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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尼尔·布伦纳:全球尺度的城市化
【编者按】
提到城市化,我们可能会想到那些直观的灯光地图,或人口分布地图。城市是或大或小的一个个点,聚集成或大或小的一个个群落,其余的地方呈现漆黑或空白,对城市而言,似乎毫无价值。
但在哈佛设计学院城市理论实验室主任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看来,那些看似一无所有的地方,才是城市真正的腹地。我们不能再把城市想成建筑与人口的空间集合体,而应把城市化视为一个全球性的历史过程,并伸展至地球的每个角落。
比如,北极圈、亚马逊流域、撒哈拉沙漠、喜马拉雅山,乃至戈壁滩、海洋和大气,都在经历着“城市化”的过程。相比之下,超过半数的人定居于城市,这个数字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学术脱口秀“零距离”的第338期节目中,尼尔·布伦纳接受了主持人皮特·马雷斯(Peter Mares)的访谈,详细阐述了他对城市化的看法。
以下为本次访谈。
皮特·马雷斯:新闻界常常会说,我们正生活在“城市时代”,而且2008年可说是标志性的一年。2008年,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城市居民,不过您认为这数据并不可靠。
尼尔·布伦纳:是的。首先要明确这样说的语境。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范围内,与城市相关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正发生重大转型,这些转变与整个地球的将来密切相关。“城市时代”的说法提出的50%的界线尤其关键,这个转折点凸显出城市生活对地球将来的重要意义,这点我非常赞同。不过,对此还需打个问号。我们暂且认为50%的划分线是合理的,但真正的问题是,这一命题是否能被视作理解城市特性的一种方式。而我所做的大量研究表明,这个命题具有相当的误导性。
皮特·马雷斯:问题是什么?难道是城乡人口划分方法不对?
尼尔·布伦纳:没错。70年前人们就开始尝试测算全球城市人口,但要取得精准数据,就得界定城市以区分城市人口与非城市人口,这需要统一化的标准。
皮特·马雷斯:是指确立一个标准衡量单位吗?
尼尔·布伦纳:是的,一个标准的衡量单位,但还没有人理出头绪。
皮特·马雷斯: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基本标准,比如超过10万人的集聚地就算是一个城市?
尼尔·布伦纳:还没有。曾有社会学家试着用统一的标准,去测量世界城市人口,但发现非常困难,因为每个国家的统计局界定城市的人口标准都不一样。因此,联合国基于各国普查数据,宣布了50%城乡人口平衡点,但实际上,各国统计机构对城市的界定都不同,这个平衡点也就不那么可靠。
皮特·马雷斯:各国城市人口的计算都不一样吗?
尼尔·布伦纳:完全不同。有的国家,把城市门槛定得相当高,要达到50万、20万的人口。而有的国家则相当低,甚至,有的还掺杂了别的标准,比如印度,就附加了一条就业标准:即至少要有75%的男子是非农业就业。这其实是把城市视为工业聚集地,而非城市则是农业所在地。这是有悖常理的:看看印度恒河平原的人口分布图,会发现它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高密度人口区,印度统计局将之划为农村。实际上,这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区域,如果将这一片划归为城市,那印度的城市人口立即剧增。这样的例子,在世界范围内不胜枚举。
皮特·马雷斯:这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说世界上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时,并未在同样的高度上衡量城市。孟买的贫民窟,墨尔本郊外的富人区,都算是城市。
尼尔·布伦纳:的确如此。这不再只是关注“城市时代”的实证问题,更是如何诠释这一命题的问题。其实,50%全球城市人口的门槛,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城乡间存在显见的界限,依此对整个世界进行二元分类。然而,如果把孟买贫民窟、墨尔本的富人区以及世上其他城市都纳入的话,可以看到,城市化的状况是多么不同,这就需要把城市化置于当地语境下理解。
皮特·马雷斯:无论是偏僻的五万人小镇,还是新西兰的乡下,诸如此类?
尼尔·布伦纳:又或者一个矿区,人口众多,却只发展单一产业。可见,城市之间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空间组织、人口密度以至文化,都不尽相同。如果我们将所有差异都归纳在城市的概念之下,问题就来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真正了解多少?
