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告】未来共识：中外科创工作者的上海思考（下）

六、重点发展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

        《连线》杂志创始主编、科技商业预言家凯文•凯利2014年12月3日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硅谷，它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实力也会越来越强。世界上也只有一个好莱坞。这就是自然垄断。所以不要指望打造第二个硅谷，而要去做一些不同的尝试。比如纽约不应该把重点放在软件或者科技上，而是应该放在金融上，成为最好的金融中心。对于上海，我的建议是，专攻一些领域，你不可能包罗所有科技领域的所有行业，可以专攻医疗、生物科技等等。

        赛诺菲全球副总裁、亚太研发总部总裁江宁军博士是一个具有医学背景的科学家，他认为生物医药创新环境有6个要素，而上海就具有这些要素。

        第一，国家对于健康的花费的支出，否则没有市场，没办法鼓励企业创新。中国现在医疗支出每年以25%的速度增长，而美国仅为5%左右。

        第二，研发资金的投入，这是生态系统当中最重要的因素，以上海市为例，2013年全市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支出达到700多亿元人民币。

        第三，人才，上海拥有37所高校，2013年有近18万的高校毕业生，截至2014年有7.5万国外回来的高端的科研人才，其中400多人属于上海“千人计划”。

        第四，研发设备。很多上海的科研机构的设备和美国已经是不相上下。

        第五，科研外包企业（CRO），上海的CRO原来只有小分子，现在药物研发的整个产业链都打通了，从发现分子，到合成分子，到动物实验，然后到人身上做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临床试验，现在中国的药物研发外包企业已经有能力从头做到尾，并且承担了大量外企的研发任务。

        第六是转化医学，实验室研发出的药物，最终要转化到人身上产生药效，转化医学需要尽快在人身上进行临床实验，尽快的建立人体样本库，中国有很多的生物样本，以肝癌为例，全世界75%的肝癌病人是在亚洲，50%是在中国。

        药明康德的首席运营官杨青认为，上海生物医药创新的生态已经初步成形，基于现在的条件，上海有机会形成一个生物医药科技创新的产业集群。他在《自然》杂志的合著文章专门论述了这一命题，通过11个新兴市场国家的生物医药创新系统的比较，得出中国在资金、专利、高影响力出版物、全球大学排名、临床研究及人才储备方面名列前茅，与韩国、以色列一起被视为未来型创新者国家。

        虽然生物医药是上海的优势行业，但在中信国健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官吴辰冰看来，国内生物制药特别是抗体大分子领域基本在仿制，少创新，基础科研匮乏。

        而且，目前的医药监管和政策法规跟不上生物医药的发展，甚至起了抑制作用，需要在监管上要有新的导向，明确的政策法规。

        吴辰冰表示，目前新药的审批时间过长，对创新的资本压力很大。一个生物药物从研究到上市目前需要至少10年。其中，接受监管部门的审批是是最为耗时的步骤。

        目前，欧洲生物制药，只做一期临床，直接做三期，二期可以跳过，整个开发过程大概就3年，再加上早期的临床前3年的研发，加起来就6年时间，这是比较合理的时间表，如果超过10年肯定不合理，因为在国外即便新药的开发也不会超过10年，在中国做仿制药都超过10年的话，这个行业就会被淘汰，自己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对行业起抑制作用。

七、搭建科技交流平台

        此外，吴辰冰特地强调了风险投资的重要性，以及国家资金的投入的用途。他说，“国外有比较完善的风险投资环境，国内的风投希望把风险降到最低，这不算是真正的风险投资。资金的导向要能指向创新，能代表趋势。这是政府不能替代的，政府资金要做自己的事，不能太讲究回报，不能把自己当成投资人。”

        吴辰冰认为政府的任务是扶持基础研究，“大学院所等研究机构不应该太讲究经济效益，学术界搞好基础研究，药企的创新产业也就自然起来了。要让大学教授安心做基础研究，没有基础研究是很危险的。有了强大扎实的基础研究，我们的制药产业才能有持续发展的基础。”

