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孙科志：在流亡中抗日，韩国临时政府的中国岁月

        【编者按】

        1910年，大韩帝国与日本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半岛，开始进行殖民统治。此后，韩国人民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抗日独立运动。1919年大规模的“三一运动”爆发，随后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在中国各地辗转迁徙，坚持抗日独立活动27年，历经艰辛。作为中国抗战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韩国临时政府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也为抗战的胜利贡献出力量。

        澎湃新闻：1919年朝鲜半岛爆发的“三一运动”是韩国民族独立运动史上的分水岭，是否可以说“三一运动”以及这场独立运动表现出的三一精神为临时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孙科志：确实可以这么说，因为“三一运动”后韩国独立运动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

        关于韩国独立运动开始于何时，韩国学界还没有共识，有的说在开港之后就开始了，有的认为是自1895年甲午改革开始，也有说是从1905年韩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开始，还有的说是从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开始的。现在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看法是1905年，因为1905年日本将韩国变成保护国，韩国的国家主权不再完整，所以需要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尽管之前日本也不断侵略韩国，但是韩国的主权还是完整的，所以一般认为韩国独立运动是从1905年开始的。

        但是1905年开始的独立运动具有非常浓重的保皇主义色彩，就是说要恢复朝鲜王朝。包括1919年以前展开的义兵运动，即在一些知识人、农民还有其他社会底层的领导下来反抗日本的运动，具有很强的保皇性质。

        而1919年韩国爆发的“三一运动”中出现了三个政府：一个是汉城政府，另一个是在海参崴的大韩民国议会，还有一个就是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三个政府都采用共和主义的政体。所以如果我们说辛亥革命使得民主共和在中国深入民心，那么我们可以说“三一运动”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成为韩国人追求的目标。还有就是在“三一运动”以后，韩国人追求建立的是一个民主共和的新韩国，而不是恢复朝鲜王朝，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三一运动”是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分水岭。

        至于“三一运动”的精神是否为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奠定了基础，应该说“三一运动”中韩国民众表现了不怕牺牲的英勇无畏精神。比如说当时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物，叫孙秉熙，当日本人逮捕他时，他就说：“我抱定主意，断不怕死”，当时中国的报纸有很多描写。还比如一个女学生举旗高喊“独立万岁”，然后日本人就把她举旗的胳膊砍掉了，于是她就换一只胳膊继续喊，这种无畏精神后来成为韩国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支柱，即为了祖国独立、民族独立和自由可以不惜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

        具体到临时政府来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三一运动”的产物。刚才说到在“三一运动”中出现了三个有组织雏形的政府,都是在“三一运动”中出现的，说明在独立运动中，韩国志士切实感受到需要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来团结各方力量，完成光复祖国的大业。后来在中国坚持27年抗日独立运动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其实是这3个政府联合组成的，这一联合到1919年9月才得以实现。新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吸收了汉城临时政府、吸收了海参崴的大韩民国议会，大韩民国议会的李东辉、文昌范都被选入新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担任领导人。用一句比较俗的话来说，“三一运动”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助产婆。

        澎湃新闻：临时政府成立为何选址在上海？上海对韩国人从事独立运动的优势地位体现在哪些方面？

        孙科志：首先，对韩国人来说，近代上海并不陌生，甚至可以用“非常熟悉”来描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因为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如果没有基本的社会基础，只有几个人的话，开展活动很困难，临时政府成立时在上海基本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侨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小规模的侨民社会，这跟近代韩国人与上海的关系有关。

        上海开港之后迅速发展成为东方的大都市，吸引各国人士前来，当然这其中也包括韩国人。最初到上海的韩国人大多数为商人，从事中韩之间的贸易活动，一般停留的时间不是很长。除了商人之外，也有一些政府官员由于各种原因来到上海，还有一些留学生。

        一些韩国官吏因为国内政局变动来到上海，比如韩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尹致昊，他就是因为1884年韩国甲申政变失败后被认定为“逆贼”，在国内无法活动，因此在美国驻韩国公使的帮助下来到了上海，进入当时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办的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读书。读了两年之后赴美留学，留学回来他的罪名还没被解除，所以他又回到上海，在中西学院教书，一直到1895年罪名解除之后他才回国。

        再比如闵泳翊，这个人比较特殊，他在朝鲜王朝做过高官，也到海外去过，比如美国、欧洲，而且他还是闵妃（明成皇后）的侄子，他很早就来到上海，并一直住在这里。他住的地方被称为闵公馆，或者说朝鲜公馆，他还雇了中国仆人，另外他跟吴昌硕的关系非常密切，吴昌硕先生给他刻了大概有100多方图章。闵泳翊因为跟高宗皇帝的父亲大院君的关系不和，而1885年时中国把之前软禁的大院君放回韩国，所以他就跑到上海来，有时也会到其他地方，如青岛、香港等，但主要时间都在上海。

