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日记》：民国四大日记中的清明上河图

        通读完六七十部民国日记之后，笔者认为：《竺可桢日记》在民国日记领域中空前绝后，具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简略地说，《竺可桢日记》的重要地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竺可桢一生皆处于教育界与科学界的领导地位，故所交往的对象皆是现代史上著名显赫的人物，如国共双方的政治领袖、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以及大量自然科学与人文领域的精英人物。在此稍举数例，以窥一斑。

        适接蒋院长寓来电，知其将﹝来﹞校。未十分钟车即至校门外，由文理学院入时，乔年、守耕适在会议室开章则修改委员会，乃邀渠等与晓沧均作招待，随从来者约七八人，布雷亦陪同而至。先至校长办公室，余即谈及扩充校舍须将火药库即军械局之地﹝纳入﹞，蒋先生即允可无问题。其次谈及经费，余谓临时费非于一二年中大加扩充，则校舍无从建筑，渠以本年无办法，俟诸下年度。次即出至文理学院教室、图书馆、物理室视察一周，藉可知屋宇之零落，渠即谓确非加新建筑不可。余请向学生演讲，渠以无时间，俟下次再说。学生本已在大礼堂坐定，闻不讲相率蜂拥而出，时适余陪其参观图书馆，幸黄云山将学生排成队伍站立于文理学院外，故秩序尚佳。蒋偕布雷至外一观队伍后即别。（《竺可桢日记》1936年10月15日）

        这是竺可桢接任浙大校长之后不久，蒋介石即来浙大视察以示重视。在这次会面中，竺可桢要求扩充校舍，蒋介石巡视“文理学院教室、图书馆、物理室视察一周”，亲见“屋宇之零落”，他自己也强调“确非加新建筑不可”。竺可桢要求增加办学经费，蒋答应下年度开始拨款。由于学生闻讯已在大礼堂内集合坐定，竺可桢邀蒋作演讲，但后者匆忙间没有准备，只答应“下次再说”。这条记载可以表明蒋介石本人对他故乡浙大的某种偏爱。

        至中四路103号官邸，应蒋总裁之邀中膳。到评议员二十六七人，由陈布雷及蒋夫人招待，未几蒋先生亦来。即在去年招待评议员之房间，形式亦相若，惟蒋先生神采奕奕，精神较去年尤佳。屋之四周虽落炸弹甚多，但屋中陈设与去年无多大变化，因弹均在墙外也。蒋询每人各数语，蒋夫人颇以无女评议员为恨。（《竺可桢日记》1941年3月15日）

        蒋介石比较注重礼待或笼络学术界的精英，曾多次接见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竺可桢这次见到的“蒋先生神采奕奕，精神较去年尤佳”。虽然“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但身处抗战尚未取胜大局中的蒋介石为什么看上去特别“神采奕奕”呢？原来中国军民刚刚度过了抵抗日寇最为险峻的1940年，1941年日寇已逐渐显示颓势。（可参阅拙文《抗战前的预测与抗战中的预言》〔二〕〔三〕，分别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9月25日、11月20日）这条记载还透露了“蒋夫人颇以无女评议员为恨”，比较罕见。宋美龄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提出她个人的观点，不为无因，但纵观当日之中国：建筑学家林徽因，史学家陈衡哲，女教育家、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或是其他杰出的中国女性同胞，究竟谁合适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这或许有待学术界的探讨研究。

