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动脚找材料，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开创清史研究新范式

        史语所购入内阁大库之初，傅斯年一次因档案整理“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而稍表失望，李济问道：“什么叫作重要的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闻之大笑，从此不提此事。傅斯年去世后，李济回忆起这段谈话，仍有所感：“那时在史言所工作的同仁，大家有一默契：一致同意史料的价值完全在它本身的可靠性；可靠的程度愈高，价值愈高。就这一标准判断史言所刊行的四十本《明清史料》，没有疑问的都占最高的地位。”（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所长纪念特刊》16页）

档案整理

如何整理内阁大库档案

        1929年5月，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广州北迁北平。不久，史语所成立由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组成的明清史料编刊会，五人皆为史语所研究员，其中朱希祖（北大）、陈垣（辅仁）均系兼任研究员，较少参与，陈寅恪是档案购买的直接促成者与执行者，但亦由清华兼任，不能常至所内，故档案整理实际是由徐中舒负责。至8、9月，徐中舒陆续将李盛铎存贮天津的档案调运北平，存贮于午门楼上。

        具体负责整理的是新近招募入所的书记员与工人，傅斯年恐其不能认真整理，与蔡元培、徐中舒商酌制定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第二工作室规则》十二则，将整理人员分为六股，每股由书记员会同工人两名工作，每日工作八小时、固定休息四十分钟，凡工作时间即闭锁大门，禁止出入，室内亦禁止交谈。档案整理大致可分为七步，费时最多的是去灰与铺平。

        史语所购入此批档案时，其保存状况不容乐观。纸店自历史博物馆买到档案后，将原装麻袋悉数除去，而改用芦席包扎成捆，档案受潮严重，渍水严重者甚至全成湿烂纸团。加之贮存日久，积灰严重，故整理者必须配备手杖、口罩、风镜等工具，据始终参与其事的李光涛回忆，“我们乃是整天的八小时都在字纸堆里爬进爬出，一片片的字纸都要展开细看”，每逢拆封倾倒档案，尘土腾起，室内云雾缭绕；初步整理结束之后，扫出的灰土即装满一百二十余袋堆在端门门洞，约有一万二千斤之多。（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明清档案》第1册139页）

        待外观清理干净后，随即进行分类，这是最重要的步骤。首先按档案性质与外观，大致分为题本、揭帖、移会、誊黄、各项簿册等项；题本、移会内将事关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者单独检出，其余则与揭帖按时间先后分为明档、清初旧档等七类。初步分类后，分别捆扎收贮，重要者则抄录副本以备排印。

李光涛

        最令徐中舒等踌躇的是数量巨大的档案残片，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李光涛曾尝试缀合了若干题行稿与誊黄，有连缀数十片而成者，但如悉数缀合则无此财力，又不可随意丢弃，只能暂时装袋封存，留待日后缓为整理。（参看徐中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档案的分析》）第一阶段的整理至1930年9月完成，前后仅仅一年，其成果则是《明清史料》首批十册的印行。

        因尚有十之一二的档案未能分类编年，1932年史语所又开始进行第二阶段整理。至年底，整理上架的七万余斤档案已编订简明目录，可按年索求。        

平津危急，档案文献是否南迁

        可惜好景不长，1933年热河陷落，平津局势紧张。3月25日，史语所除第一组外悉数迁往南京，留下徐中舒在北平负责，督责已升任助理员的李光涛与书记尹焕章、方甦等照旧进行档案整理，同时将档案由午门城楼移至北海静心斋、蚕坛。

        对于此部分人员与文献是否南迁，徐中舒与傅斯年很快产生了分歧。傅斯年深恐档案毁于战火，故建议徐中舒预备南迁事宜，他对李济表示，“此一批史料所系不少，若竟失之，弟何颜对院？……国事至此，吾等书生性命真不值一文钱，但愿任内无大过失则死可瞑目矣。”（《傅斯年遗札》第1册515页）另方面，傅斯年又不肯放弃史语所在北平力争而来的办公场所，恐南迁后为人所占，故又告诫徐中舒务必将房屋妥善托人照管。但徐中舒却不肯停顿档案整理工作，坚决反对南迁。

徐中舒

        1933年4月初，徐向傅斯年连发数信告急，傅由南京连夜北上，行前不禁向李济抱怨：“中舒先生恃才任气，绝不校量轻重，瞻顾前后。”傅斯年至北平后，徐中舒论调大变，主张档案悉数南迁。仓促之间筹得木箱，运往上海，但麻烦接踵而至，先是木箱漏水，暂时缓运；而史语所在上海的办公地小万柳堂地狭潮湿，不利于档案保存，傅斯年又四处借屋。待安置妥帖，而塘沽协定签署，华北局势稍安，至1933年10月，傅斯年又决定将南迁档案全部运回。

