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少数族群中产阶级如何挑战帝国统治

        人大政治社会学讲习班三天，由于个人兴趣，对其中一场念念不忘——“帝国与民族：从罗曼诺夫王朝到苏联”。讲授者是Liliana Riga，爱丁堡大学的人。

        在讲演之初，她就提出，以20世纪两次俄国革命（1918、1989）来说，都可以说是俄化的（但是在政治上是被疏离的）少数族群中产阶级对俄罗斯帝国统治的挑战。不过在前者，这些人使用的是普世价值学说（共产主义），在后者，他们则换成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个说法马上引起了听众的兴趣。许多人都知道，在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中有大量的少数族群成员，最典型的就是一些积极支持革命的犹太人，比如托洛斯基。但是似乎很少人从他们的族群身份这个角度去想问题（托洛斯基传里面压根就没提托的族群认同，大概是觉得不需要提）。

        她接着说，在一多元帝国之内，由于政治或文化排斥而处在边缘地位的人群有的时候会采取普世主义立场，以便成为“中心”，有的时候他们搞民族主义，另立中心。那什么时候前者要比后者来得更有吸引力呢？

        她分各历史阶段讲述了她的回答。

一、俄罗斯帝国时期

        1897年，俄罗斯帝国中只有40%是俄罗斯人，境内有130多个族群或民族（要注意，俄罗斯人并不是境内文明程度最高的族群）。Riga女士给我们展示了一块五彩斑斓的画，说这就是俄国的模型。它不是一个阶级国家，各族群也并不自成一体。社会经济地位根据财产、职位、地方、文化、族群等多种因素定。

        凡帝国，总会面临一困境：要在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或者说一视同仁与区别对待）之间做取舍。对帝国统治者来说，是要分而治之（这就要隔离不同人群边界），还是要通过文化均质化来追求社会团结（就是同化），就是一个问题。对俄帝国来说，由于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更倾向于采取分而治之之策。

        Riga又出示了另外一场图表，如下：

        上图说明帝国政府对各人群根据不同的阶级、地点进行区别对待。它在政治上的歧视是针对特定的社会地位群体的，而不针对特定阶级、族群或宗教；它对城市—农村持不同态度。

        到了1880年代，沙皇俄国开始发现了自己的“俄罗斯”身份（这同亚历山大二世到三世的转变基本同步），这主要是为了吸引俄罗斯人的忠诚，开始强调要用俄罗斯文化同化其他族群。在其他族群那里，也有自愿同化发生（主要是在多族群聚居的城市地区）。这主要是因为：1）获得上升空间；2）从地方上的族群政治紧张气氛中挣脱出来；3）部分文化精英感觉自己族群日益"粗鄙化”（或“内卷”），而帝国那种海纳百川的气概确实也能吸引人。

        问题在于，同化并没有减少或降低族群间的社会距离或冲突，因为帝国一方面强调同化，一方面也在继续“隔离”，两种政策时常相互矛盾。这样，在资格与实质方面就存在差距。持有相同文化但仍然被人为排斥在政治边缘的人，就成为对国家秩序不满的爆炸源。比如俄化的少数族群知识分子。

二、布尔什维克

        犹太人、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波兰人与其他族群人员占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三分之二。后来德国法西斯蔑称俄国革命是“犹太-布尔什维克革命”，实为空穴来风。革命者的下层往往是俄罗斯农民或工人出身，革命者的中上层则多为少数族群的专业人员或知识分子。不惟布尔什维克如此，其他社会民主党人（比如孟什维克）或立宪民主党人，都有同样的组成结构。

        Riga指出，俄国革命之来，不完全是激进的中产阶级运动，也不完全是工业化造成的反资本主义浪潮所致，它同特定的社会位置有关。如上图所示，由于帝国的不同对待，一般来说，俄罗斯农民工人+少数族群知识分子进入左派（少数族群知识分子是帝国统治的政治、文化代价的主要承担者，而俄罗斯农民则是经济上的主要承担者），而俄罗斯部分中上层人士+少数族群农民则成为保皇派（或不为政治所动）。

        再补充说明一下，知识分子因为被俄化，也就处于两头不着落的地步，他们无法参与本族的政治动员，这也使得他们对全俄的政治运动更感兴趣。至于俄罗斯人，他们的民族意识也并不强（大概缘由跟中国一样吧，民族国家建设都远未完成），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似乎更加敏感。这种包容性的帝国意识使得俄罗斯人接受了少数族群知识分子的加盟与主导。当然，这跟罗曼诺夫王朝的特性也有关，沙皇本人的德国血统很重，贵族们又在普遍讲法语，普通俄罗斯人本来就对外族的领导者习以为常。

        因此，Riga给出了四点意见：

        1、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奠基在族群网络和经验之上的普世主义阶级运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于其世俗性、普世性，能够吸引很多革命者。Riga认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思想恰恰是对正在瓦解多民族帝国的工业化浪潮的解毒剂。但是由于布尔什维克起源于这种奇特的结合，同时也就天然的带有了族群含义。

        2、由于布尔什维克的集体主义色彩，布尔什维克就提供了一条各自不损失什么认同，但是又能实现一定的同化的道路。

        3、布尔什维克代表一个“更好的帝国”。知识分子们致力于一个世俗的、非民族的、普遍的、在地缘政治上稳定的、非殖民的多元国家，以反对那个在道德上萎缩、不宽容，在地缘政治上也不稳定和安全的追求“俄罗斯化”的沙俄国家（这是工业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讲，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没有它看起来的那么富有革命性（它是对旧俄国多民族现状和社会流动性的保护）。

        4、因此，某种“边疆因素”在布尔什维克主义里起作用。

三、苏联

        当苏联建立之后，我们可以观察到苏联有一系列反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宣示，它向反方向推进了去中心化、去俄罗斯化的政策。苏联的这套东西被Terry Martin称为“积极性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这些政策是怎么帮助少数族群进行民族构建的，由于是常识，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但是当苏联宣称建设成功社会主义的时候，危机也就随之而来，大家现在都是无产阶级了（没有敌人，那么内部分野又再度明显起来）。

        1930年代意味着对1920年代的反动，布尔什维克开始驱逐在敏感地点被怀疑受到外国不良影响的少数族群（比如伏尔加河一带的德国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等）。

        这种转变，部分是由于党的组成人员的变化。在内战时期，大量的俄罗斯底层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到了1920年代末期，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俄罗斯化和无产阶级化。这是因为党的阶级叙事导致它要把俄罗斯人和无产阶级引入党的领导圈子（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也不得不帮助俄罗斯人进行民族建设——其他族群在苏联框架下进行民族构建，不可忽视的是，这个框架也帮助俄罗斯人进行自己的民族构建——从而把自己也俄罗斯化了）。

        到了1950年代，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化的力量——俄语终于正式变成了各族群的通讯语言。

四、总结

        所以布尔什维克实践，在Riga女士的眼中，是一次逃脱其多元帝国命运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