皮特·马雷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众口铄金的城乡人口变迁、2008年突然加诸头顶的“城市人”称谓、世界上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而非农村等等,这些说法的含金量都很低,反而掩饰了更多深层问题。
尼尔·布伦纳: 非常正确。世界在变,一如我相信,城市化进程正在改造我们的地球。但问题是,我们能够仅以人口的流动来将城市化一以概之吗?从乡村流向城市的人口流动观念,把城乡二元制简单化了,这将误导人们理解城市化过程的多样性,以及我研究中提出的农村的变化。对城市化的误解暗示着:乡村正在单纯地被掏空,而且与世界的未来越来越不相关。
皮特·马雷斯:或者乡村就这样保留下来?人少了,但仍然保持原样。
尼尔·布伦纳:正是如此。我们很多研究就是关注乡村的转变,即使在这些所谓的农村,人口相对减少了,但乡村依然维持着很多基本经济功能。在乡村,也正发生着广域的环境变化,这种变化涵括了城市区域与农村区域,本质上关联城市化进程。我们不再将乡下当作农村,而用另外的词来替代,比如说“开发区”(operational landscape),这些开发区的潜能正被逐渐发掘和应用,这将有助于别处的城市发展。
以资源开发为例。世界的能源供给依靠化石燃料,当今的城市也基于化石燃料的生产、流通、消耗而存在。然而,化石燃料是怎么来的呢?它们储藏在大量的地坑中,其区位距离城市中心普遍极其遥远。对我们,以及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这些资源开采区就是“完全城市化的空间”,它们不是墨尔本市中心那种“城市化空间”,但绝对关联着城市化进程。
皮特·马雷斯:好的,布伦纳教授,稍后我们再来探讨“开发区”(operational landscape)。刚刚谈的城乡划分,也是您一直批判的,但有大量成果都建立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想想近年来不少关于城市的著作,都是欢庆式的写法,比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其畅销书《城市的胜利》就提出,城市是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住在城市的人相对更有钱、更快乐、更健康,因此城市化进程是好的,城市化是好的。那您认为,爱德华·格莱泽错了吗?
尼尔·布伦纳:我认为,这种说法必须要放在更具体的历史中来区辨。我们不应再把城市单纯看成是一种居住环境,也不能泛泛而论城市对人好不好,而应着眼于城市化的具体形态。目前,我大量的研究就是观察资本主义和城市化之间的关联。在资本主义下的城市化,明显鱼龙混杂。一方面,它创造出大量的技术和文明,以难以置信的生产力改造自然,改善人类生活状况。但与此同时,它也引发大量的社会不公,让一部分人过得更好,而另一部分人则被剥削、被边缘化。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就是将自身生产过程的成本外摊到环境上。换句话说,它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却对这些破坏性的后果束手无策。
皮特·马雷斯:这让我们想起您刚刚提到的地坑,其储藏的化石燃料正是城市经济的驱动力。
尼尔·布伦纳:的确如此。不再把城市视为一个有限的单位,也不单纯将它看作撷取利益的对象。我关注的问题更加广泛:什么在支撑着城市生活?什么支撑着我们生活的城市,又是如何改变社会生活与环境状况的?在这样的体系中,要归结城市对人是好是坏,非常困难。因此我认为,城市形态是多样的。但要提一个重要问题:城市建设的特定形式、城市化的特定形式,是否有利于特定群体,是否总体上有利于社会?
