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讲述中国打工女变化：从担心下顿饭从哪来到遵循健康食谱

        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推出关注中国劳动力迁徙潮及其起伏兴衰之趋势的系列报道。其中，4月30日发表的文章《中国的大迁徙》，通过一个中国农民工家庭的故事，来观察农民工群体这些年来的变化，以及民工潮的转变。

回三峡老家过年

        文章开头写道，春节前的一周，向菊（音译）在北京东五环租下的一间冰冷狭小的房间里收拾着行李。她一边搓了搓手又跺了跺脚用以取暖，一边拿起了拐杖，拐杖将能带她回到1500公里以外，坐落在长江三峡边的家乡。

        在北京当了五年保姆与家政工人后，向菊意外地在结了冰的人行道上摔了一跤，膝盖手术花费了她几乎一年的薪水，但是她仍然必须在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时回家。

        “能见到女儿，回村里老家看看，我实在太高兴了，甚至连米饭都好吃些了！”她说，“但是，回家时间太长了，我还不方便走路，我是沿途小偷与骗子们的目标啊。”

        文章描述道，向菊一瘸一拐走到了走廊上，走廊里挂着腌制过的鱼与猪肉，旁边是别人的洗衣篮。这里的每个人都来自外地，而这个街区也许一年后就会消失，被已经开始建设的高层公寓代替。

        “向菊并不在意这些，她马上要加入的是一年一度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移活动。2015年，预计有1.7亿人将从中国最大的几个城市搭乘飞机和火车，赶回家乡度过春节。政府将面临着在全国范围内40天运送30亿人次的‘春运’。”文章写道。

        像向菊一样，这些人大多数都在农村出生，并迁徙到中国的大城市，从事工资较低的制造业、服务业与建筑业工作。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前，只有不到20%的中国人住在城市，但现在这个数字变成了55%。

        文章称，大约2.75亿人——中国整个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多都是农民工。世界银行称，中国的每位农民工平均在城市工作仅7-9年，大约只有20%的农民工将家人带在身边。

        但现在，“中国人口迁移的方向已经开始转变。官方数据显示，迁移人数的年增长率已经下降了不到两个百分点。”文章称，近年来中国许多地方出现了用工荒，工人的工资也在迅速上涨。

        文章称，这个趋势也给了其他贫困亚非国家发展的机会，这些地方将转移走一部分中国的低端制造业，正如同中国曾经从西方国家那里转移走的一样。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迅速增长的工人工资与低熟练度工人的短缺，意味着更少的人选择离开乡村。”

        目前，中国政府的对策是鼓励人们向小城市迁移、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中国收紧了北京等超大城市的户口制度，放松了小城市的户口准入制度。北京也被鼓励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即使在人口红利结束后，通过推动产业创新提高生产力。

        文章又谈到了向菊，“对于她与她的丈夫来说，成为农民工是一件必要的事，打工是他们试图摆脱债务的一种尝试。现在，她的收入远比在一亩三分地上种田高，但她也失去了婚姻生活与看着两个女儿长大成人的机会（现在分别14岁，21岁）。”

        “与向菊同一辆车的乘客从北京上车时就开始推推搡搡，一直挤到灰蒙蒙的黎明，到达了宜昌，这个工业城市是离向菊家乡最近的火车站。她很快上了一辆嘎嘎作响的长途巴士，沿着长江的江岸一路行驶。路途恰好带她经过了三峡，这个世界上最大水利设施的建造时间超过10年，150万人被迁移，包括向菊的家人。一经过三峡，巴士就开始沿着狭窄的道路蜿蜒前行，越爬越高，而窗外的景色也慢慢从工业城市的千篇一律，变成了风景如画的橙树林与茶树。这里曾是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他的自杀成为端午节的起源。”

        文章作者称，向菊的家乡叫做向家湾，每个人的姓氏都相同。但向菊唯一还留在这个210人小乡村中的近亲，是她的阿姨，一个82岁的老妇人，她曾经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邻居与远亲都来到向菊阿姨的家中，一座狭小的三层砖房，想看看向菊的近况，看望受伤的她。

        向家湾的村支书王建国（音译）说，60%的村民都在外打工（几乎包括所有40岁以下的成年人），他们只在春节前后回来，“通常只有小孩和老人住在这里，但每个人都在50岁后回来。”向菊说，她的最终目标是回到宁静的故乡，住在山顶的茅草房里，自己种些食物，过着农民的简单生活。

