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谈晚清七十年：清廷自改革道路是走不通的

【编者按】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陈平原先生在《“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中，选择从“报刊”及“出版”的角度，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在他看来，大众媒介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新闻史家或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更吸引了无数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学史家的目光。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该书讨论”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相关部分。这里，陈平原简要讲述晚清了的历史，梳理了晚清七十年值得注意的问题。

        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一个晚清。诸位上这门课前，估计都学过近代史。我给诸位开的参考书目里边，有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和《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郭先生原来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他谈“近代”，是从1830年到1950年，这一论述框架，与大陆方面很接近。大陆之研究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到1949年。区别在哪儿？在于郭先生强调中外交涉，而大陆学者则突出帝国主义的入侵。所以，一个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一个则推到此前中英的贸易争端。都承认鸦片战争的划时代意义，只是相对而言，一注重政治与军事，一强调政治与经济。

        另外一个用得比较多的概念，是“晚清”。作为历史范畴，“晚清”和“近代中国”不一样，前者只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至于“晚清”的起点，有各种说法，但学界大都认同1840年。从台湾到美国的唐德刚先生，写了《晚清七十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在台湾和大陆几乎同时推出。对晚清史事有兴趣的非专业读者，这书值得推荐。这里所说的“晚清”，接近大陆所说的“近代文学”的“近代”；请大家注意，大陆史学界和文学界之谈论“近代”，有很大差别。单就时间跨度而言，前者类似郭廷以，后者接近唐德刚。

        今天就说“晚清”。对于“晚清”的描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最直截了当的是“多事之秋”，特别适合于拍电视连续剧，事件特多，且大都惊心动魄。第二个说法是“内忧外患”，国家内部天灾人祸不断，外部入侵更是导致不断地签约、赔款。还有一个说法，那是张之洞提出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种说法略有差异：“多事之秋”带文学色彩，“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思想与文化，“内忧外患”注重的是政治与军事。

        为了让诸位对晚清有大致的了解，这里得略微啰唆几句：我们现在谈论的晚清，大体上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五朝。诸位看电视剧，不管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清宫戏永远是大家的最爱。为什么？离我们很近，比较容易理解；传奇色彩很浓，疑案特多，很适合作家驰骋想象。从民国初年的争辩“顺治出家”“太后下嫁”，到今天诸位熟悉的纪晓岚智斗和珅。还有各种戏说雍正、乾隆的连续剧。打开电视，你尽管转台，都是辫子。去年春节，北京街头的小孩子，居然也戴起拖了条小辫子的帽子来，可见其影响。清宫清史之所以可以“戏说”，还有一点，没有意识形态的限制，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没人抓你的小辫子，说你颠覆了什么什么“真理”或道德信条。因此，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康熙、乾隆等，也就成了今天电视连续剧的最佳男主角。至于晚清乃“多事之秋”，重大历史事件很多，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火烧圆明园、同治中兴、甲午海战、百日维新、庚子事变、辛亥革命等，看得你眼花缭乱，惊心动魄，更是适合于拍电影及电视连续剧。

        离开电影院，我们进入大学课堂。要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让诸位对晚清七十年史事有大致的了解，不是很容易。先说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的故事。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念书，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或者美国、欧洲、日本，我想都会提到这至关重要的1840年。谈论这一年，必须同时关注林则徐的广州禁烟，以及英国以军舰作为后盾的贸易政策。英军入侵，是为了政治、为了商务，不完全指向烧鸦片烟这件事。要不然，说成“林则徐烧鸦片烟，导致中英战争”，这说法不对。在当时，英军没有真正成功地进入广州，而是转而到定海，最后在南京进入长江口。1842年兵临南京城，清朝被迫签订了近代中国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诸位知道，《南京条约》有好几项内容，一是赔款，再就是“五口通商”，还有承认先前在广州签订的“穿鼻草约”，也就是割让香港。