如果秉信社会正义、平等、民主,也就是说,城市应该由市民亲自来建设、改造,而不是由开发商、企业主或国家精英强加为之,那么,城市化的形式上就会出现一些棘手的问题:正生活在其中的人可能说,人对环境的控制是有限的,实际上,反倒是环境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皮特·马雷斯:是的,即使身处一座城市,你也会看到城市化的多种形式,它们或多或少对你有利,这要看你居住在哪里。比如说墨尔本,它常被称作世上最宜居的城市,但也只当是你正好住在内城,享有便捷的公交、美丽的海滩等才能这样说,如果住在偏远郊区,这些便利就成了空谈,你的出行都得依赖车子。
尼尔·布伦纳: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悖论之一就在于,它创造出了惊人的生产力,并对特定阶层非常有利,但这些福利不能遍及整个社会,更不能惠泽全世界。这样的城市化,让我们多少能对更好的未来有所展望,但这同时也被我们身在其中的主流经济、社会制度所压制。
皮特·马雷斯:可以说,您不是一个“反城市者”吧?回头读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写的著作,他认识到,城市能创造出奇妙事物,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集聚经济”,这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分享知识、共同创新、相互学习、提升技能,这正是城市给人带来的真正转变。
尼尔·布伦纳:我批判的立场很明确:不反对城市或城镇。我首先要点明,现代城市化创造了巨大生产力,第二,要批判的这给社会和环境带来破坏性后果,还有当下的城市化形式,这是为了探索更公正、更环保的城市化形式。我们一方面要维系现有的生产力,但同时也要对破坏性的结果,还有我们身处其中的不民主的城市化形式加以批评。
皮特·马雷斯:这是对城市化的批判吗?还是对我们的政治和民主体制的批判?
尼尔·布伦纳:是后者。但即便说这是对我们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批判,仍会冒出很多有关新型城市化形式的基本问题,这需要集体讨论,而不是任何一位哲学家或城市理论家比如我自己就能决定的。毕竟,城市化的形态,必须植根真实的日常生活,要由世界各国的城市共同探索,才能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建成环境、不同的管理方式——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但必须是一个共同的进程。
皮特·马雷斯:这是一种民主化吗?或者,是超越了民选政府的周期系统、再次活跃起来的民主吗?
尼尔·布伦纳:在众多支撑城市化的力量中,一个重大的维度就是人。世界居民共同寻找达到最佳生活状况的方法,寻找对生活状况的控制力。即使现在我们身处的城市化形式,是在资本主义力量主导下,被开发商、政治精英以各种形式控制,但与此同时,来自城市的、地区的以及各国居民,也在不断尝试介入,以掌握对生存环境的控制权。这才是塑造城市化的关键力量。
在我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几方面。一是创建机构,从而使得人们更多地获得影响力——既要有对当下建成环境的影响力,也要有将来的城市、环境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力。我认为这是非常独特的一点。二是寻找一条更加民主化的道路,让居民能参与到对建成环境的改造中。但同时还要问:是谁在控制城市未来的建设规模?是私人开发商,还是政治精英?我认为,未来城市生活的根本挑战在于:建造的民主化,即如何赋权给城市居民,让居民来共同决定未来的建成环境将如何。
皮特·马雷斯:这样的民主是否会造成问题?我们所知道的民主是在国家制度内运作的,而您说到是一种全球性的公正民主的理念。举例说,如果墨尔本人们掌握了塑造城市环境的控制权,造成的反响或许会是“我们不想接纳更多人了”。澳大利亚就一直在尽力阻止外人前来寻求政治庇护。对墨西哥前来的非法移民,美国也有类似的争议。所以实质上掌控着自己的都市环境的人仍是少数。
尼尔·布伦纳:我刚阐述的远景,面临诸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挑战。一方面,民族国家仍是世上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城市的新政治运动,建立城市网络相互协作、分享知识、推动政策发展,这或多或少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局限。著名的例子就是,由迈克尔·布隆伯格等人一起创建的C40城市集团,以针对城市的气候变化,探索政策发展的新形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进步。国家内部实践的排他性,与你之前提到的地方合作,两者关系紧张,这些愿景需要更宏观的国际化视野和更大的社会公平来主导,也是我们必须要参与的一大奋斗目标。
皮特·马雷斯:即使在地方上,如墨尔本富人区的居民,将会尽最大努力来获取规划控制权,比如,要求公共住房沿着他们的街道而建。
尼尔·布伦纳:这没有一个简单的对策。但我相信,社会公平的任何可行形式,都必须不限地方、不限区域、不限国家,并且放眼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任何合理形式也是如此,只限于地方尺度,其“可持续性”永远是有限的。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烧着从别处开采的化石燃料,在交通运输中排放大量废气——这不是可持续发展模式。对此的质疑,日益引起人们关注,实际上这确实迫在眉睫。对我来说,回到广阔的国际视野来看,问题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还是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
皮特·马雷斯:布伦纳教授,您在此做特约演讲的同时,您还在墨西哥开一个“开发区”展。这个词在之前的谈话中也有涉及,如果有人想去看展,他们将会看到什么?