        1949年江山易帜后，竺可桢的学术才华受到中共领袖高度器重，并委以中科院副院长之重任：

        六点余即出发赴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余之座位为548号，与江问渔、俞庆棠二人为隔邻。首由周恩来副主席报告。此次应出席者共662人，已到平638人，实到635人，不能到者十人，其中有杨杰在香港被人暗杀，徐向前、颜惠庆因病不能到，萨镇冰、荣德生年老不能到。次推朱德主席，请毛主席泽东致开幕词（十八分钟）。继续演讲者有各团体代表刘少奇（14?）、宋庆龄（12?）、何香凝（15?）、张澜（11?）、高岗（18?）、陈毅（5?）、黄炎培（11?）、李立三（16?）、新疆代表赛福鼎（16?连翻译）、张治中（11?）、程潜（9?）、华侨代表八十四老人司徒美堂（13?连翻译），散会已十一点。乘车至寓十一点半。当刘少奇演讲时天忽雨雹，何香凝讲时雷声隆隆。（《竺可桢日记》1949年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首先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各民主党派代表悉数到场，竺可桢邻座的江问渔与黄炎培长期精诚合作，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颜惠庆是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中的资深外交家，萨镇冰是晚清至民国海军界硕果仅存的元老，荣德生则是企业界的著名代表。连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都千里迢迢自海外归国参加此次盛会。有趣的是，竺可桢作为杰出的气象学家，听取领导人演讲时也不忘气象变化：“刘少奇演讲时天忽雨雹，何香凝讲时雷声隆隆”，真是活龙活现，情景交融。

        三点乘车至中南海怀仁堂。今日有三个机构参加会议，一为少数民族，二为自然科学代表大会，三为第一届卫生会议代表（四百多人），故座为之满。首由李维汉致词，次朱总司令简单演说。未几毛主席来，少数民族代表回、藏、蒙等献旗，西北少年参观团献花。梁叔五代表科代，颜福庆代表卫生会议向毛主席致敬。五点半即散。（《竺可桢日记》1950年8月20）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刚取得政权，万象更新，群情振奋，故各界群众代表纷纷向毛泽东献花献旗，颂扬之声不绝。唯有一身傲骨的梁漱溟孤调别弹，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1950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当时无党派人士联名向毛主席献旗，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我那时心里想：从我口里是说不出这话来的。”（《敬答一切爱护我的朋友，我将这样地参加批孔运动》，载《梁漱溟全集》卷七，第32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或许当日中国也只有梁漱溟敢于这样表达。二十多年前，作为北大杰出青年教师，梁漱溟经常去拜访住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的同事杨昌济，替梁开门的就是青年毛泽东——杨昌济未来的女婿。加上后来抗战时期梁漱溟曾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纵论国事，相谈甚欢，故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梁漱溟这位两代故交也相当尊重，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央政府的工作（《也谈我的思想问题》，载《梁漱溟全集》卷七，第119页）。

        七点半偕孟和、三强乘车至北京饭店，毛主席邀请晚膳，并庆祝人民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到各国大全及三十几种兄弟民族代表。与石志仁、孙越崎、吴觉农、沈思兰〔沈体兰〕、曾昭抡、黄季宽、陈叔通、钱乙藜、丁巽甫、胡愈之等诸人谈。九点半回。（《竺可桢日记》1950年9月30日）

        检阅大会准时于十一点开幕。鸣炮二十一响后，由聂荣臻为司令，检阅海陆空军后，报告人数。朱德总司令致简单开会辞后，空军领队，于11：40开始检阅。空军后继以海军、陆军，共约18,000人，约一小时检阅方毕。军容极盛，继之以炮兵、坦克、机械化部队及马兵，有白马、黄马、黑马部队，如是四十分钟。至一点廿分，继以军乐队及工会、农民、公教人员及市民，均六七十人一队。估计一小〔时〕可走二十万人，照估计三点半可完。但有若干市民因欲一觇毛主席风度，至天安门牌楼下伫立不走，有时至十分、二十分钟，故耽搁时间。最后则文工团，此节最为精彩，有高丽、蒙古、新疆舞及上万人之腰鼓，至四点廿分散。（《竺可桢日记》1950年10月1日）

        晚六点半偕孟和、三强夫妇、允敏去怀仁堂，参加除夕京剧晚会。七点半开始，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均到场。只二场，一为京剧研究院之《龙潭骆鲍》系唐代骆宏勋大闹嘉兴府后事，起余千之张云溪武艺不错，博得掌声不少。次为梅剧团《金山寺》（带《断桥》），梅兰芳起白蛇，梅葆玖青蛇，姜妙香许仙，王少亭法海，萧长华小沙弥。至十一点散。梅兰芳去年开政协时年岁56，今年57岁，但在戏台上犹如妙龄，惟面部稍现皱纹，动作稍硬而慢耳。（《竺可桢日记》1950年12月31日）

