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创业观察：生活服务类和消费类创业已经站到全国前沿

 

        上海的定位不仅仅是一个超大型的“创客”空间，而是可以作为全国“创客”的平台。

        当下，创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扎根发展，上海的率先体现在哪里？上海社科院信息所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兴全提出了上述观点，“这也是上海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所在。”

        王兴全建议政府应甘当幕后英雄，支持“创客”就要拆藩篱。他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城市功能，上海的禀赋是强大的实体市场，所以对那些需要现场提供服务的行业，例如教育、餐饮、美容等来说，这里有土壤，很容易做起来。他曾作过调研，长三角地区60%以上高端设计都集中在上海。

        连日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走访上海大量创业园发现，上海的生活服务类和消费类创业公司已经站到全国前沿。               

案例：饿了么5年拥有2000万用户        

        作为国内排名前列的互联网外卖订餐公司，“饿了么”可能是生活消费类O2O的一个成功样本。其根植于上海本土，从几个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创业起步，5年发展为一家拥有2000万用户的新兴互联网公司。

        2014年11月，饿了么又搬家了，这是他们创业5年来的第4次。政府对他们也越来越重视。饿了么资深副总裁罗宇龙介绍他们的新家时说，“楼层让我们优先选择，政府还给了租金优惠。”

        在饿了么快速扩张的5年中，上海对创业者的服务也愈发细致了。当饿了么此前表示要搬家时，上海多个行政区的相关负责人曾与其接洽，希望能让其落户自己的行政区。普陀区副区长多次会晤饿了么创始团队，最终将饿了么“抢到”普陀区。

        之后，为了帮助饿了么把注册信息从青浦工商局变更至普陀工商局，从准备材料到现场办理手续，普陀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饿了么的负责人完成这项繁复的工作，前后历时3个月。

        除了提供资金支持、行政绿色通道之外，政府还扮演着组织者的角色。饿了么收到越来越多的创业沙龙邀请函，类似饿了么这样站在第一梯队的创业企业，还会被推荐前往外地城市参加推广会。

        对于上海的创业环境，饿了么资深副总裁罗宇龙告诉澎湃新闻，上海的互联网企业分布较为分散。上海与北京、深圳、杭州的创业氛围有所不同，深圳、杭州依靠一两家大的互联网公司带动了整个创业氛围。阿里、腾讯等公司的部分员工离职后，会继续聚集在公司周围流动，选择并开拓新的创业机会。他认为，上海也需要一家超大型的互联网公司，来加强上海整体创业环境的聚集效应。

        罗宇龙还提出，上海的创业者普遍较为谨慎，创业公司在早期往往不会为外界所注意。并且，上海各区县对创业者非常重视，投入大量资金和物资，这样造成了上海没有一个类似中关村这样资源极端集中的互联网创业中心。

        在罗宇龙看来，上海的生活服务类、消费类互联网创业公司比较强，北京是科技类、文化类比较强，“现在在O2O行业，生活服务类和消费类已经站到了前沿阵地，这里面就有很多来自上海的企业，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上海的O2O企业可以冒头站到第一梯队中。”

        罗宇龙还说，以往来他们公司面试的年轻人中，不乏一些能力很强的应聘者，但最后大多会选择去国企或政府部门，不愿意冒险加入创业公司，“这里面需要上海整个环境的支持，也需要整个团队的风格改变，上海更需要狼性。”

政策：每年新增专项资金10亿元        

        除了大学生创业，上海正在形成的科技创业孵化生态链条，也吸引了不少高级人才回归。

        朱珑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统计学博士，他曾获得过国际计算机视觉算法竞赛“图像目标检测”项目冠军，在麻省理工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和纽约大学的Courant数学研究所工作，前途一片光明。

        出乎所有人意料，朱珑于2012年回国，和前阿里云计算技术总监林晨曦共同创立了上海依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从事国际最前沿的计算机视觉技术，把中国和上海的人脸识别技术提升到了国际顶尖水平。依图科技和公安部门合作，帮助警方别出套牌、假牌的车辆，用几秒钟的时间就能快速抓住潜逃的犯罪嫌疑人，维护了社会安全。

        “中国在改变，上海在改变，在回国之前，听到各种关于中国国内创业环境不佳的说法，但是回国后，我发现其实是存在偏见的。”朱珑说，创立公司初期他一家家和政府部门沟通，“无论是高层的领导，还是基层的工作人员，都抱有希望变革的激情。我没有请任何人吃过一顿饭，没有给任何人送过一份礼。”