        中西交涉的这条线，暂且放下来，转而谈论“内忧”。接受了一点基督教文化、同时又有很大创新的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的金田村举事，创立了“太平天国”。这可是近代史上的大事，影响极为深远。学界为这事，也吵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先说这件事的大概：1851年广西起义后，太平军纵横驰骋大半个中国，在1853年占领南京，并定都南京。此后，兵分两路，一北伐，一西征；北伐失败，西征同样覆灭。但是，就在太平军举事的同时，北有捻军，南有天地会，南北夹攻，清廷处境十分艰难。用“四面楚歌”来描述1850年代清廷的状态，一点不为过。太平军打出的旗号，带有浓厚的西方宗教色彩，这样一来，有一批笃信儒家伦理道德的士大夫，不是为了清廷，而是为了中华文化，起而抗争，这就是诸位都知道的曾国藩等人。不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事关中国伦理、儒家文化的存亡，读书人方才开始练兵。湘军与太平军打仗，彼此互有输赢，但1856年的事变，使得太平军从此走下坡路。不满东王杨秀清专横跋扈，韦昌辉、秦日纲联合起来，把他杀了，同时杀了东王手下的两万士兵，还想追杀前来讲理的石达开。天王洪秀全联合其他力量，反过来诛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经过这么一番内讧，太平军主要将领有的被杀，有的出逃，情势于是发生大逆转。

        “内忧”这条线，还有很多后话，暂时搁下，回过头来看看“外患”。传教的限制放松了，可教案不断出现，于是有了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城这件大事。看过电影《火烧圆明园》的，对这事的来龙去脉，多少应该有些了解。不过，这里有点蹊跷，以前大陆的研究者不太愿意说，可这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在当年的西方也都招人非议，今天更是成了中国人控诉帝国主义暴行的绝好教材，但事出有因，不能不说。英法联军为什么放火烧园？当年他们打进北京前，曾派了个三十九人的使团和清廷谈判，咸丰皇帝进退失据，他手下的那些大臣更是缺乏国际交往的经验，把三十九人押进天牢不说，还杀了其中的好几个。自古以来，不管东方西方，打仗时不斩来使。我们可好，不但把人家的使节囚禁起来，还干脆杀掉。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杀到囚禁来使的圆明园的天牢时，使节已经死了二十人。为报复清廷，英法联军先是大肆掠夺，后又放火把圆明园烧毁。

        关于这件事，我想说三点：第一，英法联军残暴；第二，清廷昏聩无能；第三，最后彻底毁了圆明园的，不仅是英法联军，还包括中国人自己。圆明园遗址公园，今天是北京的一处重要景观，诸位有机会去游学，一定得去看看。可请大家注意，现在的模样，不是英法联军烧后的样子，是很多中国人趁火打劫的结果。诸位要是到东北看张作霖的墓，那里的石人石马是圆明园的；到河南袁世凯的墓上看，那墓道两边的很多石刻也是圆明园的；当然，北大校园里那对很漂亮的华表，也来自圆明园。也就是说，当年英法联军把园里的珍宝抢了，把园子烧了，随后的几十年，中国官吏把地上能拿的东西都搬回家。这种历史文化遗迹，看了让人感慨万端。现在的圆明园里，真正的古建筑很少。前些年勘察，发现一座小庙，还有三十几间房子，那是清代的东西，因长期作为工厂的仓库，堆放东西，所以保留下来了，目前正加紧修复。据说圆明园正准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可发现一个问题，只有遗址，地上的东西大都没了。有人建议，把失散在全国各地的圆明园的东西全要回来，可这么一来，得拆好多校园或陵墓，那可都是重点文物单位。看来只能这样，用如此破烂不堪的遗址，警醒世人英法联军的残暴与国人的愚昧。

        好，前面说到，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对于此前自认为“天朝上国”的中国人来说，是特别大的打击。这部分先按下不表，我们回到太平军。

