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特基金会副主席贝恩德•罗特尔：德国如何面对纳粹历史

【编者按】

        5月8日是二战欧洲胜利日。作为二战策源地以及战败国，并且今年适逢二战结束七十周年，德国政界和民众如何面对这个重要纪念日，又是如何反思纳粹历史的？

        2015年5月6日，德国总统高克来到德国北威州东北部小城施洛斯霍尔特-施图肯布罗克，在纳粹德国一个主要战俘营旧址发表了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主旨演讲。高克在演讲中说，纪念活动是为了反思战争中犯下的最大罪行之一：几百万苏联红军在德国战俘营中死亡，或是病死，或是饿死，或是被杀。

        国家元首到战俘营旧址纪念二战，这在德国前所未有；领导人公开高调承认二战中苏军遭受德军迫害这一事实并进行谢罪，在德国更属首次。

        作为德国国家元首，高克的最新演讲为德国反思战争罪行又扫除了一个历史盲区。德国政界和普通民众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值得世人敬佩和反思。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对德国勃兰特基金会副主席贝恩德•罗特尔的专访，该基金会以曾经担任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之名命名。

        1970年12月7日，波兰华沙，天气又湿又冷。

        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迎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10秒，20秒，30秒……在场的人以及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在屏息注视这震撼人心的一幕，这是他们首次目击一国总理在他国纪念碑前下跪长达半分钟。

        目睹这一切的德国《明镜》周刊记者赫尔曼•施赖伯（Hermann Schreiber）写道：“如果这个人现在决定要穿过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并且下跪，那很清楚的一点是，他不是为了自己在那里下跪的。要知道，他无需为这些罪行负责，在那些年月里他甚至不在那里。现在这个无需下跪的人下跪了，为了那些需要下跪但却没有在那里下跪的所有人，因为那些人不敢或者不能这么做。所以他承认了一个他并不必要承担的罪名，他请求一个他本人并不需要的宽恕。他在那里为了德国下跪。”

        勃兰特是社会民主党人，也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在纳粹统治期间到挪威进行抵抗斗争。 “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尽管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希特勒，但用句委婉的话说，不能排除我应负一定的责任，或者称为连带责任。……我们应该自问：希特勒为什么能掌权?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这不仅因为有千百万人愚蠢地追随他，而且还因为其他的人都未能制止他。”

        勃兰特的“华沙之跪”让德国俨然成为对待历史的楷模，然而，在战后的漫长岁月中，德国对历史的态度并非始终如一，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而痛苦的过程。

        德国维利•勃兰特基金会副主席贝恩德•罗特尔（Bernd Rother）告诉记者，德国社会对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天的认知变化，是与代际变化平行的。1945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感觉到被盟国解放了。这一切直到1960年代才开始改变，那时，1945年后出生的一代开始进入公共舞台。而一直到1985年二战结束40年后，联邦总统魏茨泽克才在一次演讲中首次谈到了解放。

        在战争结束70年后的今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德国对纳粹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负有“特殊责任”，不能简单地与历史“撇清干系”。默克尔在每周讲话中说：“不能给历史划上一条线。我们看见，在希腊和欧洲其他国家（就历史问题）有争论。对于纳粹时代德国的所作所为以及给其他国家造成的持久伤害，我们有特殊责任以保持警醒、敏感和意识。我强烈支持这一点。”

贝恩德•罗特尔（Bernd Rother）博士

勃兰特的下跪是整个20世纪最重要的象征之一

        澎湃新闻：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如何面对历史再次成为焦点。回首当年，勃兰特为什么要在波兰下跪？

        贝恩德•罗特尔：在好几个场合，勃兰特自己解释说，“当语言无法表达感受时”，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举动。他下跪是要表达他对犹太人遭遇大屠杀的的悲痛以及耻辱感，同时以德国政府首脑的身份来展示他的人民负有的责任，请求犹太人的原谅。尽管他是为数不多的积极与希特勒作斗争的德国人，但他依然这么做了。在华沙，他以德国国家代表的身份伫立和下跪。

        澎湃新闻：勃兰特下跪在波兰、德国以及欧洲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贝恩德•罗特尔：波兰是批评的，他们更希望看到勃兰特在无名烈士纪念碑前下跪。但如今，在波兰和德国以及其他地方，勃兰特下跪都被认为是整个20世纪最重要的象征之一。

        澎湃新闻：但是，在《明镜》周刊1970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0%左右的受访者认为勃兰特没有资格下跪。当时的调查表明，41%的受访者认为下跪举动是合适的，48%的人认为是太过分了，剩下11%没有表态。换言之59%的人并不认同下跪举动。 为什么勃兰特的举动在德国国内也引起了反对？

        贝恩德•罗特尔：当时，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支持他的人仅稍占多数，大批人持反对态度。而且，他的这一姿态勾起了很多德国人对过去的羞耻回忆，当时他们支持过希特勒。

整个德国民族都要为纳粹负道义上的责任

        澎湃新闻：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在下跪的同一天与波兰签署了《德波协定》，不过这一协定似乎被勃兰特下跪的瞬间所掩盖。这个协定到底有何意义？

        贝恩德•罗特尔：在这一条约中，西德杜绝了使用武力改变边界的任何努力。尽管这并不新鲜（没有任何一届联邦德国政府试图通过发动战争来重新获得东部省份，那些地方现在属于波兰），但对波兰人民来说，把这些作为一个国际条约白纸黑字地写出来非常重要。这等于是西德政府的官方宣示：它接受了希特勒发动的战争的后果。

