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鲁平：全程经历香港回归曾怒批彭定康，生前忧心“占中”

        2015年5月3日19时20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以下简称“港澳办”）原主任鲁平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8岁。

        5月4日，这条讣告出现在港澳办的官方网站上。

        5月5日，港澳办公布了以主任王光亚为组长，三名副主任王志民、周波、冯巍为副组长的治丧小组名单。

        据《南华早报》5月4日报道，鲁平因癌症去世。

        港澳办官方网站5月6日公布消息，鲁平的遗体送别仪式定于2015年5月9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

        鲁平的外甥汪先生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确认了这一信息。鲁平临终前3个月，他一直在医院陪护。他说，鲁平的灵堂设在家中，但他并不愿意透露鲁平临终前的更多情况。

        曾多次采访鲁平的香港《文汇报》北京分社执行总编辑凯雷告诉澎湃新闻，他2015年4月底曾试图联络过鲁平，邀请他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担任纪念基本法颁布25周年图片展的荣誉主席，但打家里电话被告知不在，手机无法打通，短信也没有回复，本想五一之后上门当面拜访，不料传来噩耗。

        公开资料显示，鲁平（1927.9），从1970年代末期到1997年，一直在港澳办工作，并于1990年出任港澳办主任，1997年卸任。“一国两制”方针的制定、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香港回归和特区政府的筹建，他都全程参与。

        鲁平去世之后，许多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对他表示了深切悼念。

        据香港政府新闻网消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5月4日表示，鲁平为了香港的平稳过渡、繁荣稳定和顺利回归夙夜匪懈、鞠躬尽瘁。

        据中新社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4月5日说：“鲁平是我的好朋友、好伙伴，是一个好人。”董建华表示，在香港回归过程中，为了落实“一国两制”，为了确保香港繁荣稳定，鲁平做了大量工作。

        末任港督彭定康曾因1992年提出“三违反”的激进“政改方案”，被鲁平批评为“将成为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但5月4日彭定康对中新社表示，鲁平是一位有智慧的公仆，却遗憾他们无法再有更深入的交往。

        据香港电台5月4日报道，香港“泛民主派”人士李柱铭也赞扬鲁平作风爽直，很关心香港事务。

从率团赴港调研，到起草香港《基本法》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得知鲁平去世的消息，凯雷用四句杜诗，向澎湃新闻概括鲁平从事的“一国两制”事业。

        2007年，《广州日报》曾形容鲁平“身材高大，头发雪白，面色红润、双目有神”。

        他的回忆录整理者、《新民周刊》编辑钱亦蕉也向澎湃新闻回忆其2009年与鲁平交流时感觉：“和同龄人相比，鲁平的思维非常清晰，沟通也很顺畅。”

        1978年，时年51岁的鲁平从《中国建设》杂志调到港澳办工作，从此未曾离开，直到离休。

        2007年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鲁平回忆，港澳办1978年5月刚创办的时候，他就参与了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只有5个人，当时的港澳办主任是被尊称为“廖公”的廖承志。

        港澳办最初的办公室是租来的两间客房，一间是廖承志的办公室，一间则是鲁平和四位老大姐共用，他是港澳办最年轻的成员。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即将到期，英方率先提出了新界土地问题，主张维持现状。

        在回忆录《鲁平口述香港回归》（以下简称“《鲁平口述》”）一书中，鲁平回忆，当时内部意见不是很一致，一些同志偏向于维持现状。但廖承志认为应该收回香港。鲁平说：“1981年4月，我们以廖承志的名义给中央打报告，认为只有如期收回是可行的。”

        鲁平并不讳言当时的香港民意，“你要说绝大多数香港民众都积极拥护香港回归，这不符合事实。”

        这就需要对香港的社情民意进行广泛调研。

        根据《鲁平口述》的记载，1982年，邓小平提出了一年的调查期限，鲁平组建起一个五人小组，秘密抵达香港，在香港各界展开调研，为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准备。这个小组除鲁平外，其余四人都是香港或者澳门土生土长的，鲁平担任五人小组的组长。

        到香港后，五人小组遍访华润公司、招商局、中国银行等单位，拜会香港商界、教育界、法律界、基层组织等社会各界人士。通过多种途径了解香港的政治体制、法律、社会福利，还有国际问题的处理方式、香港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能成为自由港、公务员问题、语言的问题等。

