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胜利日︱德国“1945”特展：站在欧洲立场重读二战

        1945年5月8日子夜，德国首都柏林郊外，陆军元帅凯特尔代表第三帝国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事就此尘埃落定，纳粹德国一败涂地，反法西斯同盟国艰难惨胜。此后，5月8日被西欧各国定为欧战胜利纪念日，1945年也成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

        2015年，作为欧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推出年度特展《1945——战败•解放•新起点》（1945–Niederlage. Befreiung. Neuanfang.）（以下简称《1945》），这是欧洲高水平博物馆引导公众反思二战的一次新尝试。

        德国历史博物馆曾多次策划过二战专题大展，例如2004年的《民族的神话》（Mythen der Nationen）和2005年《1945：战争的后果》（1945. Der Krieg und seine Folgen），但今年的情况有所不同。

德国历史博物馆网站上关于《1945》特展的介绍

        首先，特展主题不局限于战争记忆，而是把焦点转向战争后的动荡岁月，揭开胜利光环下曲折的重建历程。人们通常把1945年视为二战史的终点，《1945》则把这一年视为战后重建的起点，借此重新发现欧战胜利的历史意义。

        经过长达六年的战争、占领、迫害和屠杀，战争结束之际的欧洲各参战国处于怎样的状态？面对残酷战事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矛盾和心理创伤，战后社会如何负重前行？劫后余生的人们，如何消化战俘遣返、领土变迁、政局洗牌和罪责清算等二战的未尽余波？如果不能解答这些问题，那么后人就无从了解今日沐浴在和平中的新欧洲从何而来。《1945》正是借助博物馆这一大众历史传媒，对上述公共历史议题做出回答。

展览现场

欧洲12国“被偷走的5年”

        《1945》特展以“战后欧洲12国”（Zwöf Länder Europas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作为副标题，通过多国联展的形式全景呈现二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重建史。它不拘泥于德国的独特经历，而是把视野扩大到11个主要欧洲参战国家：英国、法国、苏联、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其中既有战败者纳粹德国，也有战胜者英国和苏联，还有被解放的战争受害者法国和波兰，更有身份微妙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即使是容易被忽视的小国，策展者也力求挖掘不为人知的历史纵深。例如挪威，在战时长期沦陷，解放后前抵抗运动成员和前亲德分子之间的尖锐冲突不断发酵，成为战后挪威社会的隐痛。由此，这个北欧小国被重塑为战后社会矛盾的典型案例。又如12个参展国中最小的卢森堡，展览也以文物讲述了这个袖珍国家的战后故事：苏德战争中，德国征发数千卢森堡士兵到东线战场充当炮灰，其中有1800人又被苏军俘虏。特展展出了一只简陋的小盒子，他陪伴一位卢森堡战俘度过被“敌人的敌人”监禁的岁月，盒面上绘制的卢森堡字样和红白蓝三色国旗，见证了战俘对祖国的忠诚和思念。

绘制卢森堡字样和红白蓝三色国旗的小盒子

        在时间维度上，特展并不局限于1945年，而是根据各个国家、社群乃至个体的独特历史经历，多层次展现二战结束前后的时代变迁：

        对沦陷区来说，从1944年底到1945年初，随着盟军的“解放”，战后重建已经开始；对侵略者德国而言，1945年5月8日具有复杂的意味，战败、解放和新生等概念彼此交织； 1950年前后，随着冷战的铁幕徐徐落下，欧洲各国相继完成从战后重建到冷战对峙的过渡，相关文物的展览也随之告一段落。总体而言，《1945》的视域起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叶，结束在50年代第一道门槛上，着意重现二战至冷战之间“被偷走的那五年”。

废墟中的波兰首都华沙

        拍摄于1945年1月26日的一幅黑白老照片还原了“解放”后的波兰首都华沙。二战中，华沙93%的建筑被毁，全城被夷为平地，当战争终于结束，波兰人面临的任务就是在废墟中重建首都。历史影像无声控诉着大国博弈中小国的悲剧命运，也见证不甘沉沦的弱小民族的不屈抗争。二战后，犹太难民回到华沙，发现曾经的家园已经化作齑粉。他们用画作表达着无言的悲痛：1946年的作品《El-mole-rachmim》描绘了一位犹太祈祷者在华沙犹太隔都潸然泪下的景象。此后，大批心灰意冷的欧洲犹太人告别欧陆的“家乡”，远走圣经中的“故乡”——以色列。

《El-mole-rachmim》描绘了一位犹太祈祷者在华沙犹太隔都潸然泪下的景象      

展品呈现的胜利与失败

        在展品方面，特展陈列文物总数超过500件，其中有300多件出自德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另有大约150件展品来自欧洲14个国家的众多博物馆。参展文物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种类：个人证言、宣传材料和档案史料。

