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麻袋事件：视如废纸的内阁大库档案如何入藏史语所

        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发表了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在随后整理成的文稿中，王氏称“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并将“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列为最重要者（初稿见《清华周刊》74期，修订稿见《学衡》45期）。

        时隔二十年，顾颉刚、方诗铭等在总结近百年的史学发展时，亦提到了新材料的发现：史前遗物、甲骨文、青铜器、西北文物、内阁大库与军机处档案、太平天国史料，并断言其对民国史学的走向具有决定作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1920年代中期，内阁大库档案初得学界关注，王国维文内表彰的成果仅有罗振玉所辑《史料丛刊初编》，较之甲骨文与敦煌文献，可谓冷清；二十年后，明清档案的整理著录已成绩斐然，更有学者直接利用原档从事研究，此中原因，不能不谈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贡献。

史语所已初步整理未曾上架之档案       

八千麻袋档案：视同废纸

        1908年冬，醇亲王载沣命人至内阁大库中搜检清初摄政典礼旧档，未能检得，因旧档堆积充溢，阁臣遂奏请焚毁。适逢大库房屋修缮，大量档案移贮于文华殿两庑，未及迁移者仍杂乱堆于原库。由于内阁大库常年闭锁，外人极难一见，此番清理很快引起文臣的兴趣， “翰院诸臣因至大库求本人试策及本朝名人试策，偶于残书中得宋人玉牒写本残叶，宁海章检讨梫影照分馈同好，并呈文襄（张之洞）及荣公（荣庆）”（罗振玉：《集蓼编》，收于《贞松老人遗稿甲集》）。

        一日筵席上，张之洞忽问时任学部参议的罗振玉，大库何以存有宋本，罗振玉趁机游说，“虽残破，亦应整理保存”，并请由学部接收，将来移送京师图书馆，张之洞欣然允诺。最初的整理仍仅限于在档案中挑出书籍，原档仍拟照旧毁弃，罗氏随手检阅，见到乾隆时阿桂（1717-1797）、管幹贞（1734-1798）章奏，方意识到其史料价值，亟请于张之洞，停止焚毁，用破旧米袋装满八千袋，陆续送至学部保存，随后又移存于国子监敬一亭。

罗振玉 

       1912年7月，教育部设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国子监，同时接收了这批档案。1917年后，因地方局促，迁至午门、端门保存。历史博物馆资金窘困，主事者又不得其人，据邓之诚回忆，当时所谓的“整理”仅是将档案倾倒地上，部员“各执一杖，拨取其稍整齐者”（《骨董琐记》卷二），完全没有学者参与，最终草草检出敕诰、廷试策论等外观精美者陈列于午门楼上，其余则堆积端门门洞中，视同废纸。        

倒手与转卖：中研院史语所如何接洽

        1921年左右，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历史博物馆为筹措工资，报请教育部，将此批档案四分之三约十五万斤售与纸店作造纸之用。翌年年初，有档案散出至书肆，罗振玉与遗老金梁（1878-1962）先后购得数件，金梁四处访查，后经悦古斋掌柜韩益轩说项，自同懋增纸店以三倍之价购回，在彰仪门货栈赁屋三十余间暂存。保存、整理如此规模的档案，绝非个人之力所能为，加之直奉战争造成的局势紧张，罗振玉心力交瘁，遂于1924年底将档案以18000元售与李盛铎。三年后，因房屋漏水，李盛铎急欲出售。

李盛铎 

       1928年9月，傅斯年北赴上海商讨新近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事问题，11日与胡适以及恰好在沪成婚的陈寅恪午餐，席间谈及内阁大库档案。是年春，因传闻满铁有意购档，供职故宫的马衡等人大闹，反对出境，又致函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傅斯年，请其在中大设法，傅斯年与戴季陶、朱家骅商酌后，终因无钱作罢。此次胡、陈二人力主购买，声言如不买则不仅于学术上大有损失，亦涉及国家声誉。当日傅斯年即致函中研院院长蔡元培：

        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为一种之Donation，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之。如此则（一）此一段文物，不至散失，于国有荣。（二）明清历史得而整理。（三）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必可吸引学者来合作，及增加社会上（外国亦然）对之之观念，此实非一浪费不急之事也。先生虽辞去大学院，然大学院结束事务，尚由杏佛先生负责，容可布置出此款项，以成此大善事，望先生与杏佛先生切实商之。此举关系至深且钜也。（《傅斯年遗札》第1册，148-149页）

