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札记：2020年的G20峰会会是什么样？

        没想到渥太华比纽约还要暖和。树木刚刚吐绿，丽都运河（Rideau Canal）上偶然能看到漂浮的落叶和飞絮。有个学生躺在草地上，拿一本书盖在脸上睡觉。有人跑步，有人骑车。

        出租车司机听说我是从纽约飞来的，对我表示极大的同情。他很爱说话，一路上介绍哪里是大学，哪里是博物馆，哪里是国会，哪里是大使馆。快到宾馆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接过很多纽约来的，来了都不想走。

        我来这里是参加加拿大智库全球治理创新研究中心（CIGI）和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TEPAV）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主要讨论在今年的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以及明年在杭州召开的峰会上都能谈什么议题。

        参加会议的大腕很多，比如最早推动G20的加拿大前总理Paul Martin、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Adam Posen、加拿大央行副行长Timothy Lane、土耳其央行副行长Turalay Kenç等。Paul Martin的主题演讲已经在CIGI网址上公布了，提供一个链接，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自己去看：https://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strengthening-multilateral-institutions-g20-priority。由于是闭门会议，以下介绍的观点就不注明发言人的姓名了。

        第一节讨论的是土耳其议题。土耳其议题集中在三个“i”：implementation（践行），investment（投资）和inclusiveness（包容）。Implementation强调的是要贯彻执行G20峰会以前提出的各项议题，尤其是去年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峰会上提出的2%增长目标。Investment是去年布里斯班峰会首次提出的，今年的安塔利亚峰会将试图提出各国的具体投资计划，尤其强调这些投资能如何促进增长目标的实现。Inclusiveness旨在提高G20的包容性，尤其是增加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和青年一代的参与。

        增长和投资议题很可能也是杭州峰会继续关注的。布里斯班峰会之后，各国报告了1000多个支持增长的政策，看得人眼花缭乱。这就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是政策项目太多，很可能毫无重点，各国只是把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情，甚至是已经做得差不多的事情拿出来滥竽充数；但要是浓缩到一国只提三五个重点项目，也可能会夸大政府的作用，毕竟，经济增长很可能是无数小的项目点滴积累，汇聚起来的。

        从布里斯班峰会提出投资议题，到中国的亚投行倡议得到了将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支持，可以看出，投资的重要性已经受到普遍重视。有的代表提出，从当前情况来看，投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好的投资项目不多。当然如此，要是能赚钱的项目俯拾皆是，私人投资者早就闻风而动了，哪里还需要G20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关注投资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得长远。从长远来看，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会带来更多的投资需求。看看非洲、中东、南亚、拉丁美洲，甚至北美，基础设施投资都面临着巨大的缺口。我这次才从巴西朋友那里了解到，像巴西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几乎没有铁路！有一次要运兵，士兵们在卡车里长途颠簸，运到目的地，已经死了很多兵。当然，投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融资问题，往深处看是政治问题，要看政府是否高效、积极。

        G20到底应该集中谈短期问题，还是也要谈长期问题呢？代表们有很大的分歧。财政部和央行的官员、专家们都认为，不要贪多，还是集中谈财政货币政策吧。欧洲代表说，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结束呢，先把希腊的问题摆平再谈更长远的改革吧。但像Paul Martin这样的政治家，以及外交官背景的代表则更倾向于把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问题也纳入讨论。一位代表告诫，安塔利亚会议之后马上就是巴黎气候大会，大约一年之后就是杭州峰会。如果在杭州峰会上没有讨论气候变化问题，会在国际舆论上引起巨大的反响。

        第二节讨论的主题是特别提款权（SDR）和IMF改革。多少出乎我意料的是，几乎所有的发言代表，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欧洲，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一致赞成把人民币纳入SDR。有一位研究SDR和IMF历史的专家讲，是否把人民币纳入SDR，是IMF向外界释放的重要信号。技术性的问题都好解决。历史上，曾经加入SDR的货币并非都是完全可兑换的。另一位代表提出，2015年让人民币加入SDR可能太早，但要是到2020年才让人民币加入SDR又会太晚，这是考验IMF智慧的时候。比如，IMF完全可以先让人民币加入，但可以不按中国GDP的规模给予人民币相应的份额，可以先少给一些，然后随着中国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再把份额提高。

        SDR改革是小问题，大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改革。Paul Martin的观点非常鲜明，G20要是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得强化和国际组织的联系。要想改变世界，不是要参加G20峰会的领导人们自己捋起袖子干，而是要支持那些需要改革、想要改革的国际组织。他列举了很多国际组织，除了IMF、世界银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甚至还谈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等。世界已经变了，美国也要跟着变。如果美国不支持IMF改革，就会逐渐丧失领导地位。美国会有麻烦，其它G20成员国都会有麻烦。美国应该想明白：不管有没有美国的支持，IMF等国际组织都会进一步加强和G20的合作。