        澎湃新闻：勃兰特和社民党在推动德国人对历史认知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贝恩德•罗特尔：在西德，从1960年代开始的正视过去犯罪行为的运动更多的是一种草根运动。勃兰特对这一社会变化做出的最重要贡献是，他的经历让人们记住了抵抗纳粹的德国人。

        澎湃新闻：对德国人来说，罪责和责任有怎样不同的含义？

        贝恩德•罗特尔：罪责（guilt）指的是一个个体所犯下的，每个积极参与纳粹罪行的人都是有罪的（guilty），而整个德国民族都要为纳粹以德国名义的所作所为负道义上的责任（responsibility）。

 今天，大部分德国人都对盟军充满感激

        澎湃新闻：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5月8日这一天，到底是德国人的失败日，还是解放日？

        贝恩德•罗特尔：很多德国人将这一天视为失败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视之为解放日。不过，这一观点已经发生了改变。往回看的话，今天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天带来了自由，至少为德国西部带来了自由。

        澎湃新闻：这一认知经历了哪些变化？

        贝恩德•罗特尔：德国社会对5月8日的认知变化是与代际变化平行的。1945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感觉到被盟国解放了，这些人包括政治对手、遭到种族迫害的德国人、曾经支持过纳粹但在战争结束之前就与纳粹断绝关系的人。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混合的情感：从战争和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喜悦，输掉战争的悲哀，在缺乏食物和废墟环绕（至少在城镇里是这样）下生活的渴望，对一个很不确定的未来的恐惧。

        这一切直到1960年代才开始改变，那时，1945年后出生的一代开始进入公共舞台。逐渐，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意识到，也开始承认，他们的国家在1945年5月8日被从一个暴君手中解放出来，即使另一个专制政权很快又在东德建立。转折点是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战争结束40周年时发表的演讲。在演讲中，德国人民的最高代表首次谈到了解放，尽管他也提到在1945年只有很少人认同这个观点。今天，大部分德国人都对盟军充满感激，因为他们把这个国家从德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政权手中解放出来。

        澎湃新闻：即使魏茨泽克在1985年发表了你提到的著名演讲，但随后为什么又发生了“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这一争论改变了什么？

        贝恩德•罗特尔：“历史学家之争”是试图把斯大林主义和纳粹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甚至主张因为斯大林的罪行早于希特勒的罪行，因此前者可以被认为是造成大屠杀的原因。这一辩论的结果是承认了大屠杀的独特性。

        澎湃新闻：德语有一个著名的有关历史的词语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有什么含义？

        贝恩德•罗特尔：意思是不隐瞒、遗忘过去，积极面对1933年到1945年间发生的一切，以及这一切为何发生。而且，与这个词后半部分的含义（Bewältigung的意思是完成、结束）相反，它意味着这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还会持续好几代人。

大多数德国人坚持“谋杀罪的时效性永远存在”

        澎湃新闻：今年4月，93岁的前奥斯威辛集中营军官奥斯卡•格伦宁出庭受审，他被指控为至少30万起谋杀案的从犯。他声称：“毫无疑问，在道义上我的行为让自己成了共谋。”但同时，他也说，在法律上他是否有罪，需要法官来决定。对于他所说的“道义上的共谋”和“法律上有罪”，德国人是怎么反应的？

        贝恩德•罗特尔：奥斯卡•格伦宁被指控参与了一个谋杀犹太人的系统。他承认自己道义上有罪，不管他的这一说法足以说服我们应该停止对其执行法律，还是会引发高度争议，看起来大多数德国人还是坚持“谋杀罪的时效性永远存在” （murder never prescribes）的法律规定。（记者注：《德国刑法典》第78条、第79条详细规定了各种犯罪的追诉时效和执行时效，其中就规定重罪[谋杀]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终身自由刑的执行不受时效期间的限制。不过，这一规定的得来并不容易。《德国刑法典》本来规定谋杀罪的诉讼时效为20年。从战争结束的1945年算起，理论上到1965年就再也无法起诉纳粹战犯了。而随着战后德国人对纳粹时期罪行态度的变化，从1960年开始，经过激烈的辩论，联邦议会逐渐决定废除谋杀罪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1979年，联邦德国政府彻底取消了对于追究纳粹分子谋杀罪的诉讼有效期的时限，这就意味着，至少从理论上说，随时随地都可以对纳粹时期的暴力犯罪加以制裁，即使这类犯罪是事后很长时间才被发现的。）

        澎湃新闻：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但历史问题又成了口水仗。波兰外长格热戈日•谢蒂纳今年1月称“乌克兰士兵”70年前解放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而不是苏联红军，俄罗斯指责其“愚弄历史”。4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提及二战时期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他说：“那些凶手及其帮凶，包括（纳粹）德国、波兰、匈牙利以及其他国家。它们认为，自己没有做坏事。它们说服自己，那（屠杀）是正确的，是必须做的事。”波兰驻美大使抗议其 “歪曲历史”，称波兰本身也是受害者。历史是否成为现实政治的工具？或者说，历史本身就是现实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贝恩德•罗特尔：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利用（或者滥用）历史服务于政治其实是人类的一种常态。同时，很显然，所有的政治都有历史，没有不源于历史的现实政治。处理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是对那些公然歪曲历史的案例进行谴责（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要做很多贡献），然后在公民社会里促成公开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