        所谓大学院，是新设未久的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蔡元培为首任院长，但因与国民政府官制不合，颇受诟病，舆论多要求改回教育部的旧称，蔡元培遂于1928年8月辞任院长，大学院实际已告停顿。傅斯年正是看中了大学院的余款，中研院筹备之初本是大学院下属，调拨大学院款项购买档案而后移交中研院，在程序上本无不妥。蔡元培亦乐观其成，当即致函负责处理大学院善后事务的副院长杨杏佛：“孟真来函，欲大学院以二万元购李盛铎所藏之档案，如能腾出此款，当然甚好，但几日内有法筹出否？”（《蔡元培全集》第5卷285页）几日后，傅斯年与杨杏佛见面，杨极高兴，称大库档案较之史语所新购的邓氏群碧楼藏书意义尤为重要，“大学院结束尚存款数万元，如为此用去些，非对不起梦麟先生也”（《傅斯年遗札》第1册151页）。

陈寅恪 

       款项确定以后，史语所方面当即开始与李盛铎接洽。因史语所行政尚在广州，在北方负责实际操作的是陈寅恪。清华研究院时期的陈寅恪，学术兴趣曾一度偏向明清史与满蒙史，其指导范围即包括“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又曾在北大兼授“《蒙古源流》研究”课程。1928年1月底，清华研究院毕业生陈守实在清华南园谒见陈寅恪，谈及明清掌故，陈寅恪抱怨《清史稿》草率成书，“乾隆以前《实录》，皆不可信，而内阁档案之存者，亦无人过问，清人未入关前史料，今清史馆中人几无一人知之，其于清初开国史，必多附会”；谈到李盛铎所藏内阁大库档案，陈寅恪希望清华研究院能有财力购回整理，后来陈守实又将此意转致梁启超，梁亦首肯，不过此事似乎始终未提上研究院的议事日程。

        因此，当史语所决定收购内阁大库档案时，陈寅恪颇为热心，甚至将此定为在史语所的工作计划之一，傅斯年在给陈的研究员聘任函上即表示，“闻先生于内阁大库档案中颇得重要史料，有意编辑，又得数种文书之蒙古史，思考校之，无任欣佩，颇思早观厥成，以树研究史学之表仪。”（《傅斯年遗札》第1册149页）        

半路杀出个竞争对手：燕京大学

        接洽的过程并不顺利。李盛铎最初开价二万，故大学院余款亦仅批给中研院二万，不过史语所很快遇到了竞争者燕京大学。燕京动议甚早，在中大决定退出时，即已开始联络。燕京方面由何人负责尚不清楚，揆之情理，应与洪业（1893-1980）不无关系。自洪业接掌历史系主任、教务长与图书馆馆长后，燕京的文史研究成绩卓然，洪业常出入于书肆之中，对扩充燕京图书馆的馆藏野心勃勃。更重要的是，燕京得到各方资助，经费充裕，就在同年初，哈佛燕京学社成立，燕京因而得以分享Charles M. Hall分拨的巨额遗产。

        李盛铎得知燕京介入后，遂抬价至三万元，史语所当即陷入窘境，甚至想到游说政府，由国家之力强制购买，不过很快被居中协调的李宗侗（1895-1974）否决，因其担心李盛铎怀恨在心，暗中扣留或损坏，且若政府出面，必须通过议案，程序繁琐。经过与李盛铎反复协商，李氏终于让步，准许以二万数千元出售，多出之数千元，陈寅恪拟由史语所经费内付给，如一时经费紧张，可商酌分期付款，并致函傅斯年征询意见：

        弟以为此物如落入燕京之手，殊不佳妙，且闻有八千麻袋之多，将来整理明清史料必不可少之资料，尊意如何？……李木斋（李盛铎）住天津，弟未往见，因未得十分把握，亦不能太空洞与之谈，即谈亦无益也。（《陈寅恪集•书信集》20页）

