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学》创刊：沪上学者聚议，“上海学”如何可能？

        最近几十年，上海史研究方兴未艾，在海内外拥有庞大的学术队伍，出版了大量资料和论著，俨然一门显学。5月6日上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济济一堂，沪上老中青三代上海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在庆贺《上海学》出版之余，各抒己见共话“上海学”。

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

        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远不止于一个地方性城市。华东师大杨国强教授指出，作为一座城市，上海形成和发展于19世纪中叶，与中国的近代化是同一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城市难以匹敌的。他说，一开始，外贸在上海，海关收入在上海，口岸知识分子在上海，西方知识分子集中在上海，各种思潮涌入上海，革命在上海，改良在上海，五卅运动在上海，等等，一直到今天，浦东新区、自贸区仍在引领全国、影响全国。

        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也在发言中强调了上海曾经的辉煌：上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出版文化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国民政府时期还一度扮演了“影子”政治中心的角色：当时的政治中心在南京，但达官贵人都住在上海，两地有京沪夜车往返。政商要人常常在上海聚头商谈，第二天再到南京发表意见。今天的上海虽然不像以前那样突出，但仍然是重要的经济中心。

        上海自开埠以来备受世界关注，关于上海的研究和论述也渐成气候，但似乎尚未跳出“地方性知识”的窠臼。在这种环境下，上海师大苏智良教授指出，作为国内上海史研究的重镇，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推出由周武研究员主编的《上海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颇具学术意义。

首次正式祭出“上海学”的旗帜

        《上海学》主编周武表示，“上海学”不是今天才有，江闻道先生早在1980年就提出了这个概念，但他基本上将上海学等同于上海史。1986年，周武的老师陈旭麓先生提出在上海史的基础上推动“上海学”研究，并发表《上海学刍议》，界定了这一概念。

        陈旭麓在《上海学刍议》一文中说：“上海学当然是以研究上海为对象，但它不同于上海史、上海志，史是记述它的过去，志是分载它的自然和社会诸现象，学高于史、志，是它们的理论升华……上海学应该是从对于上海的分门别类及其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找出它们的联系和内核，由此构成为研究和发展上海这样一种都市型的学理，富有上海的特殊性，又含有都市学的共性。”

        周武的同事马军研究员则将上海学、上海史研究追溯到1930年代的上海通志馆。“柳亚子、胡道静等先生带领的一批人，开启上海史的第一个时代。尽管社会环境动荡，他们仍在短短的时间里编纂了1000多万字的《上海市通志》稿，为上海史研究奠定了厚重的基础。”马军说。

        周武表示，今天重新提出“上海学”有三个愿景，一是呈现上海外在和内在的城市精神气质；二是希望把上海城市变迁放在江南、国家、全球的整体变迁格局中加以考察；三是吸引海内外同行共同推进研究。

        就“上海学”这个学术概念来说，虽然此前有所讨论，但终显零散，底气不足。《上海学》前两辑的推出，代表了大陆学界的最新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把此前的概念付诸实践，假以时日，长成参天大树，亦未可知。

众所纷纭“上海学”

        不过，关于“上海学”，与会的专家学者颇有一番争鸣。

        杨国强教授指出，上海学的主体还是上海史，但上海学跟上海史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古今贯通的，学科贯通的。只有打破学科壁垒，走出碎片化的迷障，从大的视野、大的问题意识着手，才能拥有大的格局，从而超越“地方性知识”。

        华东师大退休教授王家范则直言对“上海学”这个名词不“感冒”。在他看来，上海史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有很多精彩纷呈的内容有待发掘和呈现。只有细节呈现出来，才可能把上海史提升到一个境界。

        上海市文史馆研究员沈祖炜则表示，对上海学概念是否认同可以研究讨论，但有人举起“上海学”的旗帜，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研究人员汇聚到这一旗帜之下。杨国强就表示，回顾20世纪的学术史，在中国，顾颉刚主编的《禹贡》、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影响了一代学人；在西方，年鉴学派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这个杂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见，学术期刊对培养和凝聚学术团队、推动学术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冯绍霆认为，1980年代中期就有“上海学”的提法，但那时时机似未成熟。至少经过中外学界这么多年的积累，“是时候举起‘上海学’的旗帜了”。

史料开发和整理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在谈及“上海学”的构建时，不少学者指出史料发掘和整理的重要性。

        王家范教授表示，上海史还有大量史料未被发掘整理。他举例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最近发表了几篇关于上海的史料（取自《上海的将来》），但关于上海房价的分析实属皮毛之见。有一种非常能够说明当时房价高低、民众承受能力的资料，是商务印书馆从宣统元年开始出版的《上海指南》。“大部分研究者只用过第一本，我现在搜集过8本，实际上至少有50到60本。有时一年出版2本，一直到1948年。假如把这些《上海指南》按时间顺序细致比对，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城市变迁的信息。”

        周振鹤教授素以搜集近代文献为乐，他的近代文献收藏在学界颇负盛名。谈及上海史料之丰富，他以日本为例，“关于上海的书就非常之多，简直难以计数，甚至有许多非正式出版物，价值都很高。”比如，1930年日本有个“邪门左道”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头头曾经来过上海，他的文章就收在一本非正式出版物里。其中提到土山湾，并配了好几张照片——现在看来都很珍贵。

        对于《上海学》设有“新史料”这个栏目，苏智良、周振鹤等教授都表示赞许和支持。毕竟，无论是上海史研究，还是上海学建设，都需要厚实的史料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