        中共领导人日理万机之余，也有与民同乐的雅兴，观赏京戏，出演者皆是一流名家，梅兰芳、姜妙香、萧长华、张云溪等人。

        晚偕允敏、孟和至北京饭店，参加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五周革命成功纪念。毛主席、宋庆龄、周恩来、刘少奇等均到会晚膳庆祝，席间甚为热闹。余与李范一、陈援庵同桌，并遇陆志韦夫妇、郑振铎、丁巽甫等。膳后九点回，未及看影戏《“新匈牙利”机器源源而来》。（《竺可桢日记》1950年4月4日）

        六点三刻去中南海人民政府六次会议，毛主席为主席，周恩来报告《中苏条约》，林彪报告中南工作情况，邓小平报告西南工作情况。十二点回。（《竺可桢日记》1950年4月11日）

        中膳后，二点半偕陶孟和、钱三强、杨克强乘车，由午门进口。至天安门城楼看五一劳动节游行检阅。三点毛泽东主席及周恩来、朱德等到后即鸣炮检阅，时已微雨，自此时起雨渐大，至四五点倾盆大雨。检阅部队至四点约三万人，继之以各机关团体之人员，到五点后为各大学学生与教职员，时雨已停，六点三刻并有阳光。阵容〈已〉〔以〕学校学生为较佳，尤以师范大学及附中之腰鼓。清华、燕京亦好，闻叶企孙与陆志韦亦随到。到七点半天将黑，余与侯德榜同下城楼，拟乘侯德榜之车回，但其车停在天安门之南，警察以不准走。直至检阅完毕，时已八点一刻，回家八点半。（《竺可桢日记》1950年5月1日）

        六点偕孟和、三强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团拜新年，共卅二桌，每桌约十人。毛主席坐第一桌，刘少奇第二桌，朱总司令第三桌。余同刘少奇同桌，有李德全、蔡畅、柳亚子、邵力子、李书诚、蔡廷锴、罗瑞卿、司徒美堂。司徒年已八十五，为座中年最高者，但精神矍铄，据云十四岁至美国，留美七十年，去年始回国云。（《竺可桢日记》1951年1月1日）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可说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竺可桢等科学家经常可以与中共领袖开会聚首，元旦团拜，倾听国事报告，并一起吃饭看戏。

        中共领袖在开国初期高度礼遇以竺可桢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家，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这一点周恩来曾直言不讳地谈及，据竺可桢记载：

        六点半偕正之、子竞等乘车赴中南海春藕斋（居仁堂对面），应新政协会筹备会周恩来、吴玉章、李维汉三先生之约晚膳。膳后周恩来询各人对此次科学会议之意见；谓人民政府起自农村，对于农村较有把握，而对于工业建设颇有茫然之感。（《竺可桢日记》1949年7月29日）

        中共领袖在开国初期具有海纳百川的宏大胸襟，这一点在儒将出身的陈毅元帅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下午谢季骅来，钱临照偕来。知季骅于昨由南京至丹阳，与陈毅同来。据陈毅云，共产党待敌党将尽力宽大，适之、孟真、咏霓均无避去之需要。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并曾提余名，谓当电杭州市长谭震林至浙大访余云云。（《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30日）

        当年胡适、傅斯年虽然是坚定的反共学者，但为了体现学术公正，尽力把信奉马克思主义而却在甲骨文、金文领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郭沫若评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表达了一种衡量院士的取舍标准首先取决于其人的学术水准，而不以政治上的左右倾向去抹杀他人学术成就的态度。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战场上已走向全面溃败，隶属于该政权的中央研究院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反共学者，尚且还具有如此的学术雅量，作为开国元帅的陈毅将军自然会认为：胜利者更应该显示宽广的胸襟，共产党政权应该宽容地对待胡适、傅斯年以及学者出身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这些人无需惊慌地远走高飞。        

        第二，《竺可桢日记》不仅字数篇幅之广为第一，而且内容丰富，巨细皆记，大到与国共领袖及学界各类精英之详细交往，其中涉及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如享誉国际的一流学者陈寅恪、赵元任，新儒家大师马一浮、熊十力，教育界人士蔡元培、胡适，科学界人士李四光、茅以升、吴有训、苏步青、钱学森；小到观察天文气象及动植物生长活动之微，充分体现了一位科学家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对于常人忽视的细微事物保持一种严谨的探索精神。现举数例如下。