        对于国家资金的使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所长丁奎岭院士更为具体地指出，与其国家投资设立项目，还不如把这些资金交给顶尖的科学家由其自由支配，毕竟国家在具体项目的选择上有盲点，而科学家可以通过行业内专家挑选出来，他认为只要人选对了，科研创新就有希望。同时对于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必须要有明确的、高效的、能够调动科学家积极性的转化方案。

        从以上几位科学家的意见可以看出，上海在引进人才方面，科研机构的配置等方面做得相对到位，但是在新药创新的政策、政府投资和风险资金方面还有不足。政策方面可以学习对象很多，甚至深圳对科技公司的税收制度就可以学习。政府资金在科研创新中的投入，在各个国家都是难点，有一个办法或许也可以借鉴，美国从1970年代出台一项政策，国家资金跟投风险资金，由专业的风险资金甄别项目优劣。

        科技交流氛围是个很难量化的词，其实科学园区的人气兴旺与否直接关乎着科技交流，中山大学的叶林和赵旭铎在题为《科技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来自英国牛津郡的经验》的论文中指出，西方学界发现，科技创新活动并非均匀分散于广大的地理区域，而是明显地呈现出聚集形态、集中地发生于少数地区。该文章还指出，这一特征在美国和英国的创新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同时，硅谷的互联网公司虽然彼此竞争很厉害，但都鼓励自己的员工多与对方员工交流。所以，即便在同一座城市中，创新资源也不可过于分散，要能让科学家、投资人能够很便利的交流。

        江宁军以波士顿和旧金山为例解释了交流和科技氛围，“波士顿这个城市，开车从头走到尾个把小时就够了。在这样一块地方，就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糖尿病研究所、赛诺菲的实验室，科研资源很密集。美国还有一个生物医药创新基地是旧金山，那里有斯坦福大学，有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等好几个医疗先进高校，也是很多医药公司的总部所在地。科学家的交流不是电话会议而是真正的聊天，就是人和人直接交流，相互交换想法，然后回家想一想就想明白了。”

        杨青对此也特别强调，“有一个特别的经验教训，以往的新药研发都是‘垂直整合’的模式，围墙一围，里面所有研发工作都自己做，‘不闻窗外事’；现在最大的变化就从以前孤立的、封闭式研发体系，变成一种开放式、网络状的研发体系，开始大量运用外包和对外的科技合作，研发的重心和主体也逐渐从西方国家向新兴市场倾斜和渗透，这对中国和亚洲的研发都是利好。”

        丁奎岭表示，科学家一定要了解社会的需求，一定要多跟企业交朋友，不接触、不交流，怎么会知道真正需要什么、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

        要想满足科学家高密度聚集、便利地面对面交流，这在地理上的要求是：需要一个紧凑的区域。所以这是一个不起眼，但非常重要的要素。

八、解放科技工作者

        2015年4月7日，澎湃新闻记者在位于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筹），采访雷鸣主任。雷鸣此前一直美国从事研究，后来作为千人计划人才，回到国内。

        对于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不能从事科技创业，不能用自己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带来财富，雷鸣十分不解，“国外教授很多都是一边教授，一边开公司，既没有耽误教书育人，也没有影响学术道德，为什么国内不行？”

        科研院所的科学家若想创业，只有离开院所，离开高水准的科研活动。

        丁奎岭表示，国外法律政策相对成熟，学校里也有相应的机构专门操作这些事。他们可以依托专利成立公司，公司股份的分配、如科学家占多少、学校占多少，可以由机构评估后做决定。目前我们要成立一个公司，科学家自己或者团队持有股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用现金投入也几乎不可能。我相信今后在这方面会有变化。