尼尔·布伦纳:该展览是一个实验性的绘图实践,或不妨说是“反绘图”行为,由我本人以及城市理论实验室的同事一起完成。对习惯把城市等同于摩天大楼、高密度人口的人来说,展览会出人意料,因为此展览虽然完全是围绕城市化主题,但我们调研、展现的都是地球上极其偏远的地区,比如,太平洋、北极、撒哈拉、西伯利亚、戈壁滩、喜马拉雅山,甚至大气层也是我们研究的范畴。这些区域看上去与城市化毫不相关,但我们认为,它们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日渐成为世界城市结构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设想了这些场所对世界性城市化进程的意义,并对它们进行了测绘。
皮特·马雷斯:这是对腹地概念的延伸吗?我们已经很熟悉城市腹地的概念。在墨尔本,围绕城市的山、森林,发挥着重要的蓄水功能,它们作为腹地,为城市供水。而如您所说的,是要把腹地概念拓展到更远的地方。
尼尔·布伦纳:正是。在此意义上,那些偏远的地带、极端领域、特殊区域,已经成为——事实上它们也一直都是——全球腹地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给单个城市、或区域里的几个城市、周边的几个城市提供原料燃料,而是向全世界的城市或重要地区提供重要资源。全球腹地日益突显,这些地带向世界范围提供资源开发、矿物开采,已经成为全球性城市化进程的供应区。
皮特·马雷斯:由此,您的城市化理念延伸到地球的每个角落,甚至深入大气层。
尼尔·布伦纳:我们称之为“扩展的城市化”。其中存在一种辩证法:一方面城市化要形成产业集聚、人口高密度、开阔密集的建成环境;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边界版图不断扩张,来支撑城市中心的资源需求。这两个向度的关系既紧密又冲突。
皮特·马雷斯:那这种批评,这种将城市化视作全球性过程的观念,和其他全球化的批判有何不同?就比如——在说法上颇为相似、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帝国主义的——资本所到之处,就是为了榨取资源、获取劳动力等等。为什么这是一种城市化理论,而非经济学理论?
尼尔·布伦纳:非常好的问题。目前为止,资源在外围被开发出来,转送到城市并在人口集聚区内消耗,这种城市化形式中,无疑包含了社会层面与生态层面的帝国主义元素。
皮特·马雷斯:财富正在发生转移,从我们所说的乡村或腹地流向城市,而城市已是富裕之地。
尼尔·布伦纳:需要进一步说明,在全球众多腹地,或乡村这样的外围区,人口同样在急剧流动,圈地使得人们无法再利用土地进行个人的社会再生产以维持生计,这进一步加速了乡村向城市的移民。 而这正是“城市时代”话语中一再被强调的现象。
皮特·马雷斯:由此,我们会想到各式各样的案例,比如,为建大坝给城市供电,老挝原住民村落被迁移出去,因为采矿作业,菲律宾的村民被迫背井离乡等等,不胜枚举。
尼尔·布伦纳:在非洲部分地区,为了扩大农业生产、建立大型农业系统,对土地的攫取迫使当地农民离开了赖以为生的土地。大量剥夺土地的行为发生,大批人口流离失所。但我认为,这仍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因为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关系流动,而是与现有基础设施共生的问题,包括建筑、道路、运河、管道、坑洞等等。这就是城市化的一切——这个理论来自法国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论,为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并使原材料、信息、人才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我们必须创造一个相对固定的基础设施,以保障所有的资源流动。对我来说,这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建立开发区以支撑生产和资本的流通。
皮特·马雷斯:这么说来,这些全球经济流动已经改变了空间,一如过去,它们塑造了我们居住的城市景观,创造了城市化结构模式,形塑了这个世界。这就是全球城市化的全部?