        中午回。见屋后院内栗子树下竹篓内有二小百舌鸟，出世仅二三星期，羽毛未丰。其母鸟则衔蚯蚓欲哺之，但无处可停足，小鸟张口待哺，状甚可怜。余询宁儿，知系房东仆人老刘所捕者。余告于房东傅梦秋，嘱归二小鸟于其巢，由老刘领至其处，乃在一大梨树下。据老刘云，在树下日来曾见二小鸟坠于地，余验之，其一已死，其一尚能动。老刘恐在巢之二小鸟亦将投于外，故特拾于竹笼中。余验落地之二小鸟与在窠之百舌小鸟颜色形象不同，且百舌拙于造巢，巢低仅离地七八尺，可见其中决不能四鸟。而此巢之上约三丈高据顶有一雀窠，适亦哺小鸟，因悟《诗经》中“惟雀有巢，惟鸠居之”言。近日布谷在附近晚叫鸣甚频，料必生蛋于雀巢，其蛋先出，将小喜雀挤而坠毁地。因将竹笼挂于百舌巢边，同时将未死之小喜雀置于百舌巢中，试看其后果如何。（《竺可桢日记》1941年5月14日）

        竺可桢先见到竹篓内有两只小百舌鸟，想放归其巢；后知大梨树下曾有二只小喜鹊坠地，一死一伤；经观察得知，一巢不能有四个鸟，而且颜色以及品种不同；复经仔细观察勘验，方知大树上有高低两个巢，百舌鸟的巢较低，小喜鹊的巢较高；最后得出结论，布谷鸟近期在附近活动频繁，“料必生蛋于雀巢，其蛋先出，将小喜雀挤而坠毁地”。自《诗经·召南·鹊巢》揭示“鸠占鹊巢”这个现象之后，两千多年来，大概很少有一位科学家能如此亲力亲为详尽地观察、描绘、解释这个“鸠占鹊巢”的过程。这就是一种时时处处“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

        晚试验鸡蛋直立在台上，玻璃片上加handkerchief手帕，以鸡蛋大头向下，不一分钟即成。次去掉毛巾以生鸡蛋大头朝下，直立于glass plate上，经八分钟亦成功，人在房中走动亦不倒，但呼吸在蛋上立倒。最后以鸡蛋之小头向下，试七分钟未成即停止。（《竺可桢日记》1945年5月24日）

        传统有“春分立蛋”之说，后人对此有一种解释：春分这一天，太阳直射在赤道上，地球引力会发生变化，鸡蛋所受到的重力会随着引力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鸡蛋容易站立起来。这仅是解释之一，另外，还有几种更复杂的解释。但是竺可桢的试验表明“春分立蛋”之说并不正确，实际上只要操作方法恰当，其他的时节日子鸡蛋也能立起来。

        三点蔡邦华来，谈半小时。余洗澡。浴毕见后面屋上有公鸡、母鸡各一，在瓦上乱跑。阿牛以为我家之鸡，乃将其赶来家中。其公鸡在瓦上乱走，往别家，母鸡飞入院中。前日失去一黑母鸡，今日来一黄母鸡，不知何家物，当还之。又俗传鸡走屋顶要遭回禄，姑志之，以占是否灵验。（《竺可桢日记》1939年12月17日）

        所谓“回禄”，是古代传说中的火神，引申为火灾。鸡飞上屋顶预兆火灾发生，这当然是一种民间传说，或许也可视作一种迷信。但科学家必须要有“于不疑处有疑”的精神，竺可桢作为一个有心人，在他的日记中也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鸡飞屋顶的事情，以待事后验证。

        初起见地上霜白如雪，但房中温度并不低也。至七点半左右忽大雾迷漫，百尺以外不辨人物，雾来极骤，亦奇事也。七点以前空气静止，至但能见度甚佳，并不料数分钟内即有迷天之大雾也。至九点雾已散尽矣。（《竺可桢日记》1936年12月26日）