        此间往返周折半年有余，是时中研院财政濒临崩溃，院内诸所对史语所“大搬家”之举颇有怨言，“或不免疑又是无头绪之局面”（《遗札》第1册573页），以致身在北平养病的傅斯年不得不敦请李济坐镇南京缓和局面。迁回北平后，档案整理工作于1934年春短暂恢复，1935年成立了新的明清史料编刊会，由陈寅恪、傅斯年、徐中舒组成，李光涛任提调，刊行《明清史料》乙编、丙编各十册。1936年，李光涛与傅斯年一度产生矛盾，径自辞职离去，档案整理曾短暂陷入停顿。1937年，北平沦陷，内阁大库档案一迁长沙、二迁昆明、三迁李庄，战后回归南京，1949年又随中研院迁往台湾，直到1951年方全部开箱，重新进行登记整理。

工人正在将内阁大库未经整理的档案搬出，准备装箱。       

重新发现“断烂朝报”的史料价值

        王国维形容当时之世为“发现时代”，甲骨文、简牍、敦煌文献、内阁大库档案与胡语文献的发现堪与孔壁书、汲冢书并称，而数量上又远过之。一方面，这固然是作为物质的史料本身的发现；另方面，这又是“史料”价值与意义的发现，是史料范围的扩大。易言之，一些此前从未被视作“史料”的文本或器物被史家赋予“史料”的意义，从而成为历史的证据。内阁大库档案即经历了一场“意义再发现”的过程。

        清朝建立了一套繁复的档案保存制度，其初衷是为留存过往行政过程中的“成案”、“旧例”，作为参考、核查甚至追究的依据，防止舞弊欺隐。纂修国史、政书时虽然亦会参考档案，但与近代历史编纂学意义上的保存与编辑史料完全不同。因此，对于先朝旧档，特别是年代久远、已无行政参考价值的档案，毁弃亦无不可。光绪二十五年（1899），内阁大库墙塌漏雨，凡被雨淋之档案，仅保留光绪元年以后者“用备将来查考”，其余悉数焚化，“以免堆积”（罗福颐：《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岭南学报》9卷1期）。至1909年，内阁大库档案重新引起士大夫的关注，起因并非其史料价值，而是其中夹杂的宋元残本。

        事实上，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公私藏家的兴趣皆在从“断烂朝报”之中检得一二宋元旧椠，这可以说仍是清代学术之余绪，在当时颇被新派学者指摘为“古董式之学术”。1917年，历史博物馆将内阁大库档案移置端门，由旗人彦德主持进行着被邓之诚讥为“可笑”的草率整理，而时任教育总长傅增湘、次长袁希涛、参事蒋维乔等人听闻传言，云档案中有所谓“海内孤本”，遂派部员数十人大举清理，工人如检获书册，则赏给铜元四十大枚。检出的善本书页，傅增湘等皆索去过目，其中自然有一部分流入私藏。后来李盛铎自罗振玉处收购此批档案，亦是抱有同样目的，陈寅恪与李盛铎接洽时，李盛铎仍对其中可能遗留的善本念兹在兹，陈则颇不以为意：“我辈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陈寅恪集•书信集》26页）

罗振玉

        最早意识到大库旧档史料价值的是罗振玉，其在1909年力排众议，方使档案免遭焚毁之厄。1922年，罗振玉与金梁合力购回档案，发愿整理，“十夫之力，约十年当可竟”。罗氏的预期过于乐观，两年后，他已自叹力不从心，检校二十一种大库档案，加上从盛京崇谟阁抄出的一种，汇印为《史料丛刊初编》，随后匆匆转卖与李盛铎。这一时期与罗振玉合作的金梁、沈曾植、王国维，大抵自认为清遗民，故其保存史料之初衷与聚集在史语所、北大等学术机构的新派学者并不相同。王国维曾作《库书楼记》评论道：

        余谓此书濒毁者再，而参事（罗振玉）再存之，其事不可谓不偶然，固非参事能存之也，国朝祖宗圣德神功之懿、典章制度声名文物之盛、先正訏谟远猷之富，与夫元明以来史事之至颐至隐，固万万无亡理，天特假手于参事以存之耳。（《史料丛刊初编》卷首）

