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白日旗是怎么来的：国民革命军军旗小史

军旗的诞生

军旗，是象征军队的旗帜，是军队荣誉、勇敢和统一指挥的象征，一般由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制定和颁发。军旗由旗幅、旗杆和旗顶组成，其规格、质料、颜色、图案（字样）及制作方法，按各国军队的相应标准来规定制作。

要说国民革命军军旗的历史，还得从兴中会会员陆皓东说起。陆皓东（1868—1895），原名陆中桂，字献香，后以号行。陆皓东出生于商人家庭，但他并没有选择继承祖业，而是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参加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兴中会。

        

组织革命军，并以武装起义的方式来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这是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一步。那么该使用什么旗号来进行武装起义呢？孙中山将旗帜设计的任务交给了陆皓东。经过陆皓东的精心设计，青天白日旗诞生了。

青天白日旗中的青色代表光明纯洁、民族和自由；白色代表坦白无私、民权和平等；白日的十二道光芒，代表一年十二个月，一天十二个时辰，也象征着国家的命脉，随着时间的前进永存于世界，更鼓舞国人与时俱进、自强不息。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华民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

这一设计在经过孙中山的补充诠释（将旗面内容缩小为旗面的四分之一，置于旗面左上角，旗底采用红色，意为革命牺牲奉献的精神）后，于1895年3月16日在兴中会总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的会议中得到通过，就此确定了革命军的军旗，会议还决定在同年10月计划发动的广州起义中正式打出军旗。遗憾的是，由于消息泄露，广州起义未能成功，军旗也因此没能被使用，此后直到1900年10月惠州起义时才正式打出青天白日军旗。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确定了以五色旗为国旗和十八星旗为军旗的方案。由革命军所使用的青天白日军旗因此淡出陆军，改被海军采用，使其成为海军军旗。

        

司令部旗帜的成形

经过护法和护国战争后，孙中山于广州重新竖起革命大旗，他在1921年5月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提出重新启用青天白日军旗，并改定该旗为国旗。这一提议最终在1924年6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中得到通过。与此同时，还确定了陆军军旗的图样——将原本置于左上角的青天白日改置于旗面的正中位置。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方案曾在1895年的会议中被否决，此次是重新取用。至于海军军旗，仍然沿袭民国初期就确定的样式。

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的军旗随着军队所到之处走遍大江南北。但由于国民革命军内部派系繁杂，尤其是收编了大量的北洋残军和地方军阀部队，导致陆军军旗式样层出不穷，十分不符合规范。比如西南地方的军阀除了青天白日军旗外，还打出了封建王朝特有的统军将领姓氏旗；又比如西北地方的军阀，为了图省事，竟然沿袭清政府的三角龙旗，只是将图案改为青天白日，显得不伦不类，在旗面的用布、旗杆的长短上也很不统一。

        

在部队的番号区分上，也是花样百出。以黄埔军校师生为基础的部队使用的部队旗，在旗面的番号标注上能够统一使用“国民革命军第×军”的字样（当时只有军级单位拥有司令部旗帜）。但对杂牌军来说，番号格式就很混乱，有的写着“中华民国陆军第×军”，有的写着“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军”，还有的直接写“陆军第×军”。番号的位置也极不规范，按照原定式样，番号应置于旗面左侧靠近旗裤（穿旗杆的部分）边的白条上，有的地方军阀却将番号直接打在旗面的红色位置处，还有将番号写到旗帜右侧的例子。

        

有鉴于此，蒋介石在经过1930年的中原大战并重新取得全国领导权后，开始正式规范陆军军旗的使用标准，并于1932年下发各部队遵照执行。

根据规定，陆军军旗需依照“横直八与七之比例，用红羽纱或红绸布为地，内嵌面幅四分之一青地，中置国徽为中心”的标准，司令部旗帜只限定师司令部可以拥有（国民政府从1929年起以师为战略单位，取消了军司令部旗），采用“红羽纱或红绸布为地，横宽144厘米，直长96厘米，内嵌四分之一青地，中置国徽，缘边加缀12厘米长黄色丝穗，靠旗杆一边镶白绸一幅，宽9厘米，长68公分，上下各距旗边14厘米，中缀黑纱制成‘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军（或师、独立旅）’字样，上冠朱红旄”。同时，国民政府对于相对统一使用地海军军旗也给予规范，规定“海军军旗制式一如国旗，惟一切配件均按军旗制定”。

在确定完军旗及司令部旗，国民政府又于1935年仿照日军的联队旗制度，批准步兵团及各兵种团也可以拥有“团旗”，并分批对各步兵团及兵种团授予“团旗”。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年，即1939年，国民政府根据战争需要重新调整了陆军野战部队的编制，确定以军为战略单位，军司令部旗帜再次被启用。与此同时，军旗的使用标准也在完善，其中变化最大的一点就是在军旗上增加一面三角旗，上书“军”、“师”、“团”等字样，以方便友军迅速识别。