        昨见西方之光芒，乃系黄道光无疑。在温带中惟春、秋分见之，但近热带则每晨晚晴明无月光均可见。作椭圆形，于日出前见东方，日没后见西方，地平上约占三四十度，高可达六十度，系空中疏稀之点反映日光云。（《竺可桢日记》1944年7月11日）

        这两段文字皆是对天文气象的记载。第一段描绘的先是“霜白如雪”，后却是“大雾迷（弥）漫”，乃至“百尺以外不辨人物”，这种现象不常见，故称“奇事”。第二段的是天空中出现一种“椭圆形”的光芒，“于日出前见东方，日没后见西方”。这当然也是不常见到的现象。古人通常会把这两种现象称为天文异象，并且往往将之与人间灾祸祥异挂起钩来。这种“天人感应”的观点盛行不衰，直至近现代，在许许多多晚清民国日记中都会频频出现这样的观点。

        竺可桢是科学家，他对天文异象必然会进行科学的解释。他在“大雾迷漫”之前，见到“烟囱所出之烟循一定之层次而走，知其上有逆温层”。有时候，在“逆温层”的笼罩下，近地层的空气、烟尘及各种气体有利于云雾的形成。这就推测出“逆温层”与“大雾迷漫”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其次，他把天空中出现一种“椭圆形”的光芒解释为“黄道光”。按照现代科学的研究： “黄道光因行星际尘埃对太阳光的散射而在黄道面上形成的银白色光锥，一般呈三角形，大致与黄道面对称并朝太阳方向增强。” 这种“黄道光”并不常见，只有在某些季节处在地球某种纬度的人们方能看到——这样一来，传统认为非常神秘的天文异象，就能得到合理的阐释。        

        第三，《竺可桢日记》除战乱中遗失不计外，现存日记自1936年至1974年将近四十年连续不断。其中科技史、抗战史的史料极为丰富，尤为重要的是1948年、1949年这两年的日记。这是天翻地覆的年代，战火四起，硝烟弥漫，国共两党的军队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江山即将易主，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究竟何去何从？“良禽择木而栖”，大概每个人都在深思，根据以往自身与国共两党亲疏利害渊源关系纷纷作出无可回避的重大选择。笔者以《竺可桢日记》为中心，初步把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群体在当时历史十字路口所作的选择概括为八大流派。

        第一种是南下避难派：

        晨六点半起。上午熊十力来谈。渠定二十六日去广东,因以时〔局〕不定,故南迁也。余告以万一时局紧急,此时米粮由校中通盘筹发。但时局如何,只可听天由命而已。（《竺可桢日记》1948年11月24日）

        此时正在浙大任职的佛学名家熊十力决定南下广东，避开即将迫近的战火。同居杭州的夏承焘教授听说“十力翁之去杭，由受上海一门生危词怂恿，恐共产党来时干涉其思想”（《天风阁学词日记》1948年11月27日），故匆匆离杭南下。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是南下避难派中重要的一员。

        第二种是北上归共派：

        十二点别家玉、刚复、颖川。至高安路十四号晤叔永夫妇,知叔永在设法乘轮赴港转往美国,因其子女三人都、苏、安均在美国也。据衡哲云,陶孟和颇赞成共产〔党〕,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三日赴京云。（《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1日）

        陶孟和是留英博士，曾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先后当选过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及首届院士，与胡适、朱家骅等人曾经来往密切。但1948年至1949年之际，陶孟和的政治态度公开发生了重大转变，当竺可桢在上海拜访化学家任鸿隽时，任的夫人陈衡哲教授告知竺可桢：“陶孟和颇赞成共产〔党〕,近来大发议论”，并在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被解放前三日北上投奔共产党新政府。陈衡哲的消息绝对可靠，一个星期后竺可桢与物理学家吴有训相遇时得到进一步证实：

        四点至福开森路395号北平研究院晤吴正之。渠谓孟和云,北〔平〕有人派人约李仲揆归国,以为研究院系蔡先生之事业,应由仲揆、孟和等出面主持云。（《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8日）

        身居上海的吴有训对世态变化尤其是未来科学界究竟“谁主沉浮”十分关切，因此他了解到从陶孟和那里传来的消息与主张，北京共产党政府已派人邀约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归国，或许游说时的许诺是：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开创的事业，改朝换代后应由李四光、陶孟和出面执掌大权。