        像朱珑这样的国外顶级海归纷纷引风回巢的现象，在上海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告诉澎湃新闻，前不久上海成立了众创空间联盟，这是全国首个区域性众创空间联盟，也是上海市科委推进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的重要举措。

        据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副主任严雄日前告诉澎湃新闻，上海目前拥有科技创业苗圃71个、科技企业孵化器107个、科技企业加速器13个，形成了覆盖全市所有区县的孵化器网络。其中，孵化器服务于具有高成长潜力的高新科技企业，苗圃为创业者提供创业场地、完善科研成果或者创意、制定商业计划、提供准备创业所需的各种创业服务，加速器让企业快速成长提供更完善服务。

        早在201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创业投资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指出，按照“政府引导、社会为主、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基本原则，统筹和集聚全市各部门、各区县力量促进创业投资发展。将上海打造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创业投资中心，争取到2017年，基本实现“五个一”，即吸引培育一支国内外知名的创业投资管理队伍（1000人）；集聚打造一批业界有影响力的品牌创业投资企业（100家）；引导带动一批创业投资资本（新增1000亿元）；投资培育一批新兴产业细分行业的领头羊企业（100家）；打造一个享誉海内外的创业投资集聚高地。

        上海将改革政府投入方式，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各方资金特别是商业资金用于创业投资。上海市财政连续3年每年新增安排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10亿元，专项用于补充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积极探索建立财政、国资收益和社会资金多渠道并举的滚动投入机制。

        这一通知自2014年8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9年7月31日。

        上海各级行政区为了争夺好的创业公司和项目也纷纷打出自己的优惠政策。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任建标教授表示，上海对于创业的力度越来越大，各种政策也越来越多，但是切忌一哄而上，政策间互相打架，更不要把创业“神话”，现在的互联网创业已经“被神话”了，需要打破一些泡沫和神话，扭转认识的误区。

专家：支持“创客”就要拆藩篱        

        在上海社科院信息所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兴全看来，创新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是专利水平。

        “深圳的专利取得基本在民营企业，北京在央企和科研院所，上海则主要集中在外企。”王兴全说，这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创新主体在哪里。

        他还注意到，不同城市的创新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例如，民营企业集中的深圳是业绩主导型，员工取得了工作业绩就可以晋升；而上海是业务主导型，管理者往往是作为职工经理人的角色出现。

        王兴全认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城市功能，当大家在讨论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为什么最后没有留在上海时，就没有想一想它的最初业态是否适合在上海这样一个规范、成熟的大城市平台里产生和发展，在硅谷的许多创业者在纽约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上海本身是比较成熟的商业城市，而租金是衡量城市商业水准的标志，一些承受不了高租金，风险比较大的企业也可能不适合在上海发展。此外，还有一些符合城市功能的的创新企业，例如位于创业园区的有含金量的设计企业。王兴全之前曾作过调研，长三角地区60%以上高端设计都集中在上海。

        在他看来，创造力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技术、融资、市场、信息、社会关系等多维度平台的支撑，高效和兼容的平台可以将更多琐务纳入集中的规模经济管理，而留给“创客”更多的想象和实践空间。政府部门应避免过度响应和过度关注，导致资源分配不平衡，与初衷相背离，而是应甘当幕后英雄，帮助完善和协同各种平台，保障从创意到市场、社会的整个创造力链条完整通畅。

        王兴全提出，支持“创客”就要拆藩篱，建设“让人时时感到方便的政府”，创造力友好型社会应当具有经济、技术和管理上的自由度。随着准入、管理和监督各种藩篱的拆除，创新环境的规则会更趋向于简单和明确，为全社会创造力的迸发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对于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王兴全提出，上海在人才结构、基础设施、消费市场、融资便利、经济腹地、多元文化等方面优势明显，这些都是吸引海内外“创客”移居上海的主要因素。因而，上海的定位不仅仅只是一个超大型的“创客”空间，而应继续发挥本地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科研院所在技术创新平台方面的优势，立足于服务全国，在参与全国“创客”社会发展的大格局分工中优化城市功能。“上海不一定要有50%的创客，你有大企业，有大量的工业基础，也可以作为全国‘创客’的平台。”王兴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