尼尔·布伦纳:正是如此!全球化不是简单的资源流动、循环。根本上,它就是城市化,就是在开发区建设起相对固定、遍及各处的基础设施,由此促进、支持资源流动。但建造这些基础设施,都涉及大规模的长线投资,而在资本主义下,技术不断发展,带来经济的转变,这使得一些区域的基础设施又不得不被“战略性”地推倒,改头换面,建造全新的基础设施,以适应下一轮增长周期。
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从19世纪末开始,一路延伸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经济危机,涉及的正是对建成环境的重组,这种重组不仅在城市中进行,更在物流设施、资源开采设施等更多层面上,为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新的空间结构。
皮特·马雷斯:如果依据您的批判,以您的方法看待城市化,不以场所的视角将城市视为建筑和人口的汇集地,而把城市化当作一个涵括北极、亚马逊流域、戈壁滩的进程;并创造新的开发区,那这个进程将把我们带向哪里?我们的政策形式、行为方式,又走向何方?
尼尔·布伦纳:首先,这为对城市特征的考察带来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打破了“世界人口超过50%是城市居住者”这个标准的论述。这个说法或许对,也或许不对,因为我们之前也说到,有众多方式来衡量居住人口。但是,整个地球的城市化特点,表现为:人口移动形成高密度聚集区,同时开发区形成,伴随显著区域功能化,来支持城市生活。
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城市”的世界,一个正在城市化的地球上。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需要突破城市局限才能看到,为了支持现有的城市化形态,地球的景观、环境、领域正在被改造。反映在城市问题、城市政策、城市规划上,相比主流的观点——只是圈出城市,聚焦城市内的居住消费方式——该理论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事实上,我们需要追本溯源来思考城市。
皮特·马雷斯:以您的说法,我们要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问题,比如步行区和公共空间的建造、交通与住宅的区域规划?但在思考城市的时候,这些往往就是我们想到的,要创造一个更包容的城市,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安居乐业、方便残疾人的城市,一个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您是说,这样的焦点有偏差吗?
尼尔·布伦纳:请别误会。我不是指城市内的生活、消费不重要,正相反,它们很重要。事实上,我们需要建筑师、城市设计师、规划师以及决策者,更细致地去思考消费问题。这不是逃避这些问题,而是采取一个更宽阔的视野,重新审视城市的规划、设计和政策。我们需要重新设计基础设施,因为原材料、人口和其他资源就靠它们输送到城市;我们也需要重新设计资源开采体制,其生产的燃料为我们居住场所提供能源。
像能源供应、食物供应、物流这些更宏大的问题,是规划师、设计师、建筑师们最关心的问题,也同样是传统城市建成环境的核心议题。现在,设计领域已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我景观建筑的同事,就以大规模基础设施为一大核心议题,正在以更宏观的视角来重新设计。这是一个非常有成效的学科发展,需要我们扩大、深化、延伸。这也是我教学的重要部分。
皮特·马雷斯:或许会有一些重叠区域。比如都市农业的概念,全球很多城市都开始鼓励这样的行为,人们在各种城市环境中种植,这能摆脱腹地作为城市供应基地的压力吗?
尼尔·布伦纳:可以的。创造更加在地化的生产和消费体系,是非常有成效和发展潜力的。它可能不是最终解决方案,但它一定是值得探索的。在全球化之下,相比脱离当地的城市化腹地,我们更需要一种在地化的腹地。
皮特·马雷斯:能源生产或许也是一个例子,像太阳能、风能,是否也可以在地化生产?
尼尔·布伦纳:能的!这是人类环境活动的轨迹上极具潜力的一环。比如,有一个好的在地化腹地,它会减少碳排,改变其他环境影响——尽管它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而且,我认为“去全球化”不能消除问题。如果减少相互依赖,那么会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又产生更多新问题。所以,单凭一个简单的空间方案,无法解决我们的困扰。不过,如果我们还是简单地围绕城市画圈圈,将之界定为行动领域,那我们甚至无法抛出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以更宏观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不只是消费的,更是生产、交换和流通上的。
皮特·马雷斯:这是否需要设定地球的某些禁区?或者说,将城市发展限制在南极等某些区域之外?围绕这些禁区设置屏障,防止它们变得城市化?