        在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之前，号称精锐的八旗军不堪一击。太平军内讧，湘军特能打仗，再加上当时上海的洋人组成了洋枪队帮助清廷，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曾国藩派遣部将安徽人李鸿章到上海去联合洋枪队，这件事对以后的政局影响很大。诸位知道，李鸿章是晚清政局的关键人物，他所率领的淮军，以及曾国藩的湘军，袁世凯的新军，取代八旗兵，成为清末民初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太平军直接促成了湘军、淮军的崛起，同时使得李鸿章到上海跟外国人打交道、办洋务，这可都是晚清的重大转折。1864年，南京城破，洪秀全自杀。此后，太平军遗部继续作战，天地会、捻军等仍在活动，一直到1877年，大局方才稳定。这场内战，总共打了二十八年，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局部地区的，其中受损最严重的是中国最为富裕的江南一带，战事长的十年八年，短的也有三四年。这场动乱，使得中国的经济大倒退，人口减少，文化消沉，江南藏书多毁于战火，国势衰微，危若累卵。

        关于太平军的功过，历史学界意见分歧很大。早先，晚清的革命派章太炎等人，为了反对清廷，对太平军大加表扬。后来，共产党掌握政权，“太平天国”更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备受称颂。一直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大陆学界方才开始反省太平军的负面作用。其中，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里，称近代中国的主流是振兴工业，提倡科学和技术，走近代化之路，而洪秀全的宗教宣传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逆历史潮流而行，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不值得颂扬。请大家注意，几十年来，中国人极力歌颂太平军，到了世纪末，方才对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宗教政策，以及对整个经济环境的破坏，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当然，这跟当下中国社会及思想的转变大有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扩大国际交往，淡化意识形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等。最近十年，中国学界谈论太平军，不再一边倒，有人继续表彰，有人严厉批评。

        按下太平天国不表，回到清朝的内部事务。1861年，短命的咸丰皇帝死了，那拉氏和恭亲王联手，把大臣肃顺等人杀了，这个故事，我相信看电视连续剧的人耳熟能详。同治皇帝即位，开始了晚清比较光鲜的一段时期，史家称为“同治中兴”。所谓“同治中兴”，关键在于洋务运动，造船、制炮、开矿山、修铁路、架电线等。跟这些相配合的，我想也是诸位和我比较关心的，还有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京师以及各地的同文馆，起先只是学外文的，后来才增加物理、化学等学科。在京师同文馆的发展过程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起了很大作用；他也是后来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对这所大学的创立起了很大作用。同文馆后来并入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除了开矿、造船、办学校，翻译西书也是洋务运动最值得一提的功绩。本来，“同治中兴”给了很多中国人希望，以为中国的改革可以获得成功；可1894年的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使得清廷内部的自我改革遭到重大打击。1895年在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二万万两银子。割让台湾的这段历史，诸位肯定比我熟悉；至于赔款的二万万两，到底是多大的数字？略为估算，大致相当于中国当时两年国民收入的总和，或者说等于日本当时三年的国民收入总和。一边赔了两年，一边赚了三年，此后，日本把这笔钱放在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而中国则因这笔赔款一蹶不振。在我看来，甲午海战的结局，既使得日本得以迅速现代化，也堵死了中国在东亚崛起的可能性。因此，这不只是海军的失败，而是整个中国命运的大逆转。我说晚清中国“内忧外患”，内有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外则是一次次的签约、赔款。而所有对中国的打击最沉重的，很可能是日本的这一次。

        到了这一步，不能不改，于是有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清廷的这场自我革新，只推行了百日便以失败告终。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天涯，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这其中有路线的斗争，也有利益的扞格。为什么这么说？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大大损伤了既得利益者，即便没有袁世凯告密，照样会有政变。当时很多主张改革的地方大员，对康有为孤注一掷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此前康有为没做过官，没有实际从政的经验，只凭理念与激情，一天好几道命令，弄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这是一个改革家，很有理想，也很果敢，希望在短时间内，借助皇帝的力量重整山河，按照自己的理想治理国家。可这一没有配套措施、触犯很多人实际利益的改革，导致了旧派（后党）重新聚结，在慈禧太后的帮助下，迅速将其镇压。