艰难打工路

        文章介绍，向菊出生在1970年，那时食物短缺，政治运动正在席卷全国。她童年时期，一家人只在过年时才能吃到肉，日常生活中只能吃到玉米粥和自己种的花生、黄瓜、辣椒和土豆。她的父亲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大多数时候都在国有企业修建道路。他的工作意味着全家不会再像其他人一样挨饿，但这个工作十分辛苦。他40岁出头就得了中风，半身瘫痪。

        向菊的学习成绩不好，在15岁时就辍学了，当时她的父亲刚好生病，她离开学校能够与姐姐弟弟一起做些农活。22岁时，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邻村叫做向力宏（音译）的年轻男人，相亲6个月后，她们在1992年结婚。第一个女儿向琴（音译）出生后，全家搬去了长江沿岸一个大一些的小城市谋生计。

        头几年，这对夫妻在路边出售亲戚们种的蔬菜，随后他们又转行卖起了鞋子。向力宏会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到430公里开外的武汉进货，并带回街边售卖。随着三峡在2001年完工，他们居住的小城市很快被淹没，他们搬到了海拔高一些的新城。就在这个时候，她们的第二个女儿向千秋（音译）在向菊的父亲逝世后出生了。

        虽然他们的家庭越来越大，小生意却遭遇了巨大压力。他们的许多顾客都是破产的国有企业的员工。随着这些新失业人口成为大城市的农民工，他们自己就能买鞋子，并给家人与朋友带回来一些，不再需要从向菊夫妇那里购买了。2007年，这对夫妇退出了鞋店生意，还欠了当地信用合作社30000元人民币的债。

        头几年，向力宏试图用三轮摩托车运货谋生，而向菊则在家照顾两个女儿。但2008年，向菊决定她必须去几小时路程外的一个电灯泡厂打工，“我们真得需要还清欠的债，付两个孩子的学费，摆脱家庭贫困。于是，我成为了一名农民工。”她说。

        一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向菊当时每个月赚800-1000元。后来，向菊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广告，北京市政府正在组织一个家政工人就业项目。经过全套体检和10天的培训后，她与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女性一起被送到北京，她们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模范工人”的称号，然后参加了15天的军训。

        很快，向菊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为1个1岁的小男孩做饭，清扫房间并照顾他。小男孩的母亲是中国一所顶尖大学的教授，父亲则整天在家中炒股。“当我刚到北京时，我真的觉得我很能吃苦，工作非常努力。”向菊说，“那对夫妻对我很好。”

        2009年，她的月薪是1700元，2014年下半年，她已经为5个不同的家庭工作，月收入涨到了7000元。

        “收入上涨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证明了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金融时报》援引北京大学教授黄一平的话说，他是中国最早研究刘易斯拐点的经济学家之一，即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

被改变的家庭

        当向菊第一次到北京时，她唯一的目标就是赚够钱还清欠款，让女儿们上得起学，但现在她的期望已经变得更高了，她有了更远大的梦想。她从一个担心下一顿饭从哪里来的年轻女孩，变成了一个担心体重太重、遵循健康食谱的中年女性。

        “就连她说话的方式也变了。就像那些从曼彻斯特、利兹或者格拉斯哥搬到伦敦去的英国人都会慢慢淡化自己的口音，直到像本地人一样说得一口伦敦腔一样，向菊浓重的乡村口音已经变成了相当标准的普通话。”

        “年轻时，我没有梦想和希望，我的注意力全都在食物和衣服上。当我到北京时，我只想赚够钱。”她说，“现在，我意识到这还不够，我并不满意，我的梦想是我要开一家自己的公司，我不太确定我还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

        虽然她的视野愈加开阔，她也失去了许多曾经拥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她成为农民工的原因。她的两个女儿都说，她们在学习时从没有父母的陪伴。向菊说，自己的婚姻几乎走到了尽头。她与丈夫一年只见一两次，通常都是在春节的时候。虽然聊天软件能让她与女儿保持联系，她却不愿意用电话联系丈夫。

        向菊春节回家去拜访阿姨的那天，她的丈夫不期而至。6个多月的第一次交谈却让他们大吵一架。

        “45岁的向力宏是一个矮小而棱角分明的英俊男人，几乎没有白发。他排在8个兄弟中的第7位，两岁时他的父亲就自杀了。他不动感情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文章写道。

        11岁时，向力宏辍学并帮助家里做农活，养鸡养猪。不到一年后，她的母亲在睡梦中死去，他与5个哥哥被迫彼此照顾，依靠一小块田地生活，直到他们都结婚成家，搬离了家乡。

        “我第一次看到她时，觉得向菊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我一直追她，直到她同意嫁给我。”他说。