        如果是用知识产权转化得来的净效益，研究团队最高可以得到49%的激励。我相信今后国家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还会有新的举措，特别是在知识产权转化方面，给予更大的自主权和政策支持力度。现在涉及金额数目小的可以作为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问题不大。要说必须打破的东西，我觉得一些重大的成果转移转化还是有问题的，比如涉及千万乃至上亿价值的知识产权转让，在要成立公司或者要科学家入股时，还是有障碍的，价值评估、审批都非常麻烦。我相信这个方面的问题，通过国家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举措的出台，会得到解决。

九、国家创投要更专业

        集成电路是上海另外一个优势产业。2014年国家投入千亿行业基金予以扶持集成电路产业。钱该怎么分，谁应该获得扶持，成为争议话题。2014年11月29日，上海矽睿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谢志峰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最需要的还是正规的资本运营，市场化操作资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谁来管理这些钱，有决策权的人有没有做过产业。以前请院士专家来判断，但院士没有几个干过企业。政府就更不懂，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比较难以决定应该投那些公司。假定这个问题解决了，是有希望的。

        IC咖啡的胡运旺认为，国家资金的投入一定要懂行的人来做评审。”没有专业的评审机制，可能会让一些企业浑水摸鱼，举例，厦门有家公司反向抄袭了三年，没有做成功一颗芯片，但通过项目申报，流片补贴，活得很滋润。

        上海南麟电子的执行董事刘桂芝建议，如果组建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审核过程一定要公开透明。基金的评审专家一定要在四五十岁左右，一定要有业界经验，要搞多背景的专家团，现在行业内的骨干基本是70后。刘桂芝特别强调，“基金投放审定找大学教授是做不好的，他们不懂行业。学校的专家没做过行业，他们都是用50年代的教材培养出来的。”

        即便很有专业水准的人来决定投谁，也会失误，投资成败规律一般是三七开，三成成功，七成失败，要允许一部分投资打水漂。但是国资有问责制，要求百分百成功，所以投资就保守，都去投上市之前的公司，这样最安全。但是成熟大公司的拿到的钱会更多，草创企业太小拿不到投资，这样大多数创新公司就没有机会了。已经成形的公司，你给再多的钱，它也是那个样子，有了自己的框架，前景一目了然。最好的机会在上海，但必须要有能力的专家，尽快把该投资的企业选出来，不能拖，拖三五年就没有机会了。

        对此，吴辰冰也给予佐证，国外有比较完善的风险投资环境，国内的风投希望把风险降到最低，这不算是真正的风险投资。资金的导向要能指向创新，能代表趋势。这是政府不能替代的，政府资金要做自己的事，不能太讲究回报，不能把自己当成投资人。

        大学院所等研究机构不应该太讲究经济效益，学校不是做产品的地方，只有长远发展才能支持整个产业的发展，学术界搞好基础研究，药企的创新产业也就自然起来了。要让大学教授安心做基础研究，没有基础研究是很危险的。有了强大扎实的基础研究，产业才能有持续发展的基础。

 十、攻坚大项目

        前述两个优势产业之外，上海承载着几个大项目。今年燃气轮机和航空发动机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大专项，这两大专项和上海很有渊源。言及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出人意料的是，不管是体制内的院所专家，还是体制外，乃至跨国企业的高管，都认为，就中国目前的现状，采用举国体制或许能在一些重大项目上抢得先机。

        2015年1月20日，博世中国总裁陈玉东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谈及中国的科研系统的改进时说，应该把国家科研经费聚焦，钱统一管理，统一使用，上下协调。做一个高端产品，如果每个人每个单位都做，谁都做不出来。但是靠国家战略可以投钱组织一帮人做，各自分工，做完以后知识产权共享。第二个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大家去创新，有抄袭就给足够的惩罚，国内产权犯罪成本太低。第三，创新谁都给机会，只要有本事，就让他们承担国家战略，放手让他们去竞争。我们做研发，就是谁能给我们做出来，谁的研究最好，就让谁做，而不是说只给863项目，只给985学校，只给中科院。

