为此法“本家”的中国。

李绂：社仓法在崇安推行之际，其实际执行者无不是朱嘉先生的门人与知己，自能畅行无碍，收获全功。然而此法推广到全国便不能顺遂。这与在鄞地曾广受赞誉、在全国范围施行后却饱受诟病的王安石的青苗法是何其之相似？归根结底，获得适合具体执行者的人才，是一切政策在落地过程中的难点。

朱熹：最开始的时候世人厌恶社仓法，以为它与王安石的青苗法是一路货色，推行起来十分困难。社仓和青苗其基本精神是相同的，但推行的方式却不同。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社仓法与青苗法的不同。我的社仓法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贷谷物而不贷货币；第二，在乡村内借贷，而不在县内；第三，管理者为乡村士绅而非政府官吏；第四，有百姓借贷时真诚相待，不严催逼讨。我的社仓法在实施中与青苗法有上述四点不同，因此不像青苗法一样，在一县成功而天下失败。

主持人：我从以前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宋朝风靡一时的王学最后真的消失无踪了么？听到朱熹先生这一番话，我以为王学的一部分变为了朱子学内的实学即经世济民的学问。当然，实学也是儒学的根本性特征之一。

梁启超：王安石的一生是与中华民族保守性战斗的一生，他是我们的榜样。拿英国历史来讲，王安石就是中国的奥利弗·克伦威尔。他的新法极接近于今日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先于近代的近代性的改革。但是以我的浅见，天下没有绝对的恶政，也没有绝对的善政。应该以现实的眼光重新审视王安石变法。

主持人：梁启超先生为我们的讨论作出了总结。今天的讨论会大家对王安石的评价虽然是毁誉各半，但在现实中却常常是少数拥护者的声音为大多数谴责者的声音所淹没。甚至最近还有人讲王安石是奸相的代表。“贤者多谤”，这句王安石自己的话正好形容他身后的评价。说别人的坏话似乎是人的快乐之一，无论这别人是邻居、上司，还是历史人物。然而我对成为恶语对象的王安石却忍不住同情。正如我方才所说的，王安石的“恶”绝大部分是旧法党和道学派在党争、学争中取胜后，操作舆论塑造出的。在建构的过程中，司马光成为毫无瑕疵的高洁的宰相，他的政敌王安石则是所有罪恶的始作俑者。他们二人政见上的对立变成了善恶的较量。这大概源于中国人历史观的善恶对照图式，也就是尧舜VS桀纣的宰相版本。除了上述这些，应该讨论的主题还有不少，未能在本次讨论会发言的学者也还有很多。但由于主持人我的能力所限，讨论内容仅限于上述范围。一切责任由主持人负责。那么，讨论会到此结束。

（本文原题《贤者多谤——天上的研讨会》，选摘自《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日]三浦国雄 著，李若愚 张博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