        第三种是随蒋赴台派：

        张晓峰来商渠去就问题,据云王东原来,曾与渠谈,劝渠离杭,谓必要时可以飞机相接。余劝渠不必如此惊动。为校着想,渠去系一巨大损失;为渠个人着想,则或以离去为是,因若干学生对渠不甚了解也。余劝其乘车去沪,不往宁波,因沪上友人甚多,可从长商酌也。（《竺可桢日记》1949年4月24日）

        浙大教授、地理学家张其昀是蒋介石政权的坚定追随者，早在抗战时期蒋即对张有不浅的知遇之恩。据顾颉刚记载：“张其昀有政治野心，依仗总裁及陈布雷之力，得三十万金办《思想与时代》刊物于贵阳，又垄断《大公报》社论。宾四、贺麟、荫麟均为其羽翼。”（《顾颉刚日记》第四卷第602页，1941年11月9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有钱好办事，四十初度的张其昀在当时已拥有坚实的思想学术及媒体宣传的阵地，以致可以吸引历史学家钱穆、张荫麟，哲学家贺麟等一批才俊为其刊物撰稿，这让大名鼎鼎的顾颉刚歆羡不已，较之顾氏本人四处筹款、频遭冷遇的境地确有天壤之别。

        张其昀是竺可桢的早期学生，在1949年这个时刻，张其昀来找他的老师商讨他个人今后的去留。竺可桢劝他不必过分慌乱。张其昀当时担任浙大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并兼文学院院长，因此他离去赴台，对浙大无疑是一大损失；但考虑到张其昀以往与蒋政权交往过深，不可能得到左翼学生的谅解，故离去也未尝不可。

        第四种是飞赴海外派：

        晨七点起。八点至霞飞路白赛仲路口上海银行分行晤适之，谈半小时。适之患Angina Pectoris Thrombosis心绞痛血栓形成已历年所，在美国时曾进医院，其病与李仲揆、陶孟和、赵九章均相类。孟和得其婿邱锦淇用Hormone激素医疗有效， 故适之与九章均请邱疗治(住177爱棠路)(所用Hormone名Oreton，Shearing Co.美国出品，及Padodin)。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议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竺可桢日记》1949年2月15日）北京是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故都，保存了许多巍峨壮丽的建筑，如帝王宫殿、皇家园林、宗教庙观等，紫禁城尤其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大宫殿。如果这些建筑精华毁于国共两军长时间拉锯战的炮火中，岂非可惜？况且这座都城内外还集聚着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许多著名大学，内中还居住着不少学术名家、硕学通儒。胡适声名鹊起于此城，誉望渐隆于此城，门庭渐广于此城，享誉中外于此城，他的内心深处自然对这座城市怀着挥之不去的眷念，所以他说“北平解放未始非福”。显然，这只是一句竺可桢的转述语，按胡适当时的政治立场，胡适本人是否会用“解放”两字还值得玩味探讨。

        第五种是对蒋政权深感失望、留居大陆派：

        余闻一军官谈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战,目前共军得势已无可挽回。将〔来〕共军必分为三派,即毛、朱及林自相争夺。又一军人谈在沈阳如何脱走情形,从不闻有同仇敌忾之意气,亦无愤恨复仇之心理,所谓军无斗志也。……十二点半车到西站,余与维明自窗口跳出。出站时因军警要上海身份证,颇有刁难。余打电话与陈君衡,再与警交涉始得出。乘三轮车至岳阳路,遇陈君衡。余即打电话与谢觉予,知范绪箕、来虔等四人已于今午向中央银行提到六十三亿赴杭。余乃〈将〉〔从〕中央研究院送姚维明赴北站，嘱告允敏余决不去台湾或广州。（《竺可桢日记》1949年4月30日）

        这一天是竺可桢在人生十字路口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之日，他在由杭州赴上海的火车上听到国民党某军官对时局的分析，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连一点点翻盘的机会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军队全无斗志。竺可桢请姚维明回杭州时转告他夫人允敏“余决不去台湾或广州”。

        中午时得孟真自台北电,嘱赴台大。余将函复辞谢。因余十四年长浙大,若欲重执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温习、静读不可也。（《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17日）