        翁史烈院士是热力涡轮机专家，他对上海的燃气轮机的发展如数家珍，上海是中国最悠久的动力基地。本世纪初我国发展燃气轮机的战略是“打捆招标，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上海电气集团和西门子公司合作生产的几十台重型燃气轮机已在发电厂安全运行，产品质量比较可靠,没有什么重大事故公开报导。众所周知,对新型装备而言质量可靠、运行安全是最最重要的。长三角经济带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非常提倡发展经济带，这很正确!单看上海，可能还不能完全配套燃气轮机项目，但把南京、无锡、杭州,即长三角这些城市结合后，燃气轮机的产业链就非常完整而强大:有燃气轮机主机厂、燃气轮机配套专业厂(包括叶片制造，自动控制系统，高温材料，蒸汽系统配套)、燃气轮机试验基地等等,而且都是很强的单位和企业。还有一点，大飞机项目在上海，大飞机发动机项目也在上海，而航空大飞机的发动机技术和燃气轮机的技术是相通的。

        在十几年之前，上海电气集团和西门子公司、哈尔滨电气集团和GE公司、东方电气集团和三菱公司的合作并行开展，没有侧重，将有限的力量分散，导致此后燃气轮机攻关功亏一篑。4月27日，翁史烈院士在为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的同学做关于燃气轮机的演讲时，言及当年，数次不无遗憾的感慨，他强调，举国体制一定要有责任主体，一定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科研管理能力。翁史烈院士对于资源整合抱有殷切期望，”我深信在强有力的体制和机制下中国在7-10年后会有自主品牌的重型燃机;2030年左右,有望跻身于世界重型燃机的先进行列。“在回去的路上记者和老院士同乘一车，这个为燃气轮机奋斗一生的八旬老人一路不住在憧憬着未来10年、20年之后，中国工业2025、2035的盛况。

 十一、国家实验室须汲取海外经验

        目前上海有两大科学装置，上海光源中心和蛋白质中心，这两个大科学装置将上海的科研水平大幅提升。这两个装置还在建设当中，而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他们积累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美国顶尖智库布鲁金斯（Brookings）学会近期发表了一份报告，认为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科研力量，在完成国家层面的任务之外，本应为促进所在地的产业创新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同时，在相关机制层面，对美国国会、能源部、实验室的管理者做出了一系列建议。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建议是关于国家实验室的管理架构，文章指出，虽然个别实验室拥有强大的跨学科研究能力，实验室系统的整体组织结构，仍然被过度分割为研究板块和任务板块，使其很难坚持适应行业需求。根据其过往的传统分工不同，每个实验室处理技术转移和商业化的方式也不同。例如，主要由科学办公室管辖的基础科学实验室，以及负责管理核储备的实验室，与私营部门的关系，相比能源实验室就有很大不同，后者更多地向产业部门开放。虽然每个实验室的任务不同，但并不排斥分享技术转让和商业化的最佳实践、通用标准。只是能源部并未在整个实验室系统中传达经济优先这一理念。部长莫尼兹努力将一批能源实验室、科学实验室都置于一个能源与科学部（the Office of Science and Energy）的管理之下，该部门将负责监管大多数与武器无关的国家实验室，通过这样的做法，能源部得以逐步扩展系统的综合性，能解决跨学科的问题，更好地满足行业需求。

        此外，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经费管理需要有灵活的机制，应考量地区经济或技术投资的变化。例如，如果铝价格上涨，而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想与田纳西州东部的汽车供应商合作，研发更廉价的替代材料，那么实验室可以在10项基金中选择一项，而难以交叉利用这些资金来源。在类似的条款限制下，实验室的管理费用（非项目成本）受到极严格的控制。由于能源部和国会对成本的监管如此严格，实验室管理者没有机会利用手头资金参与地域性的创新研究活动。几乎所有技术转移的资源都来自管理部门的基金资助，因而这一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