尼尔·布伦纳:可能这已经太迟了。几乎整个地球的每个部分都遭遇资本主义工业化染指,不管大气层,还是从亚马逊流域,到巴特哥尼亚沙漠等地球上偏远区域,都早已留下人类的足迹,所以,设立禁区的想法已不再可能。而我对此的思考是:人类造成了什么类型的影响?对已有的影响,人类要如何去管理和共同组织?这不是说我不支持设立发展禁区。那些是非常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在特定的背景下处理,但思维框架是,妄以为部分世界是质朴、纯净的,这一想法在当下已经不适用了。
皮特·马雷斯:您不是说我们应该停止城市化,而是说我们必须决定想要的城市化类型,抑或我们要控制城市化进程中的民主化?
尼尔·布伦纳:完全正确!我们几乎把这个地球都已经城市化了,从大气层到海洋,从地下空间到沙漠,到喜马拉雅山,全面城市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化在世界每个角落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在我看来,城市化是深度不均衡的,它极具多样化,在建成环境、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中,各具迥然的表征。尽管它非常不均衡,全世界却早已处在这种不均的城市化进程中。因此,实质问题不在于停止城市化、推进别的什么的发展,而在于城市化的形态,即它的社会表达和结果是什么?如何进行行政管理?对我们和后代、对人类与非人类的环境影响是什么?
皮特·马雷斯:您就职城市理论实验室,主攻城市理论,并为研究投入了巨大精力,这是否意味着实证主义和数据对您没有那么重要?
尼尔·布伦纳:数据是基础,具体研究同样也是。建立城市理论实验室的目的,不是忽视具体研究,而是建立一个研究日程,聚焦新理论框架的建构,以理解我们的居住世界。我们总是对所做的一切事情提出假设,并对假设预先做出更广义的解释,我们是谁?正在做什么?身在哪里以及为什么这么做?
对我而言,理论旨在梳理这些关于我们如何组织生活的潜在阐释,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还是专业实践。实验室和我们研究工作的背后理念,都是对那些日常用在城市问题上的理论框架或和解释性框架,进行批判性的质疑。在我们展开研究之初,根本的前提就是:阐释城市生活以及正在影响城市生活的主流框架,需要重新建构,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改变、推进城市化进程。
皮特·马雷斯:就是说,对我们在操作城市化时运用的一整套假设,需要让它们显现出来,而不是把它们隐藏起来,需要挑战它们,或着提出其他方案?
尼尔·布伦纳:是的。城乡划分理论,以及把城市看作一种特定的居住形态,是19世纪传承下来的城市规划理论。我们要解释,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城市理论。而我思考的是:这些设想可行吗?它们是否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全球城市化的思考、研究和实践?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些理论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我们正致力于理论框架的重新建构,以助城市化进程。对“城市时代”的批判,和探索城市问题的新理论框架息息相关。
皮特·马雷斯:你们非常注重制图,似乎正在对世界进行可视化?
尼尔·布伦纳:制图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方法。“城市时代”的标准阐述,即50%世界人口成为城市居住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口地图,展现起来也很容易:只要指出人口聚集地的中心所在,画个圈圈连个线,有时还和其他城市连接起来,以示城市间是有联系的。然而,其他剩余部分基本是空的。当然,这种人口城市地图有很多版本,有的采用卫星数据制图,越来越复杂,但仍然只能看到特定区域中城市人口繁多,而大片区域留白。
皮特·马雷斯:就像夜间地球卫星图,也只描绘出最最灯火通明的地方。
尼尔·布伦纳:是的。夜间灯光图,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形式,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的启示。这个地图可以用来测算数据、形成其他包含更多议题的地图,是非常重要的地面信息源,但同时,它也存在些主要的盲点。晚间灯光图显示,世界大部分地区基本是空的。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与之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对位。
图来自GSD城市理论实验室网站
我们尝试精准显示地图上的每个点,比如亚马逊、太平洋、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山,它们看起来空无一人,实际上充满各种关于土地集约利用的活动、新的联结方式、交通设施、通信设备、重大的环境改造。那种把这类区域描绘成一片黑暗的卫星图,具有很大的误导性甚至危险性,这会使人产生一个错觉,以为城市基本自给自足,独立发展。但事实上,正是密切依赖广阔的全球性腹地,城市才得以存在和发展。
皮特·马雷斯:布伦纳教授,感谢您做客我们“零距离”节目。
尼尔·布伦纳:谢谢您,皮特,这也是我的荣幸。
(蒋晓娟翻译,邹凌青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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