        晨接杭立武自广州电,云:“请与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已为兄办护照,并闻。弟杭立武　 辰巧”云云。（《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19日）

        竺可桢辞谢傅斯年赴台之邀，并且也决定不南下广州，这一切均源于他对蒋政权于抗战胜利后如山崩地塌般迅速腐败深感失望。竺可桢对此有精辟的评论，以下会引述这一点。

        第六种是静居大陆、听天由命派；第七种是得到新政权的暗示或承诺、安居大陆派；第八种是移居香港派。八种流派在此先露一鳞半爪，详情将在笔者另一长文《江山易主：1948-1949年知识分子的八种选择与十种际遇》中作全景式展示及深入剖析。该文将以《竺可桢日记》为中心，再结合其他数十种日记等资料写成。        

        1948年至1949年这两年，有名望的学者及教授纷纷奔波，选择今后的归宿，而在校受教的学生往往如惊弓之鸟，也开始四处走避：

        晨七点起。今日较热。各种谣言盛传，有谓浙大将搬家，有谓中大已解散，而学生、教员中有不安于心者。下午梅仪慈来，知梅太太(李今英)已于昨日去沪，购定轮票挈梅仪慈、仪昭、仪芝三女及本修回广州。余询仪慈功课将如何办法?告以其母亲已事先有结束。足知其早有准备也。学生中亦纷纷摇动。台湾二女生早已回台。今日又有电机二年级生蔡彰华回台，来告辞。湖南学生亦纷纷告假。（《竺可桢日记》1948年12月2日）

        梅光迪教授的太太李今英拟带三位女儿回广州，另有学生早已远走高飞回台湾，湖南籍的学生也纷纷请假回老家。但是既然谓之逃难，途中必然会产生悲剧：“近来逃难之纷乱，酿成许多惨剧。沪甬间江亚轮〈二〉〔三〕号载了四千人，出吴淞口爆炸，死了大半。昨报载中航机飞台湾和重庆飞沪的，统出了事，死伤四十四人之多。吁可哀也。今日黄羽仪太太也着了急，把宁而、阿彭、阿恺统带沪，乘轮去广州，因黄尊生曾来信劝往广州也。”（《竺可桢日记》1948年12月7日）

        时至1949年初期，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竺可桢从曾任邵元冲的秘书许师慎等人那里得知以下一系列消息：

        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及委员多在京沪，不愿赴广州;立法院则半数在京沪，一部去广州;行政院长官则大部去广州，而代理总统李德邻则又主行政院回京办公，可称四分五裂矣。（《竺可桢日记》1949年2月6日）

        上午路季讷来，知其家于年底已迁上海龙华厂。厂中住一连兵，常与连长闲谈，知其为河南人，毕业于成都军校。谓坦白的说，谓一旦有战事，无一兵一卒愿至前线。有兵病倒两日，医生来诊亦不给药，死后不给棺葬，由厂中代筹棺木。又谓汤恩伯在沪曾要求七千条金子为代价，可以撤兵之说。 目前买卖货物，价值较大者均值百抽一为保安捐，真所谓“苛政猛于虎”矣。（《竺可桢日记》1949年3月23日）

        国民党政府至此充分暴露群龙无首，四分五裂。蒋介石名义上下野，代总统李宗仁虽然上台收拾残局，却又指挥不动残存的蒋氏嫡系部队。传闻汤恩伯不愿让李宗仁的桂系部队进入南京、上海、杭州三地接防（《竺可桢日记》1949年1月30日）。最糟糕的是军队毫无斗志。

        战场上共产党的大军攻势如潮，势如破竹，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有时甚至闻风而主动撤退：

        近日局势骤形紧，因昨共军入芜湖，前日取江阴。政府昨下令紧急疏散，重要人员即已飞沪、粤，故上午即有流氓抢劫巨宅财物及米店、布店。但入晚共产军即已入城，故晚九点之中央无线电台虽播音之女音尚是一人，而全系共产党方面之消息矣。（《竺可桢日记》1949年4月23日）