十二、激活国企科创活力

        2014年11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海立集团的自动化车间“钣金车间”，这个自动化车间在中国自动化领域具有很高地位，被视为模范。但令记者感到诧异的是，这个不大的车间的建设时间为七年，是海立一边生产一边整改，利用生产间隙来整改，所以整整花了7年。但即便如此，也是国内翘楚。对于这样重要的集成技术，在发达国家 早就实现了技术，为何在国企这样不受重视，只被视为副业。即便暂时由于用工成本的原因，在经济上没有动力，也不应如此慢待。

        科技创新投入大，见效慢，往往国企领导一任任期已过还未见效，所以搞科创是个牺牲效益为他人作嫁的苦差。由此反推，也就不难理解科创乏力了。

        但是上海的国企是国企序列的精英，实力雄厚，很多技术难关只有国企才能担当重任，还以海立的“钣金车间“为例，据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海滨介绍，由于海立常年使用机器人，积累的很多产品使用方面的经验，上海新时代就得以与其合作，并共享这些信息，大大加快的机器人设计工作。

        康鹏举认为，上海电气已能制造世界上最大的火电机组。上海国企体系人才层次分布合理，有做基础设施的、信息的、半导体的，有制造大设备、做大系统集成的，非常适合成立科技创新中心。

        所以，如何调整国企领导的考核体系，调动其投入科技创新，是盘活国企科创的重头戏。

 十三、外企也是中国科创力量

        博世中国总裁陈玉东言及中国科创，特地强调，不要排斥外资，在中国就应该视它们为中国的创新力量，我们博世中国99%的员工都是中国人，每年在中国交几十亿元的税收，所有盈利都留在中国，为在中国的再发展做准备。而且中国是博世的净资金流入国家，不是挣了钱就拍屁股走人。我们买地买楼，我们90%以上的房地产都是自己买，自己建的，就是为了未来长期扎根。我们希望国内要想办法把这些企业调动起来，我们有很优秀的工程师，可以为中国制造做东西。我们开玩笑说，其实我们也是中国企业，在国内研发，国内生产，和国内企业没有什么区别。

        GE中国研发中心电气领域（含电力系统、电力电子、控制与电子系统）研发总监康鹏举2014年12月9日对也对记者表示，上海非常开放，基础设施齐全，很多五百强企业都在上海有研发中心，有人才优势、地域优势，与国际接轨，很多东西跟国外同步。特别是在工业互联网时代，应该是有所作为的。海更适合做一些智能设备和大系统的研发。上海积累的人才的能量是极大的，怎么把这些人才整合起来，和国际大公司合作也好，和本土企业合作也好，总之要能够创造一种合作的平台。比如GE在电动汽车领域有多年积累，我们很愿意就这方面的技术跟中国企业合作。GE在工业互联网领域也希望和国内企业加强合作。

十四、科技园区眼光要放远

        2015年1月26日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张江高科技专访了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干锦，彼时，刚刚划入上海自贸区的张江高科技园区，筹划建设“国际创新中心”，它的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可容纳5000人入驻创业，是具有复合型功能的综合体，被称为E-park。”陈干锦进一步解释，“对于入驻孵化器和加速器的企业，我们将给予更大的支持力度，会有更多的政策，譬如已经施行的‘双千计划’，使得创业者的的居住成本、创业办公成本月均只需1000元左右。”

        更为重要的是，张江集团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参与项目的股权投资。”对于风险投资业务科技金融创新尤为重要，陈干锦告诉记者，科技投资的前期有风险期，需要“专家会诊”，若参照自贸区金融创新的相关政策，引入国外的资金，可以降低创新企业的融资成本。