        11月14日，傅斯年回信，表示完全支持陈寅恪的方案。由于担心向蔡元培、杨杏佛层层请示将延误时机，傅斯年当即决定先行买下，以既成事实倒逼中研院承认：

        弟钞出兄函寄孑公及杏佛，此事不必待他们回信，因弟负责努力去。此研究所本是无中生有，凡办一事，先骑上虎背，自然成功。故弟今夏在沪办法，先提存数千元，备一时急转，其余尽力花之，否则杏佛不努力催下次款。今新预算已通过，大约下月可一切就绪矣。故署中所拟各事，放手办去，弟负全责。价值自然愈减愈好，否则按期无不可也。（《遗札》第1册166-167页）

        是年年底，李盛铎至北平，经马衡居中说项，李氏应许降价至两万元，陈寅恪当即将此喜讯函告傅斯年。不过转至1929年初，双方却因付款问题再生分歧。李盛铎要求必须于年内付清，而杨杏佛则表示年内仅能付满一万元，陈寅恪一面电告杨氏，请设法由中研院垫付，一面又虑燕京大学横生枝节。在2月2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明确表示，燕京得哈佛之款，经费充裕，但究为教会大学，“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陈寅恪集•书信集》24页）。

        由于当事人史料的缺失，目前尚无法确知后续交涉是如何办理的。根据陈、傅的书信，至三月初已付给李盛铎一万元，而余款亦已筹得，二人已开始商讨档案迁移北平及存放问题。五月，史语所由广州迁至北平，内阁大库档案亦随之运到，教育部将午门西翼城楼拨与史语所，专作档案存贮之用。

南京鸡鸣寺史语所旧址

史语所入藏了多少档案

        自1909年由大库迁出，至1928年入藏史语所，二十年间，内阁大库档案数易其主，由公而私，最后又由私人手中进入公藏。因历史博物馆售出的档案共八千余袋，学界习称之为“八千麻袋”事件，亦有学者径称入藏史语所者为八千麻袋，事实并不恰当，忽略了辗转播迁中的档案流散与损毁。

        据曾参与档案购买的同懋增纸店伙计回忆，历博散出的八千余袋系两次分别售出：第一次是永乐至万历年间档案，共十余万斤，由白纸坊商人合资买去，又分售与各县纸店，这批档案完全没有追回，从此荡然无存；第二次是午门外朝房和端门门洞内的档案，由同懋增纸店购得，共十四万八千余斤（朱伟武：《故宫明清文件档案流失的见闻》，见《文史资料选编》12辑）。金梁、罗振玉购回的系第二批散出的档案，共十二三万斤，并非全部，已有一部分流入书贾、遗老和藏家手中，许宝蘅与徐鼐霖、曹秉章即由悦古斋介绍，由城外十余里某村民家中买得五千斤，“刑部红本较多，非经水潮湿不能揭分，即已残缺余半者，只能弃之”（《许宝蘅日记》第3册894页）。而李盛铎后来购得者，亦非罗藏全部。罗振玉自藏的一部分由天津带至旅顺，借肃亲王善耆旧邸整理，“与其事者六、七人，主其事者曰何君福谦”（《静晤室日记》第4册3136页），后来捐赠与奉天图书馆。而李盛铎又于旧档中拣选一部分自存、一部分献于溥仪。史语所自李盛铎处买到的仅有约十二万斤，傅斯年估计为“七千麻袋”，较之历博售出者，已少近三万斤。

傅斯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李盛铎接洽购置档案的同时，傅斯年已与陈寅恪、徐中舒等开始制定严密的档案整理计划。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准备将史语所划为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九组，随着档案收购的进行，傅斯年遂有另设档案组之意。在1928年11月致蔡元培的信中，傅氏拟请聘任陈寅恪、马衡、陈垣、朱希祖、沈兼士、顾颉刚、罗家伦担任档案组研究员。1929年初，九组缩减为六组，即史料学组、汉语组、文籍考订组、民间文艺组、考古学组、敦煌材料研究组，陈寅恪为史料学组主任，“所谓档案云云者，即是这一组中事”（《遗札》第1册177页）。

        在实际运作中，六组最终又被压缩为三组，档案整理事改归第一组（历史组），同时成立了由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组成的明清史料编刊会，于1929年9月正式开始整理，在迁台之前陆续刊成《明清史料》三编，为民国时期的清史研究开创了新的范式。傅斯年希望史语所藉此一批档案而“声光顿起”，事实上已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