        

以死护旗

军队所到之处，都会出现军旗，如陆军军旗、军司令部旗、师司令部旗、团司令部旗。平时，在行军队伍的最前方会由专人负责举旗，以示军威。在北洋政府时期，军旗由部队任命的掌旗官专职保护，国民政府时期取消了旗官的编制，改由司令部特命副官来承担这一职责。

在战时，为保护军旗，许多部队只会将常用的陆军军旗抬出，各级司令部旗帜则收起保存，由副官看护。但有的部队为了鼓舞士气或迷惑对手，也会冒险将司令部旗帜放出。比如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期间，第190师师长梁华盛为迷惑敌军，将各级司令部的军旗、师旗、团旗全部插在前沿阵地，使日军误判对手指挥部所在位置，结果日军在错误进入中国军队早就布置好的伏击阵地后遭到重创。

        

如果打了胜仗，自然皆大欢喜。但如果打了败仗，尤其是陷入重围，随时有被歼危险时，部队长为避免司令部旗帜被敌军缴获，会命令专职副官设法保护突围，又或者就地焚毁。

在1937年南京保卫战期间，第87师521团中尉副官韩时忱就在日军入城时承担起保护团旗的任务。为保住团旗，韩时忱将团旗从旗杆取下后揣入怀里，他在5名士兵的保护下换上便服向挹江门转移，打算从那里经下关渡江。转移时，其中1名士兵为了保护韩时忱而头部中弹身亡，其余5人则继续向目的地前进，并从城墙上残留的梯子攀爬到城外。

抵达江边后，韩等5人从沿江一家木厂里扛出几根粗大的木棍，又用马路旁边找来的电线捆绑扎实后投入江中。他们冒着日军战斗机的扫射成功抵达江北，并在徐州将团旗交给团长郏国选。韩因保护团旗有功被提升为上尉副官，奖励法币100元，其余4人也都分别受到嘉奖。

在1939年的桂南会战中，第49师遭到日军重创被迫突围，该师所属第145团的团旗保护任务由中尉副官李锐舟负责。为使团旗安全转移，李锐舟在1名军官和5名士兵的保护下在夜间开始行动。一路上，李锐舟等人不断遭到日军轰炸机的轰炸，所幸无人伤亡。

当他们艰难抵达宾阳时，被1名站到石台木桥的士兵发现后鸣枪警告。李锐舟以为这名是友军，便打着手电筒向其靠拢，并询问对方是哪个部队的。没想到一开口，周围突然站起不少人，其中有3名士兵将李锐舟包围，1人还抓起他的衣服领子，开始用日本话质问。李锐舟这才发现对方竟是日军。

为保护团旗不落入日军之手，李锐舟当即将抓他衣领的日军推开，随后举起手枪连发3弹。日军士兵没有想到这名中国军官在落入敌阵后会反抗，除了中弹倒地的那名士兵外，其余人都楞住了。等到李锐舟身后其余6名护旗官兵也开枪射击时，这些日军才纷纷反应过来进行还击，但李锐舟已经趁着混乱迅速通过木桥脱离危险。李锐舟脱险后，发现与6名护旗官兵失去联系，便只身一人进入水田隐蔽前进，终于成功将团旗带出日军包围圈，并将其交给团长温忠良。

上述两个事例都是成功将司令部旗帜带出包围圈，并交还给部队长重振军威。但也有部分部队长在危难中放弃把旗帜带出包围圈，这时他们会如何处理司令部旗帜呢？

在1944年的许昌保卫战中，新编第29师师长吕公良于城陷之际下令将师旗焚毁。在焚烧前，吕公良对着师旗含泪说道：“师旗是新29师的灵魂，万一落入敌手，将给中华民族造成莫大的耻辱，为保持我守卫许昌城池官兵的名节，突围前将其焚烧。每个有民族气节的弟兄们，要像师旗一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突围中不论是生是死，都要为师旗增辉！”吕公良的话和行为起到应有的效果，包括他在内的新29师大部分官兵都在许昌城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同一年发生的桂林保卫战中，第131师师长阚维雍力战身亡。为了不让阚维雍的遗体落入日军之手，也为了保护师旗不落入日军之手，副师长郭炳祺命令将阚师长的遗体用师旗包裹，并掩埋进司令部附近的一个交通壕内。但在桂林沦陷后，日军找到阚维雍的遗体，为表示敬重，将阚的遗体重新殡殓入葬。至于师旗的下落，就再也没人提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