        经过长达一年的调研工作，五人小组撰写了二十几篇调研报告。以他们的报告为基础，综合各方面意见，港澳办于1983年3月向中共中央递交报告。该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被称为“十二条”，后来载入《中英联合声明》。

        1983年7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鲁平全程参与了谈判。不过，他的身份一直没有公开，是以外交部西欧司顾问的名义参加。

        《鲁平口述》一书戏称，这就像在继续搞地下党工作一样。

        经过三个阶段的艰苦谈判，在国籍、联络小组、驻军、选举等问题上，中英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1984年12月19日17时30分，《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

        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进入过渡期。过渡期内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起草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

        2007年，鲁平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回忆，起草《基本法》之前做了很多咨询。广泛征询各界意见后，一条不漏列出来，包括反对意见，形成《基本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到香港再征求意见，然后再修改，形成《基本法》草案，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再拿到全国和香港征求意见。

        《鲁平口述》一书记载，在起草委员会，《基本法》不是160条一起通过的，而是每一条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鲁平回忆，其中最难，争执最大的就是政治体制问题。鲁平认为，这是因为英国方面一直在推波助澜。

        这期间，鲁平于1987年8月升任港澳办副主任。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基本法》。时任港澳办司级官员的陈佐洱在《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一书中回忆，那天鲁平从人民大会堂回去的路上，一路喜形于色。

        为了更好地实现平稳过渡，鲁平回忆，中方曾设想1997年前由一名香港的中国公民担任副港督，这名副港督由中英双方共同认可，共同推举，那么1997年之后，这名副港督就自动成为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

        然而，这个设想很快被急剧变化的形势推翻了。

 “现在我依然不反悔，他的确是千古罪人”

        在凯雷的眼里，鲁平“非常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非常担心英国在过渡期内制造政治Bug。

        不幸的是，鲁平的担忧很快成了现实。1989年6月后，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由合作转向对抗，在他1990年升迁至港澳办主任后，这些Bug都需要他一一化解。

        《鲁平口述》一书记载，1990年，时任香港总督卫奕信计划用1270亿港元来建设香港新机场，只准备留给特区政府50亿港元财政，但事先没给中方打招呼。1990年12月12日，面对香港媒体时，鲁平忧心忡忡：“就个零头，全都花光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因此得了一个外号“鲁怎么办”。

        有香港媒体误认为鲁平反对香港兴建新机场。事实上，在《鲁平口述》一书中，他明确说希望香港把机场建起来，并明确否定了内部让深圳和香港合用深圳机场的想法。

        针对这个问题，1991年5月底，鲁平和英国外长赫德在北京举行谈判。赫德最后让步到给特区政府留下250亿港元，鲁平一算，加上中央政府替特区政府保管的土地基金，差不多1000亿港元，勉强可以过日子了，于是请示中央，中央同意。

        1991年9月3日，英国首相梅杰到北京签署了《香港新机场谅解备忘录》，新机场顺利开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2年4月，英国派出彭定康取代卫奕信，出任香港总督。

        卫奕信是鲁平的好朋友。2007年接受《广州日报》专访时，鲁平提起了昔日好友，说：“他知道硬来是不行的，但是英国政府内部一些人又对他不满，硬要将他调回去。”卫奕信回国前，鲁平特地陪他去了三峡，满足他的未了心愿。

        彭定康和鲁平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澎湃新闻注意到，他们的名字时常连接在一起，主要由于鲁平对彭定康那句“千古罪人”的评价。

        按照中英双方外交部长和外交大臣1990年达成的共识，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只要组成符合《基本法》、议员拥护《基本法》，都可以直接成为特区首届立法会议员，这一做法又叫“直通车方案”。

        但彭定康到任半年之后，1992年10月7日，公布了香港1994年的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的新方案，把立法局的间接选举改为变相直接选举，破坏了“直通车方案”。然后，他才访问北京，与鲁平会晤，结果会晤中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随后，鲁平召开记者招待会，批评彭定康的方案“三违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违反两国外交部长和外交大臣达成的协议，“要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2009年，鲁平在出版《鲁平口述》一书时仍然表态：“现在我依然不反悔，他的确是千古罪人。”