        中小初创企业抵御风险能力低，在企业初创时期，需要一个全方位的保姆，而一个专业科技园区是再合适不过的保姆。 上海大学解学梅副教授为此撰写文章，他认为创新机制比创新本身更为重要。良好的协调机制在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创新过程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因此，构建多层次的协同机制，并将其制度化，是推动协同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要有一个超越地方利益、跨区域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正式协调机构来进行协调和管理，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瓶颈，现有金融体系无法满足其创新发展的要求；并且缺乏吸引优秀技术人才的软硬件条件。企业协同创新不仅需要内部资源的投入，而且需要外部协作网络的支持。外部协作网络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创新服务体系、产学研合作机制等。很多中小型科技企业习惯以模仿来获得生产技术，且较少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实质性的交流合作。此外，虽然目前很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每年都有大量的科研成果面市，但是企业、大学以及科研机构之间的协作网络尚处于断层阶段，科技资源的转化率较低。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往往缺乏基础研究的知识储备，很难依靠自身的研发力量在重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所以，我们认为园区需要从包租公转型为投行、保姆，能够放远眼光，不计眼前利益地为初创企业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的服务。

十五、移民即创业活力

        2015年1月的《外交》杂志刊出一篇旨在批评美国移民政策的文章，我们翻译了这篇文章，”过去的三十年，美国创业公司所占的比例已经显著减少。”

        文章仔细梳理了移民与创业活跃度的关联，“相对于美国大众，外来移民更富有冒险精神。如果在时间上进行纵向比较，移民的创业率是土生土长美国人的两倍。杜克大学一组调查团队的报告指出，1995至2005年间，新成立的科技公司中，移民创办的就占到了25%。2005年，研究团队发现，移民企业家掌舵的公司拥有45万雇员并且市值高达520亿美元。然而，美国政府的政策却使得移民们很难留在美国，除非他们能给经济发展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举例来讲，H1-B类型的工作签证可以允许某些专业领域的公司雇佣外国员工。此项提案却在众议院一波三折。反对的议员认为进行改革应从小处着手甚至根本无需改革。

        美国拒绝的移民越多，其丧失的创业优势也就越大。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智利，已经着手利用美国这一存在缺陷的移民政策。2010年，智利开始花钱吸引外国企业家到访智利与当地企业交流半年。为了吸引外国人移民智利，名为 “创启智利”（Start-Up Chile）的项目也在同年上马。此项目可以为外国人提供四万美元，免费的办公地点，网络接入和指导老师。截止到2014年6月，项目吸引了超过来自112个国家的12000名申请人，其中来自65个国家的810位申请成功。迄今为止，优惠政策吸引了132家企业落户智利，并为其带来了约2600万美元的资金。全世界的投资人开始更愿意投资“智谷”（Chilecon Valley）。

        如果将上文中的移民和外地人、智利和江浙相对换，有相当高的重合度。

        Skype创始人尼古拉斯•曾斯特姆认为，创业精神是经济的巨大引擎，因为在成熟的行业，将会有成熟的公司提高利润。可能他们在各处一点点成长，效率慢慢增加，他们生产的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但是创业者要做的是以一张干净的纸或者一个干净的白板开始，并思考“我们怎样以不同的方式做这件事？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或技术遗产，我们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做这件事吗？”。他们可以创新地提出一种商业模式或者一种产品，它只花费现有产品成本的十分之一，却提供十倍于现有产品的效率。共享经济，是提高未被充分使用的资源的使用效率的一种创新。这是伟大的事业，它正在提高经济效率。

        同样的，创新精神对于大企业遍地的上同样珍贵而稀缺，从创新精神对经济的提升角度，也应该更加大度的吸纳外来人口。

        澎湃新闻的调研在此做个小结。我们的系列社论曾提出“自由的工场”、“创新的竞争”、“宽容的力量”三个主题。但还有一事十分重要。那就是，将来为国企、院所倾注充沛的资源，也去掉了此前种种考核的束缚，但改制并不等同于不再监督，在宽松的投融资环境下更需要公开、透明的运作程序。希望科创新浪潮开启新的繁荣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