        概言之，其目的在于表彰、追怀盛清功业，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这仍未脱出传统士大夫“掌故学”的范畴。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进行的档案整理，仍或多或少遵循此种路径。1928年起陆续刊出的《掌故丛编》，虽然辑印了大量史料，但直接促成故宫编印此书的，竟然是在南三所发现的贴有“奉上谕，非圣御前不得开看，违者即行正法”之签的一箱“宫中秘件”（《许宝蘅日记》第2册1216页），编者之初衷仍在“备掌故”，傅增湘序文中特别强调编刊档案是为了“登之掌故，既补官书之罅漏，藉杜委巷之卮言”，沈应奎为许宝蘅代作的题辞中更是强调为《池北偶谈》、《先正事略》、《耆献类徵》一类掌故书补其阙失，以“广轶闻”。        

新派学者的史学眼光：形成以档案治史的新范式

        新派学者的扩大史料范围的路径则与此截然不同。傅斯年曾有留学德国的经历，根据王汎森教授的研究，傅在柏林期间，德国正持续进行档案文献的出版。1924年稍后，傅的兴趣转向德国史学传统，至少间接受到了兰克学派的影响。陈寅恪的轨迹或大抵相同。或许是受到师友影响，顾颉刚1927年为中大图书馆购书计划中，亦将“档案”列为其中之一。1928年傅斯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明确揭橥凡能研究直接材料、能扩张其研究的材料的，即为进步，否则为退步。同年9月，傅斯年在致信蔡元培劝购内阁大库档案时，更指出其价值所在：

        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傅斯年遗札》第1册148页）

        从中可以确然看出史语所与傅增湘、李盛铎乃至早期故宫掌故部在看待史料上眼光的不同。不过，在1920年代，这种观念仍仅集中于少数观念趋新的学者群体中，而真正推向整个清史学界乃至历史学界则有待于《明清史料》的刊行。

        1930年，史语所出版了《明清史料》（全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首批十册，蔡元培为撰序文，从史料学的角度强调了两组概念比对：其一是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蔡批评“以前的修史者之滥用间接的材料，而忽略直接的材料”，并希望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可以“开些以后注重直接史料的风气”；其二是官方文籍与私人撰述，二者各有短长，因而须参酌互证。1935年起，史语所又陆续刊行了二十册，命名为《明清史料》乙编、丙编，而首批十册遂习称为甲编。

        《明清史料》所刊档案不拘体例、内容，在整理过程中检得“以为值得流通于世”者，即抄录排印，曾收入官书的档案亦得收入，以便与官书对勘。所有档案皆原文照录，不加考证，即使在排列次序上亦无一定成规。傅斯年在《旨趣》中申说的“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由《明清史料》的编刊而得以实践。

        在1930年前后，故宫掌故部重组为文献馆，开始系统整理宫中档与军机处档案，陆续刊行了《文献丛编》36辑，公布了大量档案，不过其采取专题选编的方式，稍异于史语所的“不加疏通”。这一时期的档案刊布直接刺激了清史学界对档案的关注。孟森利用内阁大库旧档，陆续写成《洪承畴章奏文册彙辑跋》、《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礼》、《关于刘爱塔事迹之研究》等讨论清初政治的文章。与之同时，郑天挺则根据清初题本考察了多尔衮摄政的名号问题。李光涛以近水楼台之便，1940年代在《史语所集刊》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考订清入关前后史事，李氏尤其自负者，是其根据顺治元年初的残档以发多尔衮交通李自成共图天下之隐情。此外，如蒋廷黻的外交史研究、汤象龙的捐纳制度研究，都基于细致的档案爬梳，成为本领域内的典范之作。史语所也制定了清史长编的纂修计划，拟将档案按日附缀于《实录》之后，以资比勘，编为清初四朝史料长编与纪事本末。

        1935年，故宫博物院为庆祝创院十周年，邀请了孟森、蒋廷黻、姚从吾讲演，三位皆围绕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而展开。孟森谈到史料间的层级关系，强调塘报、录供等等“最初未经文人之笔所点窜者”对编史的价值；而姚从吾则认为现代历史学需由“原史料”中找证据，而书写的“原史料”，最重要的就是档案，史家利用档案，才可以认识事实、报告事实。

        此时距八千麻袋事件仅仅过去十四年，而风气之转移已如此，档案文献的史料价值逐渐得到确认与阐扬。傅斯年曾言“历史语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应搜集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为重要，将来有所发表，即无大发明亦不致闹笑话。因此种原料他人所未见，我能整理发表，即是对于学术界之贡献，决不致贻误他人”（李光涛：《明清档案》，《傅所长纪念特刊》25页），史语所收购、整理、刊布、研究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努力，可以说不仅在1920至1930年代为清史学界开创了以档案治史的新范式，且其提供的“原料”仍在滋养后来的清史研究，至今而未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