        鲁平曾对凯雷分析，彭定康这样做“背后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香港来推翻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权”。

        鲁平和彭定康后来还见过一面。

        1999年12月澳门回归时，彭定康曾经追上鲁平寒暄了一番，并交流了对音乐的看法。彭定康说自己喜欢18世纪的古典音乐，而鲁平则说自己喜欢19世纪的音乐，彭定康表示要赠送鲁平一套巴赫的唱片。只是，那次会面后，两人相隔遥远，赠送唱片之事也从此没了下文。

        鲁平2007年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表示，当时在彭定康抛出“三违反方案”之后，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香港特区的筹备“另起炉灶”，1993年成立了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1996年3月成立了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

        就在这个困难的时候，鲁平被诊断患有胃癌。

        鲁平告诉凯雷，当时每天的午餐都是“隔夜饭”，稍稍加热就吃下去，就在他吃饭的时候，香港报纸会送到他办公室，“那时候的香港报纸大多是对中央不利的言论，我一边吃一边生气”。因为工作忙碌，饭也吃不好，所以胃就出了问题。

        1995年5月，鲁平在北京进行胃癌切除手术，手术是秘密进行的，换了一个名字，住在北京医院。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告诉鲁平，马上住院，第二天会诊，第三天动刀，子女也没有通知。动完手术之后，鲁平又做化疗，没有做完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鲁平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坦承：“英国旗下去，五星红旗升上来，我落泪了。”

        1997年7月6日，香港回归六天之后，鲁平卸任港澳办主任一职。这一年他70岁。

        在《鲁平口述》一书中，他提到香港回归时说：“我想我总算是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虽然不是什么大事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件对得起国家的，对国家有益的，对得起我自己良心的事情。”

        卸任之后，鲁平依然十分关心香港事务。

        鲁平曾对凯雷讲，现在虽然退下来了，还是时间不够用。每天要看当日的香港报纸，每天还要上三次网，每次一小时。

        他告诉凯雷，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一国”指的是一个具体的国家，而不是抽象的国家概念。香港有人别出心裁，另有动机地去篡改“一国”的内涵，这其实就会发展到港独，发展到夺取政权。

        鲁平还告诉凯雷，那种“民主化问题上香港先走一步、给中国做一个示范”的想法是完全没有出路的。

        2004年8月，鲁平在接受香港《文汇报》专访时用“要团结，有信心”寄语港人。在他看来，香港最大的地理优势就是“背靠大陆，面向世界”，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桥梁，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大陆，香港就没有发挥桥梁的作用。

        另据人民日报旗下海外网报道，2013年，当鲁平接受公开采访，被问及“占领中环”时，他不禁慨然长叹，有感而发地说，不要忘记香港还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你弄得大家都怕了，香港今天又游行，明天又游行，今天占领中环，明天再来个什么，弄得投资者都失去信心”。

        一个人的行事风格往往与自己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

        鲁平出生和成长在上海，父亲鲁继曾是大夏大学的教务长。大夏大学的校园，就是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大一位研究校史的学者告诉澎湃新闻，鲁平少年时期的居所，就是位于现中山北路3671弄华东师大一村的一栋二层小洋楼。

        据华东师大档案馆网站，2014年11月，鲁平曾来到华东师大，畅谈了自己求学和参加革命的经历。

        面对华东师大档案馆工作人员，鲁平讲述了自己先入雷士德工学院读高中，后因日寇占领被迫转学到圣约翰大学附中，此后又考入圣约翰大学农学院学习，高中期间即参加地下党的活动等经历。

        离休之后，鲁平还出任了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主席。

        鲁平曾回忆，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中国福利会工作，当时中国福利会的主要任务是将国际上的战后重建物资运往解放区。鲁平在里面做翻译，直接在宋庆龄的指导下工作。据中国福利会网站消息，年过八十之后，鲁平每年都还要拿出一段固定时间，集中翻译有关宋庆龄的信件与资料，推动对宋庆龄的研究。

        从事慈善事业，鲁平不是挂个名，而是实实在在做事。他积极推动菲律宾、南非成立宋庆龄基金会。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发来的唁电，在他的推动下，该校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创办了“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开创了中国高校本科层次专业公益人才培养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