        第三节讨论的是全球失衡和宏观审慎监管。这是老问题了，但最近又遇到了新情况。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是全球失衡讨论的焦点，美国最喜欢指责中国贸易顺差太多。如今，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显著减少，但其它贸易顺差国，比如德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对策，也没有任何改变，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7%。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比如今年的主席国土耳其，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8%。土耳其最艰难的挑战还没有到来。假设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定”（TTIP）谈成了，土耳其就得向美国开放市场，美国货会如潮水般涌进来，但土耳其的竞争力不强，无法趁机扩大对美国的出口，结果是贸易逆差会进一步扩大。到时候，怎么办？

        在座的金融监管官员、专家们似乎对宏观审慎政策都不乐观。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金融机构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很容易出现各种溢出效应，犹如赤壁之战的时候，战船连在一起，一把火烧过来，谁也没处躲。一位美联储高官说，不要总是责备我们用量化宽松政策，我们是有别的选择，但别的选择都更糟糕，最后还是不得不用量化宽松政策。就算各国央行有自己的苦衷，我们还是得承认，要想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单靠货币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第四节讨论主权债务危机。十多年之前，IMF副总裁，著名经济学家Anne Krueger就指出，没有一个主权债务重组的国际安排，是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敞口漏洞”（gaping hole）。IMF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试图通过改革其贷款机制，应对传统的救助或债务重组无法应对、或代价太大的复杂问题。联合国理事会在2014年9月也提出要建立“主权债务重组的多边法律体系”。希腊和阿根廷的债务风险让金融市场胆战心惊。最近，一些新兴市场，包括智利、埃塞俄比亚、墨西哥、越南和卡扎科斯坦在发主权债的时候，附加了“集体行动条款”（collective action clauses），就是想把自己择出来，不要重蹈希腊和阿根廷的覆辙。

        第五节的讨论和第四节有紧密联系，主题是如何加强金融监管。这主要是发达国家关心的问题，但今年这一问题更为迫切，是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巴塞尔委员会打算在安塔利亚峰会上达成一项关于总吸收损失能力（total loss absorbing capacity，简称TLAC）的国际协议，即要求对全球银行体系具重要性的银行（GSIBs）将其资本比率提高，或许会高达25%，以加强银行陷入财务困境时的风险缓冲。这一协议的背景是，如何才能加强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监管，最理想的是让他们自己更守纪律，不要惹了麻烦之后还让政府掏钱救助。

        说实话，我在这一节讨论的时候走神了。但偏偏有代表指明让我讲讲，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怎么参与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讨论。我想起来美国前任财长部长保尔森引用王岐山的话。王岐山对保尔森说，我怎么才敢还相信那些华尔街的老师教我们的东西呢？现在的金融监管者一则缺乏对银行数据的充分掌握，二则没有能够震慑市场的政策工具，我们怎么才能相信现在的金融监管改革，走的是一条正确的方向呢？

        我在自己的FT中文网专栏文章中曾经谈到，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推出的多德－法兰克法案（Dodd－Frank）试图对金融体系实施全面、严格的监管，但仔细阅读各项条款，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无厘头的规定。比如，第232款规定，必须增加少数民族和妇女在金融机构的管理岗位；第1502款规定，禁止各个银行的产品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有关联。这种事无巨细都要染指的监管，真的能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吗？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多德－法兰克法案试图撇清银行破产和监管机构的联系，其基本思路是，如果银行出现了问题，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不要再花纳税人一分钱。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天真，而且是危险的。让银行自己付棺材钱，这个钱就不会转嫁给它们的客户？要是银行真的能自己做到不会犯错，还要金融监管者干嘛？从历次金融危机的历史来看，央行和金融监管者的最重要职责就是关键时刻要挺身而出，不是还没有出事就把自己撇清。

        不妨设想一下2020年的G20峰会会是什么样子。如果G20能够做得更好，尤其是通过安塔利亚峰会和杭州峰会，让人感觉焕然一新，其国际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大，很多重大改革会在G20推动下顺利前行。到那时，金融危机的雾霾终于散去，新技术革命的曙光已经到来；人民币和其它新兴市场的货币都在SDR的货币篮子里面；FSB变成了一个日益重要的国际组织；WTO谈判又开张了，TPP和RCEP最终汇合成了FTAAP；世界银行、亚投行和其它多边国际开发银行联袂，在基础设施、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重要领域进行大量的投资；北京的天终于又蓝了。

        当然，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安塔利亚峰会没有任何进展，杭州峰会上美国处处和中国作梗，大家不欢而散。G20越来越碎片化，既失去了领导人的重视，也失去了大众的关注。IMF没有任何改革，全球贸易变成了几个相互敌视的“贸易区”（trade bloc）。峰会由沙特阿拉伯主办，但由于国内出现了动荡，沙特阿拉伯把会议外包给了迪拜。几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借故不参会，日本首相一边开会一边玩手机，墨西哥总统和阿根廷总统在一旁悄悄说小话。ISIS绑架了前来开会的美国总统特使，但他给自己叫冤：他是一个加拿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