        1905年之后，韩国人开始抱着开展独立运动的目的来到上海，1908年初一些韩国志士在上海成立了大同保国会，这是在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独立运动团体，并创办《大同报》和大同学校，开展独立运动。

        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之后抱着这种目的来到上海的韩国人就越来越多，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申圭植，他大概在1911年三四月份来到上海，也就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他与中国革命党人如陈其美、胡汉民、黄兴、孙中山等著名人物建立了密切关系，并用自己的资金支持中国革命党人，还联络各地的韩国人组织团体，开展独立运动。1920年，申圭植在上海创办杂志《震坛》，孙中山先生还专门给他题了词——“天下为公”、“祝《震坛》创刊”。申圭植跟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也很密切，例如陈独秀，因为当时住得很近，所以创办《震坛》时陈独秀也为其题了字——“东亚之光”。

        总之，在1919年“三一运动”前夕，已有大批韩国志士居住在上海，而且多是独立运动中的领导人物，他们都把上海作为开展反日独立运动的重要基地，逐渐形成了小规模的韩侨社会，为临时政府建立奠定了“人”的基础。

        当时临时政府的候选地也有在韩国国内的，或者韩侨比较集中的地方如海参崴、夏威夷，甚至是美国。但夏威夷和美国离本土太远，联系不是很方便；而韩国国内各地还在日本的严酷统治下，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再一个就是俄罗斯远东地区，也聚集了许多韩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国际上是反对十月革命的，当时日本也出兵西伯利亚围剿十月革命，所以当时日本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力量也很强大，而且当时俄罗斯考虑到与日本的关系，对于韩人的政治活动也有诸多限制，所以再三考虑之后选了上海。

        上海当然也有非常独特的条件，首先有着便利的交通，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都非常便利，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同时与韩国之间有多条路线可以利用，包括偷渡（当时叫密航）也可以与国内联系，这对临时政府联络国内外力量开展反日独立运动非常有利。

        其次上海有着便利的通讯条件，便于临时政府与国内和海外独立运动志士之间的联络。

        第三是因为上海有着较为发达的媒体，近代中国比较有影响的报纸都在上海，既有中国人办的，也有西方人办的，上海是东方最大的舆论中心，对于临时政府宣传自己的主张非常有利，因为临时政府初期采用的独立运动策略就是唤起世界舆论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同情，通过外交活动支持和帮助韩国摆脱日本的统治，上海的这种条件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最后一点就是租界的存在，这点我们不可否认，因为租界的行政权相对独立，特别是法租界。日本虽然介入了公共租界的管理，但法租界是法国单独管理的租界，并且从法国历史来看，或许是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们对革命运动的态度相对比较宽容，临时政府在法租界活动期间，法租界一直是明里暗里地帮助他们，如果日本通过政府层面来搜寻某些韩国人的话，在出于外交关系无法拒绝的情况下，法租界也会预先通知韩国人，等日本人来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抓不到任何人。一直到虹口公园爆炸案之后，法租界对韩国人的态度才发生变化。法租界是日本势力无法渗透的区域，这也是临时政府一直在法租界活动的重要原因。

        澎湃新闻：临时政府成立之初有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

        孙科志：临时政府初期活动的主要困难，就是资金困难。例如韩国独立元勋金九在自叙传《白凡逸志》中也写到那个时候他住在向中国人租用的临时政府办公室，临时政府数次搬迁皆因付不起房租而被赶出来。他平时吃饭也是在附近的韩国人家里吃，像个高级乞丐一样。

        另外后来投身韩国独立运动的金嘉镇的儿媳妇写过一本《长江日记》，也说当时的生活很苦，他们搜集别人不要的白菜帮子拿回家放点辣椒粉腌制一下就食用，如果给孩子改善生活就是到饭店里去捡油炸食品的残渣。所以资金困难一直是困扰临时政府的重大问题。

        其他当然还有安全问题，尽管日本势力渗透不进法租界，但仍旧想方设法，甚至采用绑架的方式逮捕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还雇佣了很多“韩奸”刺探韩国人的情报、搞暗杀，所以如何保证临时政府安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毕竟临时政府远离祖国，也没有得到更多的国际承认，不算正式的流亡政府，它面临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澎湃新闻：当时就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这个临时政府吗？