        在各类展品中，最著名是苏联诗人多马托夫斯基（Jewgeni Dolmatowski，1915-1994）漫步柏林街头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5月2日，柏林守军向苏联红军投降之后。画面上的多马托夫斯基披挂戎装，他的左手裹挟着希特勒的“首级”（希特勒铜像的头颅），右手拄着拐杖，穿梭于满目疮痍、遍地瓦砾的第三帝国前首都，流露出胜利者自豪的笑容。

苏联诗人多马托夫斯基抱着希特勒的“首级”（希特勒铜像的头颅）

        另有一些展品虽然貌不惊人，但是也从独特的角度，反映出战后初年的诸多历史细节：            

        1945年5月8日，法国《J》杂志出版号外，四名封面女郎身披苏美英法四大战胜国的国旗，为欧战胜利日增添几分女性魅力。浪漫的法国人即使深陷战争泥潭，时尚灵感依然信手拈来。

《J》杂志号外封面

        同年，英国人纪念战争胜利的方式更为低调、务实而富有人情味——胜利铃（victory bell）。铜铃采用德国战机的废料铸造，通体刻有象征胜利的V字和同盟国三巨头的头像浮雕。精巧的纪念品其实反映了战后英国的左支右绌，其出售的收入将用于抚恤皇家空军的烈士。

胜利铃

        一块来自奥地利的路牌揭示了隐晦的历史，路牌用俄语的西里尔字母标注奥地利城市林茨。二战后，希特勒的故乡奥地利与德国一样，被英法美苏四大战胜国一分为四进行分区占领。红军饮马多瑙河的壮举，随着苏联的解体被人遗忘，俄语的路标则忠实地见证了这段往事。

奥地利的路牌

        一座铜质冰球运动员雕像为沉重的展览注入了些许生气。它来自命运多舛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战后这个小国被拼凑产生，二战前被肢解消灭，二战后一度重新复活，冷战后再次瓦解。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勇夺世界杯冠军，冰球随即成为这个新生国家的重要基石。

捷克斯洛伐克的冰球铜像      

 停战的瞬间

        整个展览以一系列大幅照片作为开端，这些照片取自二战结束时的欧洲各国，开门见山地呈现停战的瞬间人们各异的情绪：有的人狂喜、有的人欣慰，也有人绝望、悲痛和恐惧。同时，各国电台滚动播放着欧战结束的新闻，为无声的照片增添有声的注解。由此，参观者可以直观地体会到不同国家和不同个体的多种视角既彼此迥异，又相互交织，进而领会《1945》特展以国际化、多元化的态度，重现1945年欧洲命运转折的意图。

        随后，一幅欧洲地图将引导观众进入展厅的中心区域。此处设置了一系列大型的图表，系统性地罗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厮杀，在欧洲各个主要交战国分别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心区域连接着代表12个欧洲国家的开放式展区，参观者可以自行决定参观的先后顺序。每一个展区彼此开放，观众可以通过展区中心作为枢纽，在12个开放性场景中自行游走。每个分展区都被划分为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三大主题，分别展现二战后各国的历史变迁。凭借具有代表性的文物，策展者意图精确地捕捉战后每个国家的不同特点。

展览现场

“1945一代”的人生

        同时，策展者精心挑选出36位1945年的历史亲历者，对他们的人生经历进行重点展示，以此作为“1945一代”的典型缩影。这一匠心独运的设计，堪称《1945》的一大亮点。

        36位历史亲历者中有26名男性、10名女性；年龄最大者64岁，年龄最小者刚满1岁；12人是青史留名的“大人物”，最著名是“妄人”蒙巴顿（Lord Louis Mountbatten，1900-1979），24人是籍籍无名的“路人甲”，其中共有4人在战后远走他乡，16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9人是铁骨铮铮的抵抗运动成员，7人在战时曾与纳粹势力为伍，战后相继沦为阶下之囚。由此形成一组复杂的人物群像，使一代欧洲人的命运跃然眼前。

蒙巴顿

        36位历史亲历者中，给笔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赫尔穆特•托夫达尔（Hellmut Tofdahl）。1945年，欧战胜利，年仅3岁的赫尔穆特却面临生命危险。原来，他的母亲是丹麦女子，父亲是德国侵略军士兵。放眼丹麦全境，与托夫塔尔具有类似背景的儿童竟有6000人之众。二战后，赫尔穆特和父亲定期保持通信直到60年代，但父子二人终其一生再也没有见面。战争是如此残酷，即使没有死亡，没有迫害，代价依然沉重到普通人难以承受。

        总之，《1945》特展集中反映了当代德国乃至欧洲历史文化在二战议题上的发展动向。以往国家、阵营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逐渐被欧洲化、国际化以及多元化的视角所弥合。通过站在欧洲的立场上重读1945，建构欧洲人对欧战的共同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