        百日维新失败，再加上庚子事变爆发，真是雪上加霜。义和团的起因等，可以暂且不论；慈禧太后怂恿其冲击各国驻北京使馆，甚至向世界各国宣战，简直是疯了，说是“你们逼得我没路走，那就跟你们拼了吧！”可宣战之后，八旗兵根本不顶用，慈禧于是狼狈逃窜，跑到西安。在这过程中，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合提出“东南自保”，也就是说，他们保证江苏、上海、湖北、广东一带外国人不被伤害，外国军队不必前来“保护”。中央政权对外作战，地方实力派自保门户，这种情形，清廷不亡才怪。

        庚子事变的结局，除了赔款，慈禧太后也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改革策略，包括办学堂等，好多是戊戌变法时想推行而没有成功的。也就是说，经过庚子事变，清廷终于同意改革了，只不过这个代价太重大了，不只贻误时机，还死了这么多人，把国家搞得破破烂烂的，这才又重新开始。这期间，有几件事值得一说。第一是袁世凯练兵以及新军的崛起，这跟辛亥革命以及日后的军阀混战有直接的联系；第二，张之洞办教育，影响日后的思想文化走向；第三，张謇等人的办实业，走出另外一条救国的道路。军事、教育、实业，这三者都很有成绩；而在各种改革中，走得最慢的是政治体制。同样考虑政治制度的革新，也有从何入手的问题。这方面有两个先觉者，严复与孙中山，思路也很不一样。在伦敦会晤时，严复告诉孙中山，就中国目前的教育水平，搞革命不可能成功，还是得从教育入手，逐渐提升中国人的知识水准与道德素养，而后才能建立起理想的政治制度。孙中山听了，说很有道理，可人寿几何？也就是说，远水解不了近渴，等不及了，还是得采用激烈的手段，争取毕其功于一役。英国式的改革走不通，只好取法国式的革命。日后，孙中山的思想占了上风，以暴力革命建立新政权，成了国共两党的共同思路。

        最近几年，反省中国这一百年走过的路，不少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问题：暴力革命是否一定必须？政治改良是否一定不行？晚清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严复等人所思考的教育/文化建国之路，是否一定走不通？反省历史，很多人对此前太推崇革命很有意见，以为这导致了百年中国破坏多而建设少。我赞同反省激进主义思潮，但不看好清廷的自我改革。晚清的变革，是被形势一步步逼出来的，当政者并没这种襟怀与眼光。最后逼到了政治制度这一关，还是过不去。说是要走英国君主立宪的路，可一拖再拖，贻误时机，最后促成了孙中山领导的暴力革命。现在假设清廷幡然悔过，国人咸与维新，走英国式的路，用最小代价完成社会转型，实在是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境。

        这节课的目的，是用最简短的篇幅，给大家梳理一下晚清这段历史。下面，我用几句话来概括，让大家明白，这七十年中有哪些东西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是中外交涉，包括侵略与反侵略，还有教案等；第二是内乱，内乱里头，请大家注意，除一般王朝都有的君民矛盾外，还有清代特有的满汉矛盾；第三是洋务，洋务包括军事（如水师）、工业（如江南制造局）以及日用民生（如电报、铁路）等；第四是传教与兴学，晚清的传教士不仅从事宗教及政治活动，同时也编报刊、办学堂，“兴学”固然与洋务有关，更牵涉晚清的文化传播与启蒙思潮。谈论晚清的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必须考虑清政府的自强运动，维新派的改良思潮，以及激进知识分子的鼓吹革命，这三种力量都在推动社会往前发展。至于以前中国学界之拼命突出太平天国以及义和团的正面价值，现在看来，大有问题。因此，我更愿意强调自强运动、改良思潮和革命宣传这三者对晚清七十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