        孙科志：这也是韩国学界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临时政府曾经跟苏俄签订协议，让苏俄承认它，但是通过关系签订的协议，并且当时苏俄还答应临时政府提供资助，但最后这些资助都被其他人领走了，临时政府并没有拿到。

        另外临时政府还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政府也有过协定，是相互承认的协定，但是护法政府自身地位的合法性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一直到临时政府回国，没有一个国家在法理上承认临时政府的。不过当时国民政府事实上是承认临时政府的，特别是当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援助是完全公开的，此前的支持都是秘密的。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现在还保留着当时民国政府内部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是说外交部的政策是先于他国承认临时政府，就是说如果英美有意向承认临时政府，那么国民政府就先于他们宣布承认，但是最后并没有实现。

        澎湃新闻：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是怎样选举出来的？内部是否存在派系斗争和路线分歧？

        孙科志：临时政府采取的是三权分立原则，最高权力机构是临时议政院，领导人由议政院选举产生，但初期由于李承晚的声望，一直到1925年李承晚都担任着临时大统领（总统）的职务。而李承晚在上海总共待了半年，因为他觉得中国的派系斗争使他没办法在这里展开工作，后返回美国。

        后来李承晚意识到让西方国家帮助韩国获得独立没有希望，故提出委任统治——虽然韩国不愿意接受日本的统治，但愿意接受美国的统治，就像菲律宾一样。但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必要进行独立运动了，因此他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结果临时政府在1925年就弹劾了李承晚，他随后下台。

        临时政府和议政院内当然存在着派系斗争，这种派系一方面是围绕着独立运动的策略展开的，这就是路线斗争，文治派和武装斗争派；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以领导人的出身地域不同来分，有畿湖派，主要是由京畿道、忠清道的代表组成。还有西北派，主要是由平安道（即现在的朝鲜）的代表组成。但这种不是很明显，比较激烈的派系斗争是围绕着独立运动策略展开的。

        澎湃新闻：临时政府在中国领导的韩国独立运动都取得过哪些重要成果？

        孙科志：临时政府取得的成果，抗战爆发前最重要的是1932年1月8日李奉昌在东京狙击日本天皇，4月29日尹奉吉在虹口公园（现鲁迅公园）炸死炸伤日本侵华元凶。1933年后选派韩国青年进入中国军校学习，培养军事人才，有些后来直接加入中国军队，参加中国的抗战。1940年9月临时政府组织韩国光复军，参加中国抗战。

        临时政府在领导独立运动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成果，不过学界很少提，但我觉得很重要，这就是在抗战期间为独立后的韩国设计了建国蓝图即建国纲领——建立一个三方面均等的社会，即政治均等、经济均等和教育均等，这应该是受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影响，它叫做“三均主义”，也叫“三均制度”。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1932年韩人尹奉吉在虹口公园义举之后，临时政府被迫离开上海，先后辗转于杭州、嘉兴、镇江、长沙、广州、柳州、綦江等中国各地。直到今天，很多地方都还存有临时政府遗址，那么当时具体的迁徙情况是怎样的？

        孙科志：1932年5月之后，临时政府主要人员都迁移到杭州，但由于各种问题发生分裂，后来金九等人离开了临时政府，现在很多人说临时政府迁到了嘉兴，其实并没有，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这样说，因为当时金九是避难躲到了嘉兴。

        1935年临时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南湖会议，重组临时政府，可以说开始进入金九时代，金九完全掌控了临时政府。同年为躲避日本特务沿沪杭线的搜查逮捕行动，金九等便于1935年10月将临时政府迁至镇江。1936年2月，再由镇江迁至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后，临时政府也离开南京，金九率散居在南京、杭州等地的临时政府成员及各党派干部100余人，分乘三艘木船，沿长江逆流而上到达汉口。在汉口稍事停留后，于1938年3月经由洞庭湖迁至湖南省城长沙。

        由于日军的不断进攻，在张治中的安排下，临时政府于1938年7月又迁往广东省城广州。临时政府迁至广州后，各方面都得到当时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吴铁城的照料。后来到1938年10月，由于日军为策应武汉会战，切断中国海上对外联系，在大亚湾和大鹏湾登陆，于是临时政府在吴铁城的安排下，在粤西的佛山暂避了一段时间后，于1938年10月底由吴铁城专门调拨车辆，帮助临时政府迁至广西柳州。

        但日军随后大举进攻海南岛，对广西的威胁也日益加重，临时政府被迫作再次迁徙。这时候，在重庆的金九经过奔走，最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与交通部协调，调拨6辆汽车，于1939年3月帮助临时政府转移至重庆附近的綦江。在整个迁移的过程中，临时政府在綦江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有一年多，从1939年3月一直到1940年9月迁至重庆。