        从2010年开始，他就在中国各地当起了建筑工人，包括在海南省的一家核电站工作。去年8月，他与几百个工人前往喀麦隆，为一家国企建造水电站。这是他们家第一次有人出国，第一次有人坐飞机，薪水也非常不错，每月12000元，还包吃包住。

        在喀麦隆，中国工人大多数时候只能待在建筑工地，有一次他被允许去喀麦隆首都雅温德旅行，他说他终于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多么繁华的好地方，“他们的首都甚至还比不上我们的几个小县城。”

        两个月后，他因为感染疟疾而丧失了行动能力，一个月后，公司将他送回了中国，只付了他不到两个月的薪水。去年10月，他又被一家宜昌的公司雇佣建造小区。但是随着全国房地产业的不景气，当他准备回家过年时，公司已经付不出工资。

        在吃鱼火锅与喝酒时，他第一次向妻子大吐苦水，向菊却带着几分毫不掩饰的鄙夷看着他。

        “她甚至不愿意跟我说话，我不知道我哪儿做错了。我已经为给不了她想要的、给不了她一个稳定富裕的家庭而道歉了许多次。”他用一种安静而温和的声音说道，“我们一年就见对方7天到10天，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也没有了共同的联系。”

        当向菊用了好几年的时间，终于在陪伴上流社会的北京雇主时学会普通话时，向力宏则一直与他的老乡待在一起，说着外人几乎难以听懂的方言。

        “第二天，两人坐在车上，花了6小时穿过峡谷，外面还下起了阵雪，向菊仍然拒绝与他说话，两个人坐在巴士的两边。两个女儿在神农架的巴士车站等待着他们，向菊的妈妈和弟弟住在这里，他们会在这里一起过春节。”文章写道。

        他们的小女儿向千秋扶着向菊下车时，夫妻俩仍然一声不吭。大女儿向琴已经认不出妈妈了，她伸手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全家带去了一家烤肉店。

        店里满满的都是节日的气氛，向菊70岁的母亲和弟妹都在忙着为新年准备食物。一家人坐在一起时，她的弟弟开始给排队的客人端上烤猪肉、鸡爪、鸭脖、猪蹄、猪尾巴、牛筋、猪耳朵和鸭胗。

        午饭后，21岁的向琴，这个正在一所技校学习工厂管理的微胖女孩抱怨着她和妹妹的学习是如何在父母离开后退步的，“我们是被抛弃的孩子。”

        她也说自己和妈妈常常吵架，虽然她觉得父母的关系恶化成现在这样，双方都有责任，至少她看见父亲试图让一切变好，但她的母亲就从来不会说问题到底在哪里。

        午饭时，向力宏喝了一瓶白酒，然后在神农架的山间小道上散起了步，他开口谈了自己的婚姻。

        “现在应该是一年最快乐的时候，但我太痛苦了，甚至想过自杀。”他说，“当我和向菊结婚时，我告诉她，虽然我没上过什么学，也不聪明，只要我有两只手，我就会保证我会照顾家庭，让全家过上好日子。但她去北京以后，她的期望就变了，她想要的东西远在我的能力之外。”

        然后，他承认自己觉得妻子在北京出轨了。他甚至开始怀疑妻子膝盖上的伤并不是摔了一跤导致的。在他带去非洲的老式手机上，他发现这台曾经属于妻子的手机上有妻子与一个男人吵架的记录，他觉得这可能是妻子的情人，是这个人让向菊摔断了腿。

        文章称，7天后，向菊坐在回北京的高铁上，对谈论自己的伤势闪烁其词。她坚持说自己在赶公交车时，在结了冰的马路上摔了一跤，但她不记得事故发生在哪里。她生气地否认有人故意让她摔断腿。至于未来，向菊固执地认为，自己最终的目标仍然是回到家乡，自给自足，过上简单的生活。

        她觉得政府不会给她7万元人民币的医疗账单报销。这笔钱让她重新陷入了债务，也意味着一旦病好，她必须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来还债并再存下一笔钱。

        某种程度上，她意识到她已经在浪漫的童年乡村生活与改变了她的城市生活中进退两难。“一旦你的个性和期望发生了变化，就再也不能回头了。”她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保证我的女儿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在一个城市安家，再也不必成为大城市的农民工了。”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正在得到一个相同的结论，这股巨大的迁移潮现在已经开始调转方向，特别是在靠近大城市的村庄，由于政府的投资，生活已经有了不小改善。”文章称。

        “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未来，将取决于数以百万的像向菊这样的人与他们的家庭，他们已经对在城市里寻求更好的生活而感到了疲倦。”

        （编译 彭越 上海外国语大学iChina媒体工作室为报道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