        这说明国共双方军政势力撤退及接管之间的衔接并不紧密，中间往往有一段城市管理真空期，这段真空期内容易发生流氓棍痞乘乱打劫之事。因此，地方上知名人士依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自觉组织“维持会”，以便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安定人心，以免在政权真空期内引起更大的失控及混乱。杭州士绅未雨绸缪，在这方面似乎做得较好：

        九点半至省党部内省参议会开浙江省和平促进委员会。此会由省参议发起，包括省参议会正副会长，农会、工会、报界、律师界、教育会、妇女界、渔业、商会等八团体及所谓社会贤达而成。到了张毅夫、吕公望、余绍宋、邵裴子、方豪、周仰松、鲍律师、林秘书等。通过组织规程，推定五人为常务委员(余绍宋、吕公望、张毅夫、鲍及余五人)，余即回。（《竺可桢日记》1949年1月21日）

        三点三刻至市参议会参加杭州市各界维护地方协会筹备会。市参议会张佐时主席，余到时已开会。余越园(绍宋)正在报告省参议会发起之和平促进会。吕公望对于维护地方协会之任务(依草案规定为维护地方秩序等四项)认为不妥。参议会钟伯庸、高维巍则赞成维持原来名称。张子廉供献对于青红帮组织之意见。主席要余发言，余述教育界所能做之事。金润泉亦发表意见。结果推定常务委员余绍宋、张衡等十一人，即散会。（《竺可桢日记》1949年1月31日）

        二点半偕王季午至民生路考铨处晤王讷言，据云铨叙部田炯锦及部属一百余人将赴桂，因待车留杭，均留考铨处云。三点至市参议会，参加杭州维护二次会议，到张佐时、余越园、吕公望、徐士达、高维巍、程心锦等。决定更名为“杭州各界人民和平呼吁会”。（《竺可桢日记》1949年2月10日）

        北平和平解放，南京被共产党军队攻入，杭州士绅自动组织维持城市安全的“和平呼吁会”。那么，上海这座大城市如何应对这个政权真空期呢？传闻:

        茅唐臣之被任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蒋曾召至寓所谈话，劝其就任。蒋上楼后，陈良谓唐臣云:“吾辈势在必去，须有人如公者出而维持。”可知其为交代地步云。孟闻自谓其名在黑名单上，已不敢回科学社，但仍四出交游探消息。余劝其不必过问政治。（《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9日）

        茅以升是著名的桥梁专家，造桥固然是行家，但如何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大城市水电煤如何照常运行以及如何应对“真空期”内的突发事件，这些事情，件件皆需老练的行政管理能力和丰富的政治阅历，并非一位桥梁专家所擅长的。

        晨阅报知颜惠庆、李思浩诸人已出来组织上海救护会,联合红十字、纯卍字等机构。此乃蒋已离沪之表示,因渠前曾阻止此项机构之成立也。（《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21日）

        颜惠庆（1877-1950）是著名外交家，1920年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926年又以内阁总理身份摄行总统职权。李思浩（1882-1968）早期出任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中国银行总裁，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风云、漩涡中皆能涉险而过，虽名声不大，却是饱经沧桑的政坛老斫轮。颜、李两位皆见多识广，在上海解放之前的“真空期”，由他俩出面组织各种机构来维持社会秩序，确是得其人选。        

        抗战胜利后仅仅三年，蒋介石政府即兴衰沉浮迅速败亡，令旁观者感慨不已。1949年5月26日，“解放军由吴淞、江湾开入虹口，上海全部解放”。这期间，竺可桢与科学界的同人讨论了政局的变化：

        二点至科学社……谈及政局，农山与余意相合，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廿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26日）

        吴正之来谈，谓上海科学学术团体定于六月一日下午在科学社集会，讨论如何参加其他团体之活动云。正之询余意见，余谓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27日）

        这里，竺可桢对蒋介石政权的失败作了深刻的总结，并表达了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在未来执政时的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

        至此可以概括一下：《竺可桢日记》为1948-1949年这两年特殊的历史场景及芸芸众生无意间画了一幅如《清明上河图》那样恢宏的历史长卷。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幅炮火纷飞笼罩之下的战乱流离图，天崩地塌，方死方生，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这股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流中沉浮飘移，给后世的史家研究提供了许许多多难得、鲜活的史料。（诚挚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王世平副总编、伍慧玲编辑对本文配图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