        澎湃新闻：1940年，临时政府一路流亡到陪都重庆，当时正处于艰难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如何？

        孙科志：虹口公园爆炸案后，1933年的春天，蒋介石专门会见了金九。因为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只是通过个人关系进行，1933年蒋见了金九之后，国民政府便开始从政府层面支持临时政府，包括提供经费，又在中央军校和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专门为韩国青年设立特训班，帮助培养军事人才。

        在整个迁徙过程中，国民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都给临时政府提供了便利。事实上是承认临时政府是一个流亡政府的，只是没有在名义上承认罢了。迁移到重庆后，国民政府在重庆郊外的土桥专门划出一块地方，建造了“朝鲜村”，还设立韩文小学，供临时政府成员和抗日志士的家属居住，同时将重庆的枣子岚垭辟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我在韩国读书时，一位韩国教授曾跟我讲过，在重庆时，就连临时政府成员和他们的家属喝的牛奶钱都是国民政府出的。

        另外，国民政府还一直帮助临时政府与其它党派实现统一。比如金元凤在武汉会战中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参加中国抗战，并不属于临时政府的系统，说来临时政府之所以能够实现统一，这与中国各界在中间的劝说是分不开的。1939年蒋介石分别会见金九和金元凤，劝说他们统一。在军事上，帮助他们组建韩国光复军。在外交上，帮助临时政府争取其它国家的承认，但是这点后来是没有结果的。

        澎湃新闻：关于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在中国抗战中的情况能否再细谈一下？

        孙科志：在光复军成立之前，韩国其实还有一个战地青年团，主要是在北方地区和中国军队一块儿抗战。后来临时政府左派在1938年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很多临时政府人士认为作为一个政府，应该有自己的军队。

        光复军是在1940年9月先成立了司令部，然后再去招募人员组建部队的。当时国民政府制定了《光复军行动准绳九条》，要求光复军归国民政府管辖。至于光复军在抗战中的活动，主要就是搜集情报，还有宣传工作，特别是对日的宣传工作，这主要因为许多韩国人的日语很好。韩国由于从1910年之后就开始使用日语进行教育，很多人是在韩国受了教育之后才到中国来。另外，韩语和日语比较接近，韩国人学习日语要比中国人容易一些。

        在抗战前线对日军喊话、策反日军，都是光复军的工作。同时他们也派了一些人到缅甸参加抗战，因为英国人懂日语的不多，所以当时在国民政府的协调下有一些韩国人也去了缅甸。至于光复军在抗战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想他们肯定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过也不能把这些贡献无限放大。

        另外有一些在中国军队中的韩国人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参加战斗的。例如，金元凤的朝鲜义勇队在刚组建时并不属于临时政府这个系统，后来朝鲜义勇队又有一部分脱离队伍，成为朝鲜义勇军。这些韩国人跟八路军一起参加战斗，在保定、邢台等地的战斗中很多人都牺牲了。

        还有一些虽然不属于临时政府系统，但从其他方面为中国抗战做出了贡献，比如郑律成，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曲者。

        澎湃新闻：临时政府自成立之始开展的一系列斗争活动，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何影响？

        孙科志：首先许多韩国人直接参加抗战，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另外就是韩国人在中国境内开展独立运动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例如在虹口公园爆炸案之后，当时有中国人写文章谈尹奉吉，有一篇文章叫《由尹奉吉想到中国青年应该怎么做》，说中国青年写来写去，还不如直接参加抗战。韩国人在独立运动中不怕牺牲的精神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震动，当时蒋介石也曾经说过：“中国几万军队都没有做到的事情被一个韩国青年做到了。”第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但是日军的重要人物一个都没有打死，但是尹奉吉做到了，侵华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被炸死，海军司令植田谦吉被炸瞎了一只眼睛，日军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掉了双腿。这对于中国的知识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许多中国青年要到后方参加抗战，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史料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但是尹奉吉的事迹对于鼓舞中国人的抗日士气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中国开展独立运动的许多韩国人都已经认识到，韩国跟中国应该携手抗击日本侵略。延边大学的一位学者也曾提到，在东北地区也有许多朝鲜人参加抗日联军，包括金日成在东北的抗日活动，该学者提到朝鲜人在东北有“双重使命”，一个是参加中国革命，同中国人民一起抗击日本侵略，一个是争取祖国的独立。

        事实上很多在关内活动的韩国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中国的抗日战争失败的话，那么韩国的独立也无从谈起，因此参加中国抗战跟韩国独立的目标是一致的，这点也是促